【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訊】左派與右派的說法起源於法國大革命，革命後的制憲會議上激進派坐在左邊，保王派坐在右邊。左與右是相對的概念，同一個政治派別可能會被更左的稱作右、被更右的稱作左，但政治光譜上的左右兩個方向確實有其客觀標準：左派傾向於維護低收入群體的利益，其激進派往往仇視高收入者甚至訴諸暴力；中間派傾向於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平衡而不是強調多數人（低收入者）的利益擴大化，一般主張溫和的行動；右派傾向於代表高收入階層或既得利益階層，其中的極端勢力則試圖維持寡頭政治式的舊秩序（如果此類極右翼派別勢力微弱，中間派甚至中間偏左的派別時常被稱作右派）。
中共和老毛子洋共的淵源不必贅言，洋共和歐洲左派（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則都是傳承於左派老祖宗馬克思。原始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基於早期資本主義，早就跟不上趟了，恩格斯晚年已經開始做出“修正”，後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義”經由第二國際發展為社會黨國際，實乃恩格斯一脈相傳。老毛子的“列寧主義”自我標榜為繼承發揚，實則為另類“修正”。
社會民主黨和列寧主義革命政黨的區別顯而易見，前者屬於民主憲政框架內合法鬥爭的溫和左派，後者則拋棄民主憲政，選擇武裝暴力奪權。二者有相同的群眾基礎，自然要爭個你死我活，後者掌握了暴力武器之後鎮壓起前者來毫不手軟。
列寧主義政黨武裝鬥爭時期是毫無疑問的左派極端分子，一旦奪權成功，則開始蛻變。背離了民主憲政的原則，剝奪特定階級的權利、自由、甚至生命，即使獲得多數人（所謂無產階段）的支持、打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招牌也屬於多數人的暴政。表面上為多數人謀取了利益，實則剝奪了包括多數人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幾乎全部自由（以暴力奪取而不是合法社會契約的方式），形成極度龐大的政府權力。假使這種政府權力能夠以普遍福利的形式返還於民，那麼列寧主義政權就可以大體保存其左派性質，如古巴（經濟落後但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較為完善）。
中共呢？建政之初，表面上消滅了“剝削階級”，貌似平等，但從來就沒有給占人口多數的農民以平等權利，數十年剪刀差敲的是農民的骨吸的是農民的髓，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成為相對的特權階級。什麼人是絕對的特權階級呢？中共官僚階層自從掌權就迅速異化為多數人的對立面（馬克思早年的“異化”理論很有價值，適用於他自己的孝子賢孫），絕對的均勻狀態只能是空中樓閣。舉個好笑的例子，1958年全國人民大煉鋼鐵，老鄧卻說：“到過東歐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他們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為黨內活動的俱樂部。我們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場合才好。”於是北京市委在北海公園附近修建了“高幹俱樂部”，高幹們有鑒別能力，不會像草民百姓那樣受資產階級的腐蝕，所以跳舞、麻將、橋牌、海外電影一應俱全。老鄧樂極生悲，打臺球摔斷了腿，不過因禍得福，借養傷之機避開了彭毛互相操娘的廬山會議。
有人認為老毛是徹頭徹尾的左派，為了消除中共內部的特權階級而發動文革。這個說法或許有些道理，我們也沒有必要深究老毛個人生活是否享受特權，但文革打倒了老鄧這批老特權階級，造就了王洪文這批新特權階級。左派暴力革命之特權異化無法避免，古巴也不例外（只是異化的程度稍低而已）。
老鄧幾起幾落，終於大權獨攬。老鄧之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起到了促進作用（政府放鬆了經濟控制，民間重新獲得一部分經濟自由）；在政治層面，老鄧當政之後的中共有了什麼變化呢？如果說老毛的年代中共尚且對社會福利有所注重（比如受盡剪刀差之害的農村也有赤腳醫生）所以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左派（極左）性質，那麼自老鄧起中共對社會福利就日益勉為其難不得已而為之，馬列意識形態被徹底拋棄，列寧主義政權的專制手段卻緊攥不放，“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絕大多數涉及權錢交易，社會日益貧富懸殊。中共當前的性質非左、非中、也非一般的右，而是極右：維持寡頭政治式的舊秩序，特權階層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中共之演變並非經歷了弱左、弱右的中間狀態而是直接由極左到極右（官僚階層的異化就是這一演變的開端，極左政治中出現了極右成分），因為政治光譜並非平直的標尺，而是繞了一個環形之後兩端相接；極左與極右物極必反，殊途同歸，二者看似遠隔天涯，實則近在咫尺。
中共的本質就是這樣一個極端化的政治派別。有人認為右派比左派更會搞經濟，從中共所經歷過的兩個狀態（極左到極右）來看，極右派在經濟上自然勝過極左（因其較少限制經濟自由），但中共當前的極右政治導致民權被剝奪，官僚資本惡性膨脹，經濟畸形發展，對中國危害無窮。我的政治傾向是經典自由主義，屬於左派眼中的右派，右派眼中的左派，我認為這恰恰是最合適的中道。中國應該通過怎樣的方式走向憲政民主，就不是這個帖子的話題了，但極左與極右都不是正道，這一點相信大家不會反對。
順便談一下和中共之類列寧主義政黨很相似的一個政治派別：法西斯。傳統的歷史教育總是給法西斯貼上“極右”的標簽，實際上法西斯主義來自左派，謀求的是“多數人”的福利，只是容納資本，採用了與列寧主義不同的方式而已。二者對強勢群體都恨得咬牙切齒，前者有時針對特定族裔（如猶太人，但並不是所有的法西斯政權都反猶，墨索里尼就是例外），後者主要針對有產者、知識分子（現在中共極右統治之下新的有產者是自家，知識分子也被打斷了脊梁，所以政策變了）。二十世紀最早的法西斯政權不在意大利而在匈牙利（1919年建立的霍爾蒂政權），1920年匈牙利法西斯政權規定大學錄取猶太學生的比例不能超過猶太人在匈牙利的人口比例，5%（此前猶太人占據了大學生人數的25%）。這項法令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法西斯法律之一，那時法西斯這個名詞還不流行呢，算是追認的吧。蘇聯也實行過類似的限制猶太人升學就業的做法，中共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則專門歧視漢族。美國左派有人提出大學應實行族裔比例錄取制（效果上損害的是亞裔的利益），或許不知道這套東西法西斯和布爾什維克早就搞過了。左派、土洋共與法西斯的親緣關係可見一斑。
本質上講，極左和極右都導致人民失去自由、政府包羅萬象（尤以極左政權為甚），此之謂極權專制。另一方面，民主制度難免有遷就多數群體的傾向，但適當的憲政共和制度可以約束民主選舉本身的一些缺陷，尊重多數、保護少數，並在政府內部實現權力的平衡以避免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能夠出現什麼“和諧社會”，那也只能是憲政民主的社會，沒有完美的和諧但有相對的動態平衡並能夠自我調節。這就是中國的希望之所在。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