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8日訊】廣東佛山市開兩會，在中學任教的人大代表方明發言稱：「……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好的，就像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廣州日報》2012年1月10日）「刁民」本來是名詞，這裡被方代表用作形容詞，語義愈加突兀，令人望而生畏。
假如方代表不說「刁民」，我差點遺忘了這個一度十分流行的詞彙，儘管每每被問及家鄉，我說來自安徽阜陽，然後加一句，「窮山惡水，多出刁民」，然而這裡的「刁民」，毋寧是一種辛酸的自嘲，並無政治批判之意。在一貫巧言令色的中國官員口中，政治色澤過於鮮明的「刁民」，正漸漸絕跡，而代之以「一小撮」等語焉不詳的說法。我上一次聽說「刁民」，還是在古裝電視劇裡呢。
方明雖然貴為人大代表，卻終究不是官員出身，全然不知政治話語之忌諱，故直言「刁民」，捅了輿論的馬蜂窩。其實她的意思，倒也不能說大謬不然。她認為百姓需要教化，「把好的東西給他，叫教；把他身上壞的東西去掉，叫化」；所謂溺愛，指政府滿足了百姓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這些言論，單從字面上講，實在無可厚非。
一旦反觀現實，則可知方代表的一番高論，猶如漂在半空的美輪美奐的氣球，與我們所紮根的鹽鹼地的距離，足有數十米之遠。百姓的確需要教化，然而政府並無資格與能力擔當教師之職，同時，相比百姓，政府更需要教化。猶如羅納德•雷根所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本身。」若以政府為獨一無二的教育者，那麼作為教育對象的百姓，哪怕活到一百歲，依然是未成年人。
至於對刁民的定義，方代表顯然有些一葉障目。我們姑且承認，父母的溺愛，會出逆子；政府的溺愛，會出刁民，不過在今日中國，你在哪個角落能見到政府溺愛百姓呢，公權力所溺愛的物種大多是官二代與富二代，這些人刁則刁矣，卻與民無關；平頭百姓，普羅大眾，若能得到權力者的溺愛，那真是三生三世修來的福分，有這等運氣，請趕緊去買彩票。
環顧左右，我們所見的刁民，不是基於政府溺愛，而是基於政府打壓。棍棒之下，出孝子，更出逆子；嚴打之下，出順民，更出刁民。這裡的刁民，乃是由政府所定義，在他們眼裡，不聽話、不從權、不守法的百姓，都是刁民。譬如那些寧死不簽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釘子戶，堅持上訪數十年風雨無阻的訪民，敢於曝光政府惡行的路人，為百姓打官司的維權律師，為蒼生書寫苦難的作家等。大抵依權力者的思維，服從他們，就是順民（良民），不服他們，就是刁民。一個「刁」字，足以說明權力者對這一類百姓的極度惡感。
對刁民而言，他們何嘗願當刁民呢。沒有人一出娘胎，臉頰就被刺上了刁民的金印，被充軍發配到社會的背面。刁民之前身，多為順民；然而當順民的代價太大了，或者連順民都當不下去，那就唯有走上刁民之路。質言之，絕大多數刁民的生成，都是出於強權的壓迫，與對壓迫的反抗。這其中，有些人被逼上梁山當好漢，有些人被逼上法場當罪犯。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乏刁民。只是在法治社會，刁民可以一種更合法、更溫和、更健康的方式，表達其對社會的怨恨，抗擊來自權力者的迫害，這樣的社會，刁民甚至不叫刁民——這畢竟是一個侮辱性的稱謂——而被稱為抗議者、異議分子，或者叫「一個人的反對黨」。在一個失範的社會，一個潰敗的社會，縱然生產刁民的空間更加廣闊，刁民的生存環境卻更加惡劣，一旦刁民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只能訴諸暴力，那麼，刁民的出路，就被徹底堵死了，如梁山好漢，被政府招安，貌似出路，實為陷阱，充當劊子手和炮灰，淪為了他們的悲劇宿命。
假如你是一個刁民，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呢？我們少時，都織過笑傲江湖的俠客夢，一劍縱橫，快意恩仇，然而讓我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大刀殺人，我卻有些望而卻步；我最欣賞的刁民形象，一是第歐根尼，他有十足的自由與勇氣，對威風八面的亞歷山大大帝說：「不要擋住我的陽光。」二是華爾街上那位高貴而淡定的老太太，她高舉一塊指示牌，以示抗議，牌上寫道：「當不義寫進了法律，抵抗就成為了義務。」
當刁民及其敵人眼中還有法律的影蹤，這個社會就有了出路。
文章來源：《中國經營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