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訊】 自周公創製禮樂以來，儒家的教育一直佔據貴族教育的正統。其間雖然有過一陣禮壞樂崩時期，但經過孔子的系統闡述，董仲舒的廟堂進策，漢代以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而成為教育的主流，儒學也被歷代君王尊為立國之本。儒家教育的核心即是：修己與仁愛，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做一個坦坦蕩蕩的君子。與現在西方社會的公民教育相比，傳統的儒家教育則是一種貴族教，其教育的內涵充分體現了真正的貴族精神：君子士人內修己心、外泛愛民，齊家治國而功自豐。
兩千多年來，儒家教育為歷史注入了永不枯竭的道義源泉，也為中華民族培養了無數的志士仁人與英雄豪傑。他們居廟堂則心掛萬民，泛江湖則詩酒為鄰，臥山林則德化一方，處窮獨則修心不輟。儒家思想也為我們的民族提供了最為強大的內在凝聚力與文明同化力，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有著五千年連續歷史傳承的國家。儒家教育還塑造了一個由社會精英組成的士人政府，使中國保持了數千年的繁榮穩定，在世界獨樹一幟。歷代君王以儒治國也使傳統中國德被鄰邦，強大卻從不稱霸，文化與科技遠播四方，被鄰國視為天朝上國，禮儀之邦。傳統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一直領先於世界長達兩千多年，這也是儒家理念治世之功。漢、唐之盛況自不必說，大宋、大明、大清哪一朝不是文明鼎盛、富甲一方！大宋朝時，中國就已經有了施藥局、慈幼局、養濟院、漏澤園等具備城市高級現代化特徵的福利設施；中國的農業、製造業、手工業、娛樂業都是世界最發達的，中國的經濟總量最高時候佔當時世界的百分之八十。《馬可．波羅遊記》中的中國元朝時期，在西方人的眼裡，那可是天堂。大明朝的海上艦隊天下無敵，海上貿易更是舉世無雙。即使是滿人統治的大清，也取得過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
有人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禁錮思想，就是愚民。歷代君王雖然罷黜百家，但並不是滅絕百家，百家思想在民間依然自由傳播，從沒斷絕過，何談什麼禁錮思想。而獨尊儒術只是官方意識，並非強迫全民接受。連皇家、帝王從小也要接受儒家的教育，難道他們是用來愚己？傳統社會的中上階層接受的幾乎都是儒家教育，難道他們是心甘情願的被愚弄，然後再去愚弄老百姓？而大部份的百姓只是接受了儒家的道德教化，有幾個懂儒學？敢問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有如此輝煌的歷史？古埃及早已湮滅無聞，強大的羅馬帝國不過是幾百年之盛，亞歷山大的征服更是曇花一現；星羅棋佈的歐洲大陸，千年之間，有過多少次的戰爭與屠殺？如果這樣一個輝煌的文明國度是一群愚民創造的，那地球上誰還能自稱智人？難道是那些整天到晚罵祖宗劣根的憤民？如果愚民教育能整出一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來，這樣的愚民豈不是民族之福？如果愚民能使華夏生民在幾千年的時光裡，大部份都敬德行善、崇尚聖賢，民風淳樸、世道安寧，那麼這樣的愚民豈不是治國良方？！
也有人說，科舉考試就是愚民政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府要想選拔人才、任用賢良無外乎選舉、考試兩種模式。傳統的中國，早期的舉孝廉由於可操作性效率太低而逐漸淡出，代之以科舉考試這樣一個公平的用人模式，它使得社會的精英人士能最大程度的得到善用，也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平等參與政府運作，政府也能體現各階層的民意。歷代的許多能臣賢相能起於草莽之中，靠的就是科舉。但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弊端，時間一長更是流弊日甚，這並不是設計制度者的初衷。
還有人說：儒家思想就是愚民，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是證據，這種說法是經不住推敲。不管在什麼社會，教人向善、修心、仁愛、忍讓都是對社會有益的，同時也能使人真正的獲得智慧。若說教人做好人就是愚民，只能說持這種論調的人自己的變態。孔子若真的主張愚民，何必在民間辦學？何必有教無類？何必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一些庸師的斷句錯誤，正確的斷句應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大意就是，對道德高尚的民眾，只要讓其去做就行了，對道德普遍衰敗的民眾，則必須要使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去做才行。
歷史上，中國的儒家文化也輻射了周邊的許多鄰邦，使得這些國家也紛紛以儒家的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中心。難道他們也是拿去愚弄其國家的民眾嗎？至今韓國、日本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依然以把儒家教育作為其公民教育的一部份，他們的國家照樣繁榮富強，其民眾一點也不愚昧。而拋棄了儒家教育的中國大陸，蘇聯的黨文化洗腦造就了中國大陸億萬個精神殘障的愚昧國人，還反過來對儒家百般謾罵，其荒謬與愚昧才證明中國大陸的愚民之成功。
黨文化洗腦使人有諸多特徵：說話狠毒、推論武斷，隨便對人說惡話和誹謗傳統，以自己都沒弄清楚的「封建社會」、「家族集團」、「家天下」等被教育和宣傳賦予了特別政治內容，當成政治棍棒用的詞語，強橫霸道地去說孔子、孟子等古人；一個成年人聽一句「天譴」就會蹦起來，不會理性思維，不懂天立意、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分明漠視生命和仇恨，卻以為在反奴性、迷信和專制；以移植蘇聯心靈到中國指鹿為馬、賊喊捉賊，以所謂國民劣根性去抹黑華夏的道德禮教遺產，錯誤地將所有邪惡言行乃至刑事犯罪都推給五千年。
以蘇聯黨文化放大中國人心中的妄念，將文化殖民侵略的產物跟儒家君子文化捆綁在一起反，「大膽假設」、不求證而信口開河，甘願做伏爾泰要「踩死」的「敗類」，以西來馬列解讀一切，反禮教傳統，盲目反對一切，執著個人覺得對的想法，以黨文化灌輸的知識和培養的情感衡量是非，喪失了自省意識。
其實，「黨」之一字，在中國古代並非好字，繁體「黨」字，上尚下黑組成；貶義詞即為「朋黨」。自秦漢以來，朋黨政治史不絕書，如漢有「戚黨」、「宦黨」、「清流黨」，唐有「武黨」、「韋黨」、「牛黨」、「李黨」，明有「閹黨」、「東林黨」，清康熙初年有「鰲拜黨」、晚年有「太子黨」、「皇四子黨」、「皇八子黨」，清光緒戊戌年有「帝黨」、「後黨」。史載：東漢宦官亂政，單超等「五侯宗族、賓客黨羽虐遍天下」，張讓等「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搆陷明賢，專樹黨類」；中唐后妃專政，武氏臨朝稱制、韋氏竊權酖夫，「有司選士，多是親黨」、「文武之臣，大半附之」；明朝王振、劉瑾等「閹黨」肆虐，大貪污犯劉瑾公然宣稱「滿朝公卿，多出我門」；到了「九千九百歲爺爺」魏忠賢的時代，「閹黨」聲勢登峰造極，從中央六部到地方督扶皆由魏的走卒把持，朝廷官員依附於閹豎者不計其數，「列卿爭相獻媚」，為太監建生祠，將文盲與孔夫子並祀；清康熙初年，權臣鰲拜欺負年幼弱主，把持朝政、排斥異己，「相好者薦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盡出伊門」。
在專制帝制之下，上至皇親國戚，下至州撫縣令，為了能夠在官場上站穩腳跟，更為了「在政治上有所進步」，依靠單打獨鬥總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為官者，總免不了要巴結權貴、阿附恩主，也總忍不住會提拔親信隨從、栽培門生故吏，以便上有靠山、下有跟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險惡的專制環境中獲得更大的政治優勢。不僅嚴嵩、高俅、劉瑾、魏忠賢一類的「奸佞小人」在官場中結朋聚黨，就是飽學之士、名流賢達，也往往難以脫俗。漢之清流黨、明之東林黨，其黨人首領皆是當世公認的正人君子。甚至德高望重的宰執大臣如張居正、王安石，也有過私交內侍太監、任用親隨小人的不良記錄。即便是千古流芳的唐太宗李世民，在稱帝之前也做過收買眼線、拉攏后妃、安插黨羽、蓄養死士的陰險勾當。可見，朋黨政治與專制政權不可分離，二者相伴而生、相輔相成，乃是根在制度，事出必然。
朋黨政治的興盛，根源並不在於朝中有黨、黨中有派，而在於權大法小、權力失范、「立黨為私」。其要害之處，首先在於人事權力、「幹部制度」的幫派化、朋黨化——即選拔任用官職的機制脫出了選賢任能的顯規則，而以血緣、婚姻、私交、故舊、鄉黨、同門之私下交易為潛規則。要而言之，所謂「朋黨」無非是以官位的私相授受而拉幫結派，扶植親信、任用心腹、網羅黨羽、互相提攜、朋比為奸、結黨擅權、上下呼應、黨與攀援、彼此庇護、沆瀣一氣。
朋黨政治與多黨政治只一字之差，但二者相去萬里。前者是專制政治之贅疣，後者是民主憲政之特產。唯有後者，才是前者的對症剋星。二者主要的差別有三：其一，朋黨專以血緣、裙帶、私人關係網為相互勾結的紐帶，而民主政黨則以理念、綱領、政策之差異為相互區別的前提；其二，朋黨政治多為私下串聯、黑箱操作、暗盤交易，而民主政黨則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自由結社、公開運作；其三，朋黨政治是「立黨為私」，專以黨同伐異、一黨獨大、竊國弄權為目標，而多黨政治則以遵憲守法、服從民意為依歸。
中國大陸建政以來，已隨帝制俱亡的朋黨政治又沉渣泛起。毛澤東時代屢有所謂「宗派主義」、「獨立王國」、「反黨集團」，除去那些子虛烏有的蓄意栽贓之外，其餘者也不無陰結朋黨之嫌。到文革時期，朋黨政治蔚為大觀，終於氾濫成災、一發而不可收。文革驟起時，「黨天下」的權力結構便急劇家族化、朋黨化。毛林二家大權在握、通家富貴。不但江青、葉群的地位迅速竄升（事實上，文革期間江青一度權傾朝野，她的實權不亞於林彪、周恩來而居「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就連毛家的黃毛丫頭肖力、毛頭小夥子毛遠新、林家公子林立果等「太子」「公主」也官居省軍級，甚至成了「革命群眾」狂熱崇拜的對象。一些缺乏廉恥的黨國功臣不惜自矮身段，對毛林的家人走卒巴結投靠、競相尾隨。以「文革小組」和「軍委辦事組」這兩個非正式權力機構為依託，毛林家族各自網羅親信、廣佈黨羽，結成了兩個先是盟友、後成仇敵的大型朋黨集團。到了文革後期，「老幹部」重返政壇，這些文革受害者們同樣也是朋比陰附、相與為黨，無一日消停，……。
中國素有「立黨為私」的傳統，夫榮妻貴、子弟弄權、秘書得寵、故舊優先之類的醜事，在官場不足為奇。從中國大陸的現狀人們看到，朋黨幾乎完全壟斷了官員官員晉陞的所有機會，「凡所晉級，悉為朋黨」，盛產華而不實之徒，其權威只能建在沙基上；官方的人事體制已徹底淪為維護和瓜分既得利益的工具，失掉吸納精英、更換再生能力。以上林林總總的朋黨體系，雖曾有局部權力制衡之政治功能，卻與歐美多黨競爭、日本派閥政治的制衡機制大不相同。一言以蔽之，拉幫結派乃專制政治之弄權伎倆，終究是奸佞小人謀權奪位之道，而非良法善政長治久安之途。
民主是個好東西，朋黨是個壞東西。朋黨之害，史有明鑑。清康熙帝曾嚴令門生故吏不得在恩主轄下任職。清嘉慶帝曾規定高官「子弟不准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他們知道，朋黨坐大，勢不能禁，到了尾大不掉、請神容易送神難的那一天，「江山社稷」難安穩。
清朝皇帝居然又如斯的明白，得歸功於他們對漢文化的歸服，歸功於自周公創製禮樂以來，儒家的教育一直佔據貴族教育的正統。
不否認在中國歷史上有一些黑暗的事件，古代的宮闈政治也有其殘忍的一面，幾千年來也出過不少惡類、邪類，歷史也沉澱了許多負面的因素。因為人類社會不是天堂，人心是善惡同在的，在慾望的追逐中，有的人就會幹出邪惡的事來。但這並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人心不正造成的；一種優秀的文化能最大程度的抑制人心的惡念，卻無法完全消滅人心的惡念。況且這些糟粕的東西與傳統文化的輝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放在五千年的歷史長河裡，更是滄海一粟。而中國大陸的洗腦卻是顛倒因果，把所有歷史上的一些極端事例誇大渲染，說成是傳統文化與儒家的愚民教育導致的。為此中國大陸的御用文人還捏造出了「封建統治階級」這樣一個歷史標籤，貼在歷代的君王與政府頭上。歷史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人群有分工、國家須治理，有政府、有皇帝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黨文化的嘴裡，他們都成了剝削階級，都是吃人的。於是乎，「封建統治階級」做了壞事是罪大惡極；做了再好的事，也只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別有用心，是為了長期的剝削民眾。用這種邏輯來看歷史，中國五千年歷史都是黑暗的，傳統社會分成了兩個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階層，沒有共同利益，老百姓永遠都是水深火熱，皇帝官員永遠都是壓迫者。
黨文化不同時期變換著花樣破壞從炎黃到民國「天地人」的中國道統，毀壞儒家「和為貴」家族禮教傳統的成效。其實，依照法國法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所作的研究，中國禮教是「消滅由暴戾性情所產生的一切邪惡的極其適當的方法」，「不能毀滅的」。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信與仁義禮智同為最重要的倫理之一，誠實守信是為人之本，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國古人非常重視誠信，講究「誠」，是指以誠待人；講究「信」，是因為「人無信不立」。《聖經》中也說：「誠信比財富更有價值。」然而，因為60年來蘇聯的黨文化一直致力於摧毀中華傳統文化，中國大陸媒體天天造假，其他各種各樣的造假行為導致了中國人之間的誠信危機，也嚴重影響了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與信譽。
不斷地造假，使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幾乎喪失殆盡。同時，從古至今人性中最壞的一面也得以張揚，告密、間諜，互相監督，使中國人之間互不信任，也不敢公開講真話。
堅守誠信，本身是一種不分時代、不分地域的普遍真理。古人云：「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誠者商之道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還認為寧可去兵、去食，也不可失信於人。因此對於中國古代的聖賢們來講，堅守誠信是一條不可踰越的道德底線。縱觀當今的中國社會，任何一種行政的政策與手段都已經無法根除社會的弊病。重德修心，恢復人與人之間的誠信，特別是徹底制止對真善美的迫害，才是未來的中華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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