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9日訊】旅居澳洲的印尼梭羅華僑公學學長李仕賢發來電郵說，我的老師黃克忠久病後於日前病逝於北京，兒子還在獄中，孤家寡人，晚年淒涼。早在四年前，香港的梭羅學長已告訴我黃老師晚年的不幸，經過久病的折騰，終於「解脫」了。
爪哇古城也有中共活動
梭羅是印尼中爪哇的一個古城，與鄰近的、曾經在獨立戰爭時期作為陪都的日惹都是爪哇文化的中心，但是地位不如日惹；它也是因其歌曲而著名的梭羅河的發源地。我在梭羅度過童年時代，讀完小學。然而就是這樣距離中國遙遠的小城市，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經有中國共產黨活動！
對我來說，黃老師是非常特別的老師，因為他是我的「革命」啟蒙人。我在梭羅讀小學五年級時，就是他，借給我看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第一次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我走上「革命」道路。
當時是一九四七年，印尼還在荷蘭統治下，開展「警衛行動」鎮壓當地的獨立運動。這些書當時還是禁書呢。一九四九年我小學畢業時，黃老師在我的紀念冊上題詞期望我做「小魯迅」，這對我後來從事寫作，也有某些激勵因素。
老師為何特別垂青我？除了當時我對閱讀的愛好，更主要是我的身份，因為我的老爸是華僑公學的校長，老媽則是老師，華公有初中部，有的初中畢業就來教小學了。當時的師生關係非常親密，甚至與學生的家長關係也很親密。也因為爸媽的關係，我與這些大我好多歲的學長都認識，也一直沒大沒小直呼他們的名字。由於老媽後來移居香港，這些學長回中國後，大部分也從中國回流香港，所以還繼續保持聯繫。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們全家遷居印尼首都巴達維亞（不久印尼宣佈獨立改名雅加達）。梭羅的學長回國經過雅加達上船時，都會來看我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前，華公就有一批學長回國獻身革命，有的在香港達德學院先受訓，想見華公也是「革命搖籃」了。為何會如此，倒不是我爸媽的原因，他們與共產黨沒有關係，只是思想比較開通而已。後來我才知道，老爸前任的校長楊新容，是中共地下黨員，一九二七年清黨以後流亡印尼，是他打下的基礎。我不曉得，老師中有多少共產黨員或「青聯」成員。
一九四九年回國投身革命
一九四九年那年，就有好幾個梭羅的學長回國了，克忠到北京後，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是對印尼廣播的組長，改名黃阿玲。在印尼組的還有從梭羅回國的林光果，後來也回流香港。最賢、仕賢兄弟倆也是那一年回國的，他們是梭羅一間百貨公司「土庫榮茂」的少東，沒有繼承家業就回國投身革命，可見其寶貴情操。仕賢後來還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作戰。想想當時這些年輕人比我還「瘋狂」。當時還有一位學長叫吳家裔（後改名志生），他參與進軍西藏，後來在馬列學院任教，再轉到門大學的南洋研究所（？）。
當時梭羅一家有名的華人餐館瑪琅酒家（瑪琅是東爪哇一個城市名字）少東廖國宏，也是一九四九年左右回到中國，不過他留在廣東，在中國旅行社工作，大概是在一九七零年代，派到香港，負責香港中國旅行社的工作。這是我媽媽一九七零年代初回到中國看望我時告訴我的。
還有另一位叫梁英明，他離開梭羅後沒有回國，而是到雅加達巴城中學讀高中，然後留校任教，是我高中二的歷史課老師，一九五五年回國他是一個傳奇人物，不久前，我剛好在台北的秋水堂買到他的新著《東南亞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去年他正好八十歲。
這些學長中的女性是陳亞瑤，她也是很早回國，就讀於唐山鐵道學院。後來也回到香港，一直與老媽有聯絡。她的姐姐、姐夫在日惹做生意，與我們非常熟悉。這些學長的侄子、外甥輩後來也因排華（中共的顛覆活動需負相當責任）而大批回國，若干年後，我們全倒流會師香港。
但是真正的革命老前輩，恐怕還是王紀元。假期，我們會到日惹去玩，那裡有好幾個朋友，其中一個就是他。記得還是日本佔領時期，爸媽帶我到日惹的一家旅館，找了一位叫「李樹華」的朋友，我之所以印象深刻，乃是因為他把我背在肩上跑，我從來沒有這樣「享受「過。後來我們搬到雅加達，才知道那時擔任華文「進步」報紙《生活報》總編輯王紀元，就是那位李樹華。大約一九五四年前後，王紀元與楊新容先後被印尼政府驅逐出境。看來，印尼政府還是掌握到哪些是中共地下黨的領袖人物。而我是在回國後，尤其是文革發生後，對共產黨逐漸有真正認識，才瞭解他們的「地下黨」身份。
最老革命前輩是王紀元
我到了香港後，知道王紀元在香港的三聯書店，負責中共在香港的文教工作。但是既然離開了中國，除非是民間人士，我已經不願意再與這些身負特殊使命的政治人物打交道，所以不論是王紀元，還是廖國宏，我在香港都沒有與他們接觸。去年在網上看到人民大學同學、也是香港人大校友會創會會長饒熾烽（也是印尼僑生）接受採訪時談到王紀元，也在這裡記上一筆。
以前，講到中共地下黨在印尼的活動，涉及這些學長，我不願指名道姓，怕導致他們不便。但是現在他們有的已經走了，活著的也都到了等候上帝召喚的年紀，也怕以後記憶力衰退，或突然有什麼不測，為了給歷史留下真實的東西，我決定真名實姓寫出來了。
說來也很奇怪，我回到中國，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零年在北京住了五年，居然沒有去找過克忠。除了以往我的內向性格，也可能反正不急，總有見面的機會。尤其後來政治運動很多，經常離開學校到外地，結果就真沒有再見面。因此我現在對他的印象，還是一九四九年前的音容。
有關克忠的消息，都是林瑞謨告訴我的。他也是我的梭羅學長，非常活躍，因為都姓林，而且是閩南人，與我們家是世交，雖然只比我大幾歲，大家叫他「阿謨」，我卻要喊他「阿謨叔」（用混有爪哇音的閩南語來稱呼），一直很不服氣。他後來擔任天津市羽毛球隊教練，路過上海會來找我。以後大家到了香港，他也都與我媽有聯絡，所以老同學、老學長的情形都是從他那裡知道的。克忠的兒子涉經濟犯罪被關，也是他告訴我的。
那些年，阿謨常去中國做生意，所以把我在香港的情況也告訴克忠，他轉話要我不要太接近政治。是我寫中國評論，他覺得不妥，還是他看破政治，要我遠離？
晚景如此淒涼令人心酸
在香港期間，阿謨給我帶來黃阿玲署名的《中國印尼關係史簡編》，一九八七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內部出版。當時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人們反思過去，尤其我早就覺得當年在印尼，參加中國地下黨組織的「愛（中）國」活動，簡直就是「粗暴干涉印尼內政」的罪過，但是這本書給我的感覺還停留在舊思維，例如指責當時印尼總統蘇哈托是「反動派」之類。所以雖然克忠給了我他的名片，然而我想見面也話不投機，甚至還要接受「教育」，加上後來我被禁止進入中國，也就沒有與他聯絡。
如今他去世了，一切成了過去。我不會埋怨他當年借給我那本書，沒有那本書，以當時我所處的環境，一樣要淪為「愛國憤青」。何況，我走什麼路，都是我自己的選擇。但作為我們這一代印尼華僑的「革命先輩」，晚景如此，還是令人心酸。
文章來源：《動向》2012年1月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