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5日訊】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史無前例的浩劫」，因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國已經出現過四千五百萬非正常死亡者的大饑荒那場真正空前的浩劫。兩次浩劫都源於毛澤東的極左路線，毛澤東的土改、鎮反、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反右傾和四清運動，違反人類進步的普世規律，消滅異己，最後造成全國性全體中國人遭受的大浩劫，極左路線之因造成第一次大浩劫的大饑荒之果；大饑荒又成為因，釀成文革第二次大浩劫之果。這就是出生在荷蘭的香港大學馮客教授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饑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中國浩劫史》，向我們提供的新思路。
一、馮客認為大饑荒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浩劫，但是黨史有意迴避、隱瞞這次大浩劫
官方編著的《中共黨史第二卷》記載的大饑荒死亡人數，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的一九六一年死亡一千萬人，作者的理由是沒有檔案。但是，馮客──一位外國教授，查閱了十個省、幾十個縣的一千多份檔案和國內外的有關資料，採訪了一百人，估算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四千五百萬人。證實這是一場發生在和平年代正常年景下的古今中外罕見的空前大浩劫。能找到檔案，估算出整體數字，這是史識，更是史德問題，儘管現在估算出的不同數字有三千幾百萬的，有四千萬的。
馮客發現大躍進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無處不在。在河南信陽，官方調查一九六○年死了一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六至七是被打死的；湖南道縣一九六○年死了幾千人，百分之九十死於疾病和饑餓，百分之十是被幹部和民兵打死。馮客推論，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饑荒期間，至少二百五十萬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李井泉把四川死了幾百萬老百姓的大躍進比作「長征」，他說：「我們不是弱了，而是更強了，我們保留了骨幹，還會更強大起來。」這些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幹部，以暴力為榮，習慣了大規模的死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二、毛澤東和赫魯曉夫追逐烏托邦，以政治運動、殘酷鬥爭脅迫幹部和群眾參與大躍進，真理死了
馮客認為：「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了，毛澤東解放了。」三十多年，毛澤東原來只能替這位共產主義的世界領袖當個跟班。斯大林死後，機會來了，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中領袖群論了。不甘落後的赫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十五年內蘇聯要趕上並超過目前美國重要產品的產量，毛澤東隨即應戰說：「將來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十五年後我們也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宣佈大躍進開始了。
毛澤東繼續建國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傳統，批判了中國高層領導人、知識分子和廣大群眾對冒進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的懷疑、抵制和反抗，發動了接連不斷的反右派、反右傾鬥爭，打倒了彭德懷，批判了周恩來、陳雲。馮客說：「周恩來學會了在毛主席手中接受侮辱，保住烏紗帽，在主席的陰影底下討生活，像傭人一樣千方百計去慫恿和幫助他的主人。毛澤東在做夢，周恩來則是催生婆，把毛的夢魘變為現實，由於老在經受考驗，他必須在大躍進中不懈努力，表現自己。」（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第31頁）周恩來這樣的領導人都不得不向毛澤東低頭認錯，積極參與這場瘋狂的大躍進，全黨全國各級幹部和群眾都被迫地或自願地捲入這場追逐烏托邦的狂潮中。
全國各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馮客從甘肅的檔案中查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鄧小平在蘭州的講話，鄧說，針對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和梁大鈞的鬥爭不能含糊。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隨即宣佈，這幾個人組織了反黨集團，否認社會主義高潮、詆毀社會主義，提倡資本主義。浙江省長沙文漢、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以及雲南、廣東、內蒙、新疆、安徽、遼寧、河北等省、自治區有的領導人當年都被批判、鬥爭。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逼迫彭德懷承認自己犯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周恩來從幾十年政治鬥爭中發現，效忠於毛是保住權位的關鍵，決定永遠不得罪毛主席。毛澤東耍計謀，鼓勵大家發言敢把皇帝拉下馬，但沒人敢直言，因為害怕挨整、撤職、開除黨籍和坐牢。馮客的結論是「真理死了」。中國老百姓將「穿越死亡谷」。由於領導人的專橫和政治制度的僵硬，大躍進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危險。中蘇領導人急於比賽誰先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追逐中，中國受難的是四千五百萬人，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主要責任人是毛澤東，但是其他領導人也難辭其咎。
三、大饑荒、大躍進毀了農業、工業、貿易、住房和自然，而且毀滅了道德和文明
馮客教授在書中詳細地闡述了大躍進大饑荒中的毀滅：毀了農業、毀了工業、毀了貿易、毀了住房，還毀了自然，而且還毀了文明古國的道德。他不僅研究上層，也研究基層，把權力中心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結合起來，從中共匯編的大量文獻中展示出老百姓不僅是受害者，也出現了加害者。在解體的社會裡，大饑荒中，人自為戰，憑本能求生存，不擇手段，為極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驅動，出現各種反常的手段，如撒謊、欺騙、偷盜、巧取豪奪、玩弄權術，跟國家周旋。
馮客從檔案中發現，在大饑荒年代，中國農民並不是餓死也不搶國家糧庫。湖南湘潭地區一九六○──一九六一年發生了八百起糧食盜竊案，懷化農民強行打開了幾個倉庫，搶走了糧食。一九六一年一月甘肅發生了五百例列車搶劫案，損失了五百噸糧食，武威火車站先是幾十人、幾百人，一月底四千名膽大包天的農民截住了列車，連車上部件也拆走了。張掖二千名農民夜襲糧倉，還殺死了一名警察；另一次農民偷了軍裝進入倉庫運走糧食，警衛以為他們是特種部隊。另外有破壞性的縱火，湖北松滋，一位市委書記房子被縱火，還有農民把毛澤東塑像澆上汽油焚燒。廣東翁源縣，農民在燒毀糧倉後，在牆上寫下標語，表示糧食反正不是他們的了，不如一燒了之。
馮客還發現幹部為了完成任務，不惜使用暴力，紅旗最多的村、社、隊，也是害人最多的地方，擔心紅旗被拔走，用更無情的毆打，迫使饑餓的農民，超負荷完成分配下來的任務。湖南耒陽縣長張東海說：「運動不是繡花，打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大躍進前從不打人的幹部易少華，變了，出手狠，把農民打傷流血。壓力來自他的上級，領導告訴他：「你要是不打死他們，任務就完不成。」「上面的人壓我們，我們就壓下面的人。」暴力通過一連串命令一級級傳遞下去。幹部為了不當右派，選擇一方，就要犧牲另一方，四川溫江調查，百分之八十餓死的人是因為被罰不得吃飯。生病的人也被迫下地。這樣，累死、餓死、被打死的人，在大災荒中佔相當大比例，還有承受不了苦難的百分之三至六的人，選擇了自殺的死亡方式。在大饑荒歲月中，幹部和民兵採用各種暴力手段對付農民，源自於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些手段和刑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演了，只是規模更大、更為殘忍，大饑荒的暴力是文革紅色風暴的預演。
最殘酷的事件是大饑荒的人吃人。在山東、甘肅、雲南、廣東等省，都有吃死屍的檔案。個別的比較具體的關於人吃人的文件，被保存下來，馮客所公佈的一九六一年三月臨夏市民政部門整理的一份材料中記載，七十六名受害者中，被謀殺後吃掉的十二人，死後被吃掉的十六人，死屍被挖出來吃掉的四十八人。一九六○年一月九日買集公社張灑麻村康尕麥用斧砍死同村人焉哈馬吉煮了吃。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紅台公社趙家大隊趙香香，殺小孩吃。馮客哀歎道：「人性在這場由國家發動的暴力中淪喪了。當然，人吃人絕不是最常見的，也不是最廣泛的。」這種人性淪喪，在文革的大浩劫中，又一次更廣泛、更殘酷地再現了。廣西就發生過造反派吃俘虜的心臟的事件。但是，文明古國在二十世紀出現的人吃人的慘劇，證明了這樣的人民公社制度絕不是共產主義的天堂，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絕不是人類進步的方向，這樣的大浩劫的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絕不是光榮的正確的可向外國推銷的貨色，而是黨史、國史中值得認真總結歷史教訓的重中之重，絕不應遺忘、忽視、掩飾的極為重要的史實。中共黨史忽略了，而馮客填補了、充實了這個空白。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在北大荒農村勞動時，親眼目睹幾十個年老農民餓死的情況，有的臨終前講了一句話：「我想喝一碗稀飯呀。」我自己也差一點餓死，是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幫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將我調回北京。一九六三年又下放到安徽勞動時，我聽見農村公社書記同我談到父親殺兒子煮了吃的案例。
四、大饑荒是真正的史無前例的大浩劫，黨史、國史不應也不能掩飾真實的歷史事實
大饑荒中人性淪喪、道德墮落的悲劇預示著文革中群眾性大規模暴力屠殺悲劇的重演是必然的，第一次大浩劫必然引發了第二次大浩劫。馮客教授如此深刻分析的大饑荒專著，獲得英國二○一一年度塞繆爾‧約翰遜大獎，是名至實歸。他在困難的條件下搜集到翔實的檔案材料，寫出了這樣一本書，又分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因，結大饑荒之果；而大饑荒之因，再釀成文革之果的因果關係。因為，大饑荒中，出現了對毛澤東不滿的幹部和派系，尤其是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報告，引起觸怒，為了維護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牢牢把握政權，毛澤東不得不發動文化大革命，將劉置於死地，將整個國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心中的對手都打倒。發動第二次大浩劫，以維護第一次大浩劫的必要性和正確性。正像馮客所說：「把國家干預當做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實在是錯上加錯。」以新的錯誤掩蓋已發生的錯誤，是更大的錯誤。
諱疾忌醫、掩飾錯誤的結果，只能是一而再地重犯同樣性質的錯誤，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歷史上空前的大浩劫，把全國老百姓、全體黨員拖入大災難的深淵。幸虧世界上有良心的學者很多，馮客教授做出了本該中國黨史工作者應完成的工作。中國的歷史，理應有更多的中國學者研究，寫出高水平的信史。我們希望中國民間的和官方的黨史工作者能夠寫出超過馮客專著的中國浩劫史，也希望官方能公佈五十年前大躍進和歷次運動的全部檔案（我知道有過燒毀檔案的事實），為共同研究歷史錯誤和防止重犯錯誤創造出必要的條件，這是我寫這篇評論馮客專著的一個真誠期望。
二○一一年十二月四日
文章來源：《爭鳴雜志》有刪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