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7日訊】讀台灣作家張大春的《認得幾個字》是一次愉快的經歷。然這些由閱讀而來的「知識的愉快」姑且先按下不表，只從我注意到的書中的一個細節談起。大春這本書附錄了大春公子張容小學四年級時的一篇作文，作文題目下標的是：「四年孝班張容」。「孝班」是個什麼東西？還好我也是喝過點墨水的，也曾受過點中國傳統的沾溉，雖然少得可憐，所以很快就釋然了。事後查資料，與我事先預想的差不多。原來與我們慣常是用阿拉伯數字編班不同，台灣一直是用「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溫良恭謹讓，理智誠勇廉」這樣的順序給小學編班命名。要之，這不是一時應景地進行我們大陸人所熟悉乃至已經厭煩的「傳統文化秀」，傳統文化已經實實在在地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我們看來自然大開眼界，台灣人自己卻絲毫不以為意，因為那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真正的美是惹人愛憐的，因為真正的美是世界上最脆弱的東西；傳統也一樣，一經破壞，便很難再修復、弘揚。如果以為辦幾家孔子學院，幾所國學研究所，再請幾個水平參差的「學術」明星到電視上講講《論語》、《弟子規》，傳統就復活了，那就只能是個笑話——這些東東，孔夫子見了若是不吐血，已屬萬幸。
我們應該慶幸中國傳統在數經浩劫，已臨蕩然之後，在祖國東南一隅得以延續，甚至依然是我們的同胞正在進行的生活。我們從電視螢屏上瞭解到的是一個經常在立法會上吵吵嚷嚷，甚至老拳相向、大打出手的「盡失體面」的台灣，但那只是「政客」的台灣；還有一個敬畏傳統，好學好禮的安靜的台灣，那才是日常的、真正的台灣。許子東先生談過「傳統」的台灣給予他的感動。星期六夜裡12點，在我們這邊應該是歌廳夜總會或者夜市的大排檔才會人氣火爆的時刻，在台北有名的敦南誠品書店門口卻排了老長的隊，青年男女都在那裡買書。許子東教授感慨說：「要是比大樓，比閱兵，台灣自然沒法跟大陸比，可是有一樣東西，大陸誰跑出來說，你有比它好的，我真的不相信，比如敦南誠品書店。」
站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立場上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反省，我們的文章已經做得足夠多，也足夠深刻。然而再多、再深刻的文章卻可能或已經被證明與經驗事實相違，因為在中國傳統被保存得非常好的台灣還是長出了自由，結出了民主政治的果實。我現在覺得中國傳統遠沒有我們想像的或者從學理上認識的那般猙獰與可怕。就說「忠」吧，在「忠孝仁愛」諸價值觀念中，「忠」自然最有理由被視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大礙」，因為「忠」通常的理解是「忠君」，距離現代民主政治的距離可謂最遠。但是，「忠」也可以只是「忠於職守」，所謂「守職奉上」，「守職」還排在「奉上」的前面。而「敬業」、「守職」我想是什麼樣的時代都需要的吧。龍應台當年來北京後寫了篇《在北京吵架》，陳丹青到台北後寫了篇《安靜的台灣》，一邊是溫良、教養、細心與專業，一邊是粗暴，冷漠，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凶極惡的生意經。龍、陳兩先生提供了讓我們讀來五味雜陳的關於台北與北京的另類「雙城記」。
最後的話題還得回到大春的《認得幾個字》。我本來有機會見到大春，大春來南京，我因事耽擱，從而緣慳一面。但是還是從電視上看到了他。我感覺，大春的形象是對「腹有詩書氣自華」的最好註解。如果允許講實話，我不得不說，台灣作家傳統的「舊學」或者說「國學」功力要遠勝過大陸作家。大春是小說家，然於文字學方面的造詣卻可能讓大陸的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的博士生也驚嘆弗如！其實，作家的「學問」在中國是有傳統的，現代作家中多同時具有學者身份者，魯迅自然是其中翹楚。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大陸這邊一代甚至數代作家於舊學已經相當隔膜，而漢語書寫的審美傳統就根植於這些「舊學」之中。說來也許有點危言聳聽吧，於舊學的不甚了了或許跟現在作家對語言的輕慢態度不無關係。近讀本屆「茅獎」的獲獎作品，欣慰之餘，猶有遺憾。即使是這些優秀作家，讀他們的作品已經沒有了讀他們上個世紀剛出道時作品的興奮，短短十多年，他們中很多已經耗盡了自己的語言貯藏。
為大春作序的阿城談到了台北的作家閒談時經常用「舊學」來逗樂，比如大春有一次就問在座的一個作家朋友：王安石北宋熙寧某年有某詩，末句是什麼？快說！他的這個朋友邊喝酒邊悠悠吟出末句，大春便說：「嗯你可以。」大春也會被反問，答對了便哈哈大笑。作家中算是有學問的阿城早被這樣的問答驚得「魂飛魄散」。試問：大陸作家中有幾人可以輕鬆應付這樣的「閒談」？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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