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7日訊】因為要出版幾本文學作品，這段時間在忙著整理自己的草稿，這才發現以往所寫的雜文中，有幾篇是議論公共知識分子的。本想把這幾篇文章分期貼到博客上，可想了想，文章的篇幅太長，不適合呆在博客裡，就打消了這個念頭。不過，這倒是重新勾起了我對公共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加上前兩天又在網上剛看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一時性起，索性就這個題目再聊聊。
讀網上的博文，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有些網友對所涉及的問題，喜歡想當然地從零開始，也不管這類問題前人是否探討過，說過些什麼，是不是已有公認的定義或定論。我看到的這篇討論公共知識分子的文章也是如此。該文將一個人的知識是否深刻，當成了判斷此人夠不夠格做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而它區別知識深淺的尺度，又扯到了文科還是理科的問題。在這篇博文看來，文科只事關知識的多寡，惟有理科才有知識的深淺之分。由此推論，人文學者很難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倒是搞理科的科學家，才具備做公共知識分子的潛質。
這真是對公共知識分子定義的革命性解構，它已與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風牛馬不相及了。公認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什麼？有興趣的人不妨去讀讀波斯納（RichardAPosner）的《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在這本著作中，波斯納給公共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即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越出自己的專業邊界，就公眾關注的問題在公共媒體上發表意見的知識人。
由此看來，一個人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只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首先是知識分子；二是能經常就公共問題在公共媒體上發表意見，並且這些意見超出了自己的專業範圍。至於其他的因素，如此人學的是什麼專業，是搞文科還是搞理科的，就不成其為條件了。
知識的深淺與否也與此沒多大的關係。如果非要說有關係，那也與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無關，而只會影響一個人成為什麼樣的公共知識分子。知識有深度的人，具備做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潛力；知識與見解都比較膚淺的人，也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雖然這種人也許只能做不入流的公共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少不了要以公共媒體為平台，就公共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由此又引申出一個題目：什麼是公共問題？這類問題有什麼特點？如果我們把公共問題與專業知識作一個對比，就不難發現，這類問題不僅沒有嚴格的專業邊界，最重要的是，它們還包含了大量的價值判斷。公共問題有著豐富的價值內涵，這是它最明顯的特點。
價值與事實，應然與實然，規範與實證，這是自休謨以來，學術界公認的性質不同的兩大認知對象，由此形成了兩大截然不同的知識體系。依據這種劃分，知識分子也相應地分成了兩種：價值型與工具型的知識分子。用屁股思考也能知道，既然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是就公共問題表達意見，那麼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首先就得是價值型的知識人。
公共知識分子是價值型的學人，相應地，他們的高低拙劣、他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素質，也主要體現在對公共問題的價值關懷和判斷上。首先要能堅守價值底線，像為希特勒之流張目的文化人，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中的人渣；其次他們得有一定的價值高度，越高越好，而這種高度雖然與知識的多寡有關，卻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此人是否懷揣價值情懷，對人性有無深刻的洞見，具不具備獲得超越性體驗的起碼能力，以及心靈的高度和純度如何
由此又扯到文科還是理科的問題。前面提到的那篇博文認為，文科只有知識的多少之分、理科才有知識深淺的區別，就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判斷。知識的深淺與多寡是有聯繫的，但文理科又有所不同。我的判斷恰恰相反，在知識的數量與高（深）度的關係上，理科或自然科學，對知識積澱的依賴性更高，而且這種依賴是二維的，既依賴知識的遺傳積澱，又依賴關聯知識的積累。一個現代物理學家，如果不能同時是熟練的數學家，這個人必定一事無成。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舉了個例子，說明文理科對知識積澱的依賴是如何的不一樣。我假設了一種這樣的情況：如果歐幾里得從墳墓裡爬出來，他能做什麼？他頂多只能去教初中一年級的數學。而若是孔子從棺材中鑽出來，拍拍身上的泥土，他老人家既可以去當幼師，也能直奔北大清華，在那裡當大牌教授。這裡的區別就在於，自然科學的發展具有遺傳性，類似於生命遺傳，科學家不能獲得積累下來的所有重要知識，好比新生命失去了基因遺傳，這種科學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人文學科的發展對這種知識積累的依賴就要弱得多。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人，但孔夫子去大學講國學，講倫理哲學，這些後來出現的知識的缺失，對他並不會構成多大障礙。他能否成為現代的哲學大師，這些東西對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些別的東西。
這是否意味著，人文學科就不需要知識的積澱，並且必定是膚淺的呢？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只能說，人文學科需要的積澱的維度有所不同，判斷這類學問的高（深）度的標準也不一樣。做一名出色的自然科學家，需要厚實的知識積累，良好的邏輯訓練。當一名出色的人文學者，同樣需要有堅實的邏輯訓練，知識也是越多越好，但重要的是，此人更需要的還是懷抱和洞徹人性的胸襟，能在超驗世界遨遊的心靈。說到知識的積累，也主要是這種學問的積累，或者有助於提升這種能力的積澱。孔子掌握的知識量，儘管可能比現代社會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都要少，但由於他具有這種胸襟和心靈，心靈的高度超越了大多數現代文人，因此，他若能「穿越」到現代中國來，即使不增加任何知識量，只需在白話文上稍稍訓練一下，就能成為當代中國的頂級人文大師。
從這一點也能看出，說到做公共知識分子，恰恰是人文學者，而不是自然科學工作者更具優勢。事實上也是這樣，現在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人文學者，他們的專業大都落在人文學科之內。理科出身的知識分子當中，也有一些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但這些人不外乎兩種：一是轉了行的前自然科學工作者，他們接受過系統的理科教育，可後來改了行，現在從事的是人文學科的研究，或者從事相關的工作。另一種是那些世界巔峰級的理論科學家。他們能對人文社會現象做出深刻的判斷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們無不具備超越性思維的能力，從事的研究也達到了形上世界的邊緣，在這個接近或處於超驗體驗的領域，文理科的界限實際上已經消失了。但除此之外，那些普通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尤其是工具型的工程師們，他們儘管滿腦子的學問和邏輯，也讀了不少人文社會方面的書籍，卻由於缺乏感懷人文價值的心靈，洞悉社會人性的視角，甚至連這方面的興趣都沒有，他們若是貿然撞入公共知識分子行列，很容易的就會露出馬腳。即使像楊政寧、李遠哲這類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他們進入公共領域發表意見時，也會顯示出驚人的無知。
順便說一下，前蘇聯社會晚期已經在潰爛，它的上層統治者卻渾然不覺，這一點，也與那時的克林姆林宮裡面，呆著的儘是些工程師型的政治家不無關係。
對於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情況又有所區別，以上分析也未必適合他們。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絕大多數來自人文學者隊伍，但說來慚愧，這並未幫助他們成為合格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源於我們與世不同的教育。在這種搞笑的教育幾十年的熏陶下，中國產生了一大堆的不是三缺一，而是三缺三的人文知識分子，既缺乏常識型知識，又缺乏邏輯訓練，還缺乏價值底線和關懷。他們中的不少人，因為缺乏知識，或者即使腦子裡裝了一堆知識，也是死記硬背下來的，這些知識並沒有與自己的心靈擁抱在一起，所以常常會顯得很無知。他們的邏輯基礎也很差勁，常常把頂多只能類比，根本無法演繹的中國邏輯當成邏輯，所以他們的長篇大論，又會顯得很無聊。他們更沒有心靈高度，價值情懷，沒有守住底線的自覺，因而尤其顯得無恥。他們雖然是公共知識分子，卻由於無知、無聊、無恥三者兼具，也就成了地球上別具一格的另類公共知識分子。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