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4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11月28日
我們的部隊已經到達戈麥爾附近。戈麥爾位於第聶伯河和別爾齊納之間的切爾卡塞和克列緬楚格地區。
隨著多爾馬托夫、尤任和阿列耶夫的離去，我逐漸忘卻了窯洞生活。現在，我住在一所房子的左邊，科列亞住在右邊放電台的屋子裡。
屋裡空蕩蕩的，見不著一個人，深感寂寞！
莫斯科傾向於同意我的意見，這從對我報告的簡短回答中可以看出來。季米特洛夫同志對我最近的報告答復說，不要把毛澤東跟中共看作是一回事。中國革命是反帝性質的，這一革命將給伍億人民帶來解放，這本身就是進步力量的一個偉大勝利。
1943年11月29日
王明臥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絕。在這種情形下，局勢的發展對以他所代表的整個政治路線，越來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會議。現在的這次擴大會議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錯誤。
王明被指責為犯有種種滔天大罪。使「機會主義傾向」在中共黨內紮根的，是他；(夥同博古、周恩來、洛甫等人)向國民黨採取妥協而阻礙了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據說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幫凶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他們用最卑鄙的藉口，來證明王明的「反革命行為」—他在上海被捕後獲釋，這裡面有鬼。就以這作理由證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們還指責王明忽視共產黨開展鬥爭的民族條件，因而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觀點。一些受到中央委員會譴責，說他們在王明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犯了錯誤的人，污衊起王明來最為惡毒。
葉劍英、洛甫和周恩來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有害的，極其錯誤的，他們的發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線」的破產。
為了鞏固鬥爭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題為《兩條路線》的書。只需對該書略加瀏覽，便足以看出，它是專門為毛澤東王明的「有害」政策(「機會主義」)進行鬥爭服務的。
博古也由於是共產黨當時的一個領導人而受到特別注意。在毛澤東的壓力下，他不得不發言三次來說明他的觀點，每次都承認了錯誤。
博古對我說起這件事時很難受。但是，他蒙羞受辱，並不到此為止。昨天，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提出，他必須全面準備，進一步詳詳細細地把所有的問題說清楚。
中央委員會領導人的心情好似送葬一般。他們盡力待在家裡，相互之間存有戒心。他們希望談話時旁無見證，用各種藉口來避免跟人接觸。到處都籠罩著壓抑的、恐怖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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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中共中央的高級人士對蘇聯所採取的態度仍舊感到驚奇。他們對蘇聯總是心懷不滿，因為蘇聯沒有給特區提供武器、裝備，只供應各種貨物。他們無法理解，也不願理解，我國人民正在進行一場歷史上最艱苦的戰爭，蘇聯人民在流血，蘇聯在經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
他們機械地把蘇聯看成跟美國一樣，但是，美國的國土沒有挨過轟炸，城市沒有被焚毀，敵人沒有佔去整片的工業區。美國人民沒有被無情地、有計劃地予以消滅。
雖然美國在打仗，但它的經濟一直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下發展著。因此，它才得以按租借法向反希特勒聯盟的國家提供巨大的援助。
蘇聯要提供任何援助，就是給事實上已經很緊張的經濟再加上沉重的負擔。這兒的人把蘇聯看作是個聚寶盆，從而有可能也有必要從中取得各種各樣的物資。但即使在這些困難的年頭裡，我國還是向中共提供了一筆筆巨額現金援助，這幾乎是傾囊相助了。
我本人就是這種援助事宜的目擊者。毛澤東對此也很清楚，這一筆筆巨額援款都是他親自接受的。(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