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8日訊】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還多次表述過這樣的觀點：目前的體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這是當前腐敗蔓延的根本原因。這種體制下，清官很容易變成污吏，好人變成壞人。我們現在是自己監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來監督右手，是遠遠不夠的。同一身體、同一體制、同一利益，談何監督？吳南生說：「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
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麼？任仲夷的回答非常乾脆：民主。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問話時的承諾，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未完成的歷史任務。
于是，凸顯中國社會矛盾的核心根源是政治，而不是經濟。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該選擇一條怎樣的道路？任仲夷的答案非常明確：走改良主義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2005年11月份在他去世之前，還在對他身邊的人說：「我是一個堅定的改良主義者！」
改良對於當政來說是權貴主義為了鞏固政權一種的綏靖，也算是權貴主義蛻變的一種進步。如果走得穩行得通，逐漸向民主社會轉型是極有可能的，這不無疑對於像中國這樣具有頑固漫長權貴主義歷史的國家來說是一種發展機遇和進步意義，但前提條件，必須具有人性智慧的開明領導人，就像1980年代出現的胡耀邦這樣的民主開明的領導人。痛惜的是，體制扼殺了良知的民主政治家的命運，中國丟掉了正初顯曙光的路途，失去改良的機會。對於當時來說，任仲夷等老一輩民主開明領導人的改良主義還是相當有市場的。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特色社會已經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權貴官僚利益捆綁一起的腐敗集團，甚至動用國家機器來作為保護傘，我行我素，專橫跋扈，無法無天，而且越來越獸性、自私、貪婪、黑心、狠毒、流氓和邪惡。中國需要一場徹底的變革——當然徹底變革並不意味著暴力革命，中國是否像前蘇聯一樣和平過渡民主社會，這就要看看當權者的智慧和全民的覺醒了，這也是人們普遍的心理期望。
但這個短暫期望考驗當權者的時間段不會太長，當權者不要專橫愚蠢和自我聰明地錯誤低估和顛覆誤讀中國人民的心智和力量。今日初顯覺醒的中國人已經徹明白了社會制度癌症的根源所在，如果不徹底切除這個癌症毒瘤，中國是沒有希望的，中國人民也永無出頭之日，社會只會更加動盪不安，甚至亡國滅族。如果一個和諧社會只能以箝制思想、扼殺自由和暴力維穩的話，那麼一切都將不可救藥，等待它的只有狂風暴雨，雷聲震天而更暴力。中國社會是走向「暴力」，還是轉向「和平」，取決於當權者特色維穩的「暴力」與「和平」。當權者的反思和誠心，是中國目前暫存的心智訴求。中國只有徹底拋棄權貴主義制度，中國才有希望，才能實現民主自由，才能走上正常法制國家的發展道路。
不為民執政者，必亡。這一點孔子都得出結論。儒家文化雖然帶有奴才的愚民思想，但其道德倫理的精華論語還是值得人們贊同和傳承的。比如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段話的意思是，季康子問孔子如何治理政事，說：「如果殺掉無道的人來成全有道的人，怎麼樣？」孔子說：「您治理政事，哪裡用得著殺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也會跟著行善。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風，在下的人的品德好比草，風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著倒。」
但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大多數君主都是暴君，都是依靠流氓殘忍的暴政手段維護政權，是人類歷史上最赤祼血淋的國家之一。人類社會的管理和發展，依靠聖人和道德來執政理念是達不到預期理想的效果，也是行不通的，道德在一個沒有民主法制的社會，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多少的人性仁慈、自由、尊嚴、文明、大愛的進步價值固然有，但道德若與權力扯上關係，就弱不禁風。
如今，腐敗現象和貪官污吏，舉國民怒震天，深惡痛絕，其腐敗和黑暗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也是人類歷史上和世界各國中獨一無二的。
在貪腐案件中，湖南郴州領導集體腐敗應該算是一個非常突出的重大案件。2006年前後，湖南郴州發生了令世人震驚的貪腐窩案，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原市長周政坤、原紀委書記曾錦春、原組織部長劉清江、原宣傳部長樊甲生、原副市長雷淵利相繼被查。除雷淵利外，其餘5人均位列中共郴州市委11人常委領導班子中。知名學者王明高致力於反腐研究10餘年，在上述窩案主角入獄期間，曾多次和有關部門工作人員一道前往訪談調研，並形成《巨貪曾錦春》一書，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以下內容節選自王明高與湖南郴州腐敗領導集體的對話實錄。
一、我是市委副書記，又是紀委書記，誰也不敢管我
李大倫：我在郴州工作的時候，省紀委就來調查過他(曾錦春)三次。當時告他狀的人比較多……曾錦春把「兩規」的權力用得太隨意了，完全把權力當成了自己謀私的工具。對權力的貪婪必然帶來腐敗。曾錦春太貪權，把權力都攬在自己手裡，在郴州他幾乎是什麼事情都要管，他這樣能不腐敗嗎？
雷淵利：不屬於他（曾錦春）管的事、不屬於他權限範圍內的事，他都要管，要撈好處。在郴州，紀委插手礦山管理、招投標，全國罕見。我分管城建、工程招標，是郴州市工程招標領導小組組長，這裡面紀委要派人查，我知道曾錦春的為人，凡是有利益的地方、有權力的地方他都要參與。雖然紀委只是派一個人去，可能只是個科長、副科長，但這是曾書記的欽差啊！
劉清江：我當時知道，曾錦春的有些活動幾乎是半公開的，在群眾中影響惡劣。我不是污衊他，他的辦公室一天到晚，都是一些老闆提著裝著錢的蛇皮袋子去，組織部裡有些干部家屬在紀委工作，他們都清楚，有時會傳出來。
曾錦春：還有個重要問題是誰來監督紀委，誰來監督紀委書記。紀委的權力大，紀委書記到底由誰去監管，這是個監督盲區。我是市委副書記，又是紀委書記，誰也不敢管我。現在紀委屬於同級黨委領導，但對紀委書記，同級黨委監督不了，紀委自己也監督不了。李大倫作為市委書記多少有點違紀，他也不敢監督我，怕我向省紀委專門報告。同級黨委監督紀委成了空話。紀委書記出了問題很難管到。對於人大、政協和群眾來說，紀委管黨內的事，我當紀委書記的時候要搞什麼就搞什麼。就我的教訓來說，有兩點值得總結：第一，在黨委分工上，不要讓紀委書記插手別的事情，紀委工作要嚴格按照紀委的職責辦事。第二，紀委書記任職不能超過兩屆，更不能在本地任職超過兩屆。紀委書記和紀委幹部要異地交流，在本地任職時間長了關係多了，紀委工作就不好開展。中紀委應該直接對下面的各級紀委監察部門行使監督權，專門成立監督局，只監督紀委工作。現在監督部門的監督力度遠遠不夠，很多時候講好話的居多。我再去當紀委書記的話，可以一看就知道什麼地方有腐敗，該怎麼去反……我知道腐敗的高發區，一是工程投標，另一個是吏治腐敗。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也是易發區、高發區。公路建設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潤，建築工程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也容易產生腐敗。
二、人事調動形成了上下級的人身依附關係
李大倫：當時在郴州，各級領導幹部的任命，組織部是第二位的，我作為市委書記不同意就干不成，組織部長必須看我的臉色辦事，一般的幹部才由組織部自己決定任命。這就產生了上下級的人身依附關係。在當時的郴州，這個縣委書記、那個領導幹部的產生，實際上就是市委書記的意見，由市委書記提議組織部考察，然後拿到書記辦公會討論，書記辦公會實質上就是我的辦公會，副書記不敢提反對意見，因為副書記也是我提拔上來的。最後拿到常委會上，書記辦公會通過了的，一般來講就沒有人反對了。實質上，這個領導幹部烏紗帽的產生，就是市委書記一個人的意見。比方說，我要選一個領導幹部，候選人我就選一個陪襯的，差距很大的，讓我中意的那個一定能選上。九九歸一，從幹部的選拔任用程序、過程，到最後的結果，都沒有真正的民主，是一種形式。這就形成了一種官員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郴州市的縣委書記，我李大倫不點頭，你是絕對搞不成的……反對我的人很少很少，鳳毛麟角，除非你不要烏紗帽了。
周政坤：樊甲生當時是市政府副巡視員，李大倫要讓他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找我商量。我說，大倫啊，跟你講直話的人不多，還是把他放到巡視員的位置上放心一些。李大倫說已經定下來了，我說，我知道你已經定下來了。
劉清江：我在任郴州市委組織部長時，在重要干部的任免上沒有任何話語權，開書記碰頭會、常委會，哪個敢不聽書記的？其他常委也心知肚明，市委書記要任免哪個幹部，肯定要贊成。市委書記要提拔一個副市長誰敢反對？可以說，成了一手遮天。在一批重要部門的領導幹部任命前，比方說要任命某縣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會跟我說：「我要任命某個職位，你是個什麼想法，有什麼意見，你看看『張三』怎樣，去考察考察。」他的話也不會說得很明了，但你一聽意見就明白。如果我們說推薦「王五」，書記就會說「我沒有什麼印象」，那就表示肯定不行了。
三、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李大倫：現有制度下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權力的分解，要加強人大的監督、新聞媒體的監督、人民群眾的監督。你紀委書記、檢察院檢察長的烏紗帽是我給的，你敢監督我？搞輿論監督，你市委宣傳部長、市廣電局局長，烏紗帽也是我給的，更不敢監督我，哪個敢不聽話？對外地的記者，可以通過主管部門做工作。
有兩句話，最早是我在夢中想起來的，「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好，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壞」；「普遍出現的問題要從制度上找原因，經常、反覆出現的問題要從源頭上找原因」。所以現在中央提出反腐要從源頭上找原因，懲治和預防並重，這是完全正確的。權力高度集中，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要解決腐敗問題，就必須解決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要尊重權力，但更要制約權力。
雷淵利：在領導幹部任命上，有一個重要問題：不要把最有權的地方分給一個人，要特別注意形成權力制約制衡。我覺得徹底嚴格的政務公開是預防腐敗的重要制度途徑。
周政坤：對一把手的制約、監督、教育十分重要……在官場，跟領導想法不一致，你就很難提拔。政治上的腐敗比經濟上的腐敗更危險，培養了一批新的權貴階層，怎麼做到有效地預防腐敗很重要。領導幹部能上不能下，形成了權力階層，相互之間必然形成各自的體系和派系，各自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這種體制跟市場經濟交織在一起，就必然形成政治上的腐敗和經濟上的腐敗。我們國家，除了財產申報制度外，還必須形成比較徹底的財產公示制度，包括子女、配偶、家庭……
雷淵利：在當時的郴州，紀檢部門的監督對同級領導幹部基本上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市委組織部門考察幹部的時候也是流於形式，侷限於交流意見。監督太重要了，同級紀檢監督不到位，幹部一旦處於沒人管的狀態或缺少監督就會蛻變。如果紀檢部門發現有人舉報官員貪污腐敗，被查出有問題，即使夠不上犯罪，也應該及時派人面對面地警示他。組織部門培養一個幹部真的不容易！如果發現問題能及時提醒，如果有人早一點找我雷淵利談話，提醒我出了什麼問題，我這人再笨也肯定會警醒。檢察院的同志查處我時告訴我，他們早在2002年就查過我，不過受賄金額不大，是小問題，加上證據不足，後來就不了了之。那個時候，如果有人及時找我談一次，趁我還沒有病入膏肓，我老雷就是一頭豬，犯罪之心也會被嚇跑。
劉清江：關鍵問題就是一把手的權力特別是黨委書記的權力過大。有的地方一把手權力過大，民主集中製成了一個形式，我當過一把手縣委書記，親身體會到這一點……一把手不表態，你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動。就我的任職經歷來看，有的地方不按照制度規矩辦事的問題越來越突出，有時甚至靠一把手一句話來處理事情。市委常委會上肯定是市委書記最後發言，形成這麼一種潛規則了，一把手表態說了算。對一把手缺乏實質監督，是產生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一把手說了算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民主集中製成了一種形式，都是一把手說了算。誰來監督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當然，縣委書記受市裡監督，領導幹部接受上級監督，其他同級都不會監督你，社會也沒有這種風氣，不敢，不講也不會去講，講了還得罪人。你提縣委書記的意見，你還敢反對我，馬上一個建議，到人大政協任職。
四、情婦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獵物夾
曾錦春：我當鄉黨委書記時，抗拒過很多誘惑，當縣委書記時一個情婦都沒有，在1998年前都沒有過，主要是到郴州當紀委書記時開始腐化的。卜某是第一個情婦，她在外面利用我的關係，打著我的牌子，到處搞工程搞項目……我從一個老闆手裡拿了120萬元給她。情婦就是套在脖子上的獵物夾，只會越夾越緊，成為你的禍害。情人、美色不能要，她們無非是為了你的權和錢……跟我關係好的幾個女人，都是看中我的權和錢，不然的話，怎麼會和我這個糟老頭好？家庭對我影響很大。我變腐敗，老婆有一定的責任，沒有當好賢內助，她主動代我收別人的錢。兒子的需求也高，也影響我走向了犯罪。那些老闆無孔不入，我不認識他們，他們就通過我老婆、兒子送錢，求我辦事。家屬收的錢很多都沒有經過我的手，錢拿了他們就花了……。
雷淵利：有了女孩子以後，她們跟你在一起，無非就是要你的錢、房子什麼的……很多情婦都是用青春賭官員的錢和權，腐化墮落使領導幹部發生了蛻變。黃某跟我的時候才十七歲，生了個兒子是我的，於是，人們算了賬，這個孩子從長大到大學畢業，到參加工作，到討老婆，到買房子、買車，要700萬；她後來又懷孕了，說懷了個女孩，又翻番，就是1400萬。為了討她開心，我把1400萬存在賬上。對於情婦，我心裡清楚，紀檢部門、組織部門知道後，政治前途都沒有了，但當時存在僥倖心理，認為只要嚴格保密，多注意場合，不讓別人發現，紀委不會知道的。雖然有很多女人，但不是同時的，今年跟你明年跟她，這個月和那個月的女人不一樣。整天苦思冥想的是怎樣去搞錢，討好這些女人，怎樣讓生活過得好一點。那種生活很累、很辛苦。辦案人員找我的時候，我說我終於可以解脫了。
從這個小小地級政府的集體官員腐敗中，會令人們對中國這種權貴主義制度的深度思考。腐敗和黑暗就是這樣蔓延和瘋狂的，可怕的是在這片苦難的神州大地上，人們司空見慣，心照不宣，無能為力，心灰意冷，悲憫絕望。在一個沒有自由民主的國度裡，在一個沒有媒體和公眾輿論監督的社會下，專制、流氓、黑暗和邪惡只有越來越猖獗和暴行。
所以，少數掌控多數的財富，500多戶掌管著億萬戶的國家，「人民為我服務」絕對就是真理！這就是共產權貴主義！公車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共產共妻，所有政府部門都是我家的，想幹什麼就干什麼，賤民算個屁，我是流氓我怕誰！這就是權貴主義邪惡赤祼血淋的本質！在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不黑暗、不流氓、不腐敗是不正常的。
從當前中國社會的錢禽人獸、群魔亂舞的病態現象看，湖南郴州市官員集體腐敗案只是中國的冰川一角，像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等特大貪污腐敗案件依然很多，只是深藏在邪惡制度的庇護下，繼續禍國殃民，禍亂中華！湖南郴州市官員集體腐敗案只不過是小兒科一樁。這樣級別的官員都貪污這麼多巨款，而且生活這麼腐化墮落，還對現行的體制進行深刻反思和批露，只能是現行體制的諷刺。
這就是中國！一個盛行和蔓延著錢禽人獸人妖犬媚雞鳴狗盜群魔亂舞的偉大中國！一個充滿和橫蠻著權貴主義邪惡暴政空前的盛世中國！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就是：以集體化搶農民；以國有化搶市民；後來以假改革搶國企；以壟斷央企搶民企；以高房價搶中產；以高稅收搶平民，搶劫成果一部分轉移國外，一部分用於維穩好繼續搶劫，一部分天上人間奢華掉。
這就是中國！一個和諧的幸福中國：不吸煙的得肺癌，不工作的做老闆，不愛國的當大官；真正的愛不能要，真正的事不能干，真正的人不能做；需要書的讀不起，需要房的買不起，需要人的娶不起；有文化的留不了學，有能力的找不到活，有良知的賺不了錢。……
前中宣部長朱厚澤曾說：「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意磨滅歷史記憶的政權，是一個非常可疑的政權；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
權貴專制是滋生權貴集權的一種裙帶關係的官僚腐敗制度，它不但導致中國社會的道德徹底沉淪，並且導致中國人民的思想力全面退化。謝韜指出：毛澤東時代對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害：一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國當時8億人，只有一個腦袋會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壞，使每個人變成了二重人格，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成為常態。和諧時代使全民族失去記憶：反右不能談，大躍進不能談，文化大革命不能談，喪失記憶的結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進行統治。這樣的社會制度，能對人類文明進步做出貢獻嗎？！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