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警惕「非人化」語言的敵意

【新唐人2012年2月10日訊】 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當作同類來憐憫和愛

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資刊登侮辱內地人的廣告,把內地人暗喻為「蝗蟲」,甚至還編了「蝗蟲歌」。有文章批評唱「蝗蟲歌」的,說是「與香港開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實,就算在不那麼開放包容的地方,把人辱罵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極其惡劣的「非人化」行為,在道德和倫理上也是不能允許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將一些人或一部分人類異化為非人的生物。與單純將人比喻為動植物(如雄鷹、駿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像動機和心理往往是敵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許多戰爭的宣傳動員和心理準備,它把「敵人」想像和描繪成「異類」,在人類等級上低於自己,或者乾脆就把他們排除在人類之外。這些戰爭不僅發生在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而且也發生在階級或政黨之間。

將別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種習慣和思維方式,會對社會和人民造成極大的人性傷害,使他們變得殘忍、暴戾、非理性、充滿仇恨、喪失人性。人類學家蒙塔古(AshleyMontagu)、麥特森(FloydMatson)把「非人化」比喻為「啟示錄第五騎士」。《聖經•啟示錄》描繪了末日審判,「啟示錄」這個詞因此用來指代世界末日,按「啟示錄」的說法,分別有騎著白、紅、黑、灰四匹馬的騎士,將瘟疫、戰爭、饑荒和死亡帶給接受最終審判的人類。屆時天地萬象失調,日月為之變色,隨後便是世界的毀滅。「非人化」這個第五騎士帶來的便是仇恨,它同樣可能給人類帶來可怕的災難和毀滅。

納粹統治德國的時候,希特勒多次稱猶太人是一種細菌疾病,稱讚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細菌的發現者)和德國科學家羅伯•科霍(RobertKoch,肺病病菌的發現者),為德國人戰勝猶太人提供了科學的根據。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們現在的鬥爭和上個世紀巴斯德和科霍所進行的鬥爭是一樣的。猶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滅猶太人,我們才能恢復健康。」有一段時間,非人化語言也曾經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爛狗頭、引蛇出洞、關牛棚以及割尾巴、翹尾巴、小爬蟲、害人蟲……這樣的語言剝奪了「敵人」作為人的屬性,使得仇恨和虐殺成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覺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無負疚之感。

與「非人化」相反的是對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這種想像的動機和心理則往往是愛和憐憫。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輕》共有7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後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條叫「卡列寧」的狗。卡列寧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達一種人道主義和愛的「博大人性」。

愛是一種人類的美德,但只愛自己的同類(為此將他者非人化為異類)並不是真正的愛。有一天,特麗莎獨自坐在那裡,「卡列寧把頭靜靜地擱在特麗莎的膝頭上,她不停地撫摸著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腦子中閃現:對自己的同類好,並不是什麼特殊的功績」。人類把動物看得低人一等,因為動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動物、不把它們排除在愛之外的人們,才能說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類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純淨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無權力的時候它才展現出來。人類真正的道德測試,其基本的測試……包括了對那些受人支配的東西的態度,如動物。在這一方面,人類遭受了根本的潰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紋都根源於此」。

當醫生托馬斯看著妻子特麗莎抱著狗兒卡列寧的時候,他的心裡也充滿了這種博大人性的愛,「我看見她坐在樹枝上,撫摸著卡列寧的頭,反覆思索著人類的失敗。我腦海中又出現了另一幅圖景:尼采離開他在杜林的旅館,看見一個車伕正在鞭打一匹馬。尼采跑上前去,當著車伕的面,一把抱住了馬頭放聲大哭起來」。

我們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當作異類來敵視和仇恨,還是當作同類來憐憫和愛,真正受到考驗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的人性。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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