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訊】哈維爾去世的消息傳來，國內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約我寫一篇文章，為了能順利登出，我已寫得儘量克制，當夜值班總編經再三斟酌，決定「暫緩」發表，理由是哈維爾其人還是過於敏感了，有可能會刺激當局。這是一種內化的恐懼，已經滲透於我們的整個社會生活當中，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儘量的避免得罪當局，迴避說出真實，這樣的恐懼在哈維爾筆下早就有過深入底里的表達。一九七五年四月他在給胡薩克總統的那封公開信中說：
深刻表述極權社會的恐懼
「我所說的恐懼，並不是通常心理學意義的一種確切的情感。我們在周圍看到的大多數人並不像顫動的樹葉那樣發抖：他們的臉上呈現著堅定、自我滿足的公民的表情。我們涉及的恐懼是在更深的意義上，如果你願意，可以說它是在倫理學的意義上，即對於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將其認做實用的方法，我們追隨各種外部適應的形式，來作為僅有的自我保護的有效手段。
自然，恐懼並不是當前社會結構中僅有的建築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沒有恐懼甚至連表面的統一、紀律和一致亦不復存在……」
「一種建立在恐懼和冷漠的基礎上的制度，一種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存在的單人掩體和拿偽善作為與社會交流的主要形式，將會對人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一種深度的道德腐敗中──它起源於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種意義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那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全社會瀰漫著空洞、虛假、謊言和陰鬱的空氣，處在僵化的後極權控制之下，人們雖然有選擇不同牌子的電冰箱、彩電、洗衣機的自由，但是卻沒有任何精神上自由呼吸的空間。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國，人們生活在「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只允許國人關心物質層面的東西，把人降低到一種形而下的存在狀態。在翻來覆去的庸常生活當中，恐懼、冷漠、麻木、乏味、無聊吞噬著整個民族的精神，靈魂彷彿都被抽空了。
很遺憾，在「後極權」的中國，沒有產生類似哈維爾式的知識分子，具備這樣強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同時又有穿透現實的超凡洞察力，並且用一種獨特的、極富概括力的語言表達出來，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被暴力或潛在的暴力壓得喘不過氣來，這個民族卻找不到最準確、最具有穿透力的語言，與這個空前壓抑的時代構成對抗。
哈維爾對於中國的意義是不容置疑的，不僅因為他參與領導的天鵝絨革命終結了捷克共產極權，也不僅是他一直關心、支持中國民主進程和人權狀況，更重要的是他對「後極權」的思考、他的語言對於中國的轉型同樣適用。
重視語言在歷史上的神秘力量
「生活在真實中」、「無權者的權力」、「反政治的政治」……呈現了他的觀察、感受和思考，不僅字字句句閃動著批判的鋒芒，而且蘊含著通往未來健康社會的新因素，這些語言的背後是一種強有力的精神力量，這是站在他對面的龐然大物難以想像的力量，在我看來，這些新語言提供了新的起點。事實上，他本人很早就已意識到了語言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德國書商協會給他頒發和平獎，他被阻止出國領獎，他提交的書面致辭主題就是語言在人類歷史中扮演的神秘力量。
他說，「言詞確實可以說是我們存在的根源，也是我們稱之為『人』的這種宇宙生命形態的本質。精神、人的心靈、自我意識、概念思維及歸納的能力、瞭解世界是一個整體，而非只是我們的處所的能力、知道我們有一天會死亡以及在這種認知下繼續活下去的能力──所有這一切不都是以言詞為介質、甚或是由言詞所創造出來的嗎？」
語言如同光，新的語言一經產生，就會照亮黑暗。哈維爾的語言將在封閉、僵化的捷克社會掀動歷史的波瀾，雖然當時未必有人意識到。他深知語言是萬物之始，同時清楚它「又是陷阱及考驗」、「圈套與測試」，有些詞彙此刻是謙卑，另一刻就會變得傲慢。所以，他提醒自己時刻保持警覺。
他當然沒有天真地將希望寄託在當權者的天良發現之上，更不會認為他提出的問題立馬會得到全社會的廣泛回應，但他相信「說出真實總是有意義的」，直面真實，就可以捅破一個被謊言、虛假統治的世界，他相信道德可以擊穿時代的不義。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個體生命，他在現實的沉悶和壓抑當中需要「第二口氣」，他在真實中得見光，可以照亮內心的幽暗。這些文字意味著劇作家的哈維爾開始向思想家的哈維爾發生轉變，他摸到了那個時代的病灶，並以難以辯駁的縝密的表述，將時代的真實處境闡釋出來。
政治應該從良心出發
一九七七年，他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如此分析：「後極權社會的特徵是缺乏正常的社會生活，因而無法預測任何意義深遠的政治變化，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它迫使我們根據其一貫的邏輯來審視我們的處境，根據全球性的長遠的世界發展趨勢來考慮我們的未來，人類與現制度之間最根本最內在的衝突，比傳統政治要深刻的多，這個事實決定了我們思考的走向。」
我們常常習慣了傲慢權力主導的謊言和虛假，在恐懼之下，久而久之，默認了這種恐懼，漸漸被空洞的廢話、大話操控，在恐懼劃定的圈圈裡打轉，哪怕在思想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後極權社會」的統治與極權社會不同，他不是建立在完全的暴力控制之上，而是借助一套漸漸褪色的意識形態話語，加上心照不宣的利益分配暗示而維持的，人人知道反抗的代價是什麼，所以在更多的時候迴避反抗。但是這套把戲有如「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的標語，不能將它戳穿。一旦哈維爾站出來，將它戳穿，那個把戲就原形畢露了。
在哈維爾的表述當中，最具中心地位的關鍵詞乃是良心，它不僅是與強權分庭抗禮的利器，更是值得人類守護的永恆價值。《七七憲章》首先是他和一批知識分子表達良心的一份文獻，雖然它指向權力的傲慢，但沒有任何取而代之的意思，它重申的只是良心自由，及人類基本的權利與尊嚴。在《政治與良心》一文中，他認為他所說的「反政治的政治」是可能的，這樣的政治不是基於利益的計算和考量，而是本著良心：「它是隱蔽的、間接的、長期的和難以測量的；經常僅存於看不見的社會良心、社會意識和下意識的領域」。從良心出發，「政治不再是權力和操弄的技術，不再是對人類進行控制的技術或是相互利用的藝術，而是尋求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以及保護和服務人類的一種方式。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
改變：無權者也需要承擔責任
在天鵝絨革命之前，他已深刻地意識到，改變是從每個人的良心開始的，而不是一廂情願地指望官方的改變。事實上官方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他們的每一思考，每一行動，同樣觸動著官方的神經，改變著歷史的進程。換言之，改變並不完全取決於當權者，同樣取決於無權者。無權者需要承擔責任。每個人能承擔的份量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只要根據良心承擔屬於自己的那部分。分擔責任，也就是分享未來的希望。他相信，「根植於政治最深的是道德」，這才是他願意參與的政治，因為它意味著真正的良心與責任感。
中國今天正處於大變局的前夜，當局用暴力與謊言掌控社會的企圖，與民眾尋求自我解放的願望之間，每一天都在發生衝突，當局的維穩手段不斷強化，赤裸裸的暴力不斷登場，手無寸鐵的民眾沒有任何武器可以與之對抗，唯一可以秉持的也就是良心。
二○○三年二月，哈維爾在卸任捷克共和國總統的告別演說，再次提及良心：「有時候我會犯錯，但是，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一件事：我總是努力去遵守我接受此職務時的誓言——信守我的認知與良心。」十三年的從政生涯對他來說完全是個意外，作為一個劇作家，成為政治家不是他事先的設計。
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他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範例，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秉持良心和認知，負責任的行事，最終踏上捷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讓人類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在急劇變化的當今世界，一個乾淨的、沒有從政閱歷的知識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帶入政治之中。中國的現實遠比當年的捷克複雜、艱難，我們有深厚肥沃的專制土壤，有陳勝吳廣揭竿而起的久遠傳統，今天我們需要尋求一條從良心出發、告別恐懼的新路，這是一條古老民族沒有走過的現代道路，哈維爾的精神資源和他的示範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榜樣。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