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0日訊】【編者的話】這裡記下的，祇是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運。或者說，祇因他「有幸」從民國被「解放」到了「共和國」；他才像千千萬萬的中國普通知識分子一樣，便不得不無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難。一九三六年，鄒韜奮主辦的《生活週刊》曾稱他為「民族異彩」；一九四六年，北京六十位名教授在聯名贈送他的錦旗上，稱他為「民國異彩」；一九七五年，當他在家鄉辭世時，共產黨已經給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類分子」的「帽子」……
（接上期）
四、小鎮上的葬禮
我願還鄉
高仲膺非但望穿京華，也沒有等到他的平反通知，而且，連他的二弟丁局長也已經音訊全無了。
然而，高仲膺卻等來了那一場「史無前例」。
在革命的名義下復辟了專制制度，已經實行了十七年史無前例之殘暴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又聽任它的領袖毛澤東復辟了無需加冕的「帝制」。將被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已經推翻了的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制度，推向了專制統治的極端，從而使得中國歷史上的二百餘位皇帝，均自嘆弗如……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高仲膺的小兒子，這個隨全班同學爬火車串連到北京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終於在天安門廣場的那一桿五星紅旗下面，看到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這個站在吉普車上的人，宛如一尊泥菩薩似的「四個偉大」，他那一張無情的面孔，在他早熟的心靈裡面，非但引不起一絲一毫的激動，甚至唯有緊張、膽怯和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某種厭惡感覺。然而，那一刻，廣場上卻正在為這一尊菩薩發狂。雖然，坐在他身邊的那位女同學，竟敢在此刻對他附耳小聲說道：「我要有搶，今天我就……」他不覺猛地扭過臉來，驚惶失措地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也是一個右派分子的女兒，大概也是發自「反動階級」的本性吧……他們對這個空前絕後的專制魔王的感情，實在是不能與那些「紅根紅苗」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相比的。雖然事後幾十年他都對自己的這個中學女同窗深懷敬重，猶如敬重歷史上那個敢於刺殺列寧的俄國女人。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一日，高仲膺的小兒子，還有他那個膽大包天的女同學，以及將近三十位所謂出身不好的同班同學，便在本班幾個「紅根紅苗」的「驅逐令」下，灰溜溜地滾到了北京車站。
然而，火車站廣場上那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陰陽頭」，那一片露著張張苦臉的「地富反壞右」們，還有他們那些尚不懂人事的「狗崽子」，使高仲膺小兒子的心裡，就像突然壓上了一大塊磐石。他很快便聽說，他們是在被首都的紅衛兵抄家後，押來這裡遣返原籍勞動改造去的。
當他和同班的「狗崽子」們剛剛走進火車站的候車大廳，竟陡然聽見了一聲撕人心肺的慘叫，看見了一道急速飛舞的鞭影，和這鞭影所閃耀出來的血光──那個挨了紅衛兵一皮鞭的老太太，頓時滿臉飛血地倒身在地，永遠也不會再站起來了。然後，便是響徹了候車大廳的「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嘹亮「革命」歌聲……
南去的火車上，那位老太太像是撕破了喉管的淒厲叫聲，就像是滲進了高仲膺小兒子心靈深處似的，使他不時都要感到難以忍受的刺激……他在幾乎令人窒息的火車廁所裡面，半個屁股壓在那小小的洗臉池上，幾乎整整十八個小時，才在蚌埠下了車，然後換了另一列火車，最後再擠船過了長江，垂頭搭腦地回到了蕪湖城。
那是九月二日的下午一點鐘。高仲膺的小兒子，因自己在北京所見的世面，所目睹的鮮血，所聞到的血腥，使他一到家，就關緊了房門，將他的「見聞」告訴給了他的父母。他甚至對父母說，他慶幸自己被趕出了北京，能夠早一點到家。因為，他們班上的紅衛兵，肯定馬上就要回來，學著北京紅衛兵的樣子，對他們這種人家大開殺戒了……
他看見了母親滿臉的緊張和惶恐，卻在父親的臉上看不出什麼驚惶失措的樣子。他父親的臉直到死，都永遠是那樣地平靜，平靜得連一道皺紋都沒有。
他急了，終於突口而出地問了父親一句：「爸，你對我說過，你從前對家鄉人很好，常接濟他們，是真的嗎？」他最後的話裡，像是有了不夠信任的意思。
他的父親這才猛地抬起臉來，定定地看著他的小兒子，說：「我願還鄉。我自信，家鄉人不會惡待我和你母親。」
小兒子憋在胸膛裡面的那一口氣，就像是頓時舒展了開來。他看著父親依然顯得平靜的面孔上，那一絲絲不易覺察的痛苦表情，說：「那我馬上就去派出所給你們遷戶口，遷完戶口我就送你們過江上火車──回老家，一點也不能耽擱了……」十九歲的小兒子第一次表現出了清晰、果斷、而又敢於擔當的性格。他在自己人生的中，第一次所作出的重大決定，確實是做對了。
下午三點鐘，他已經幫父母遷好了戶口──「地富反壞右」主動回鄉接受改造，派出所一點也沒有刁難他們。
下午五點鐘，84號，這個「小臺灣」的所有住戶，在得到消息後，居然家家都送來了一包包糕點，還有一個個用紅紙包著的幾塊錢。在那個世道人心就要壞絕、猶未壞絕的時代之初，在民間，和在社會底層，尚有人情可言，怎能不令現今的人感慨不已。
「可憐，高爹爹、高奶奶是好人」的話，竟然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在他們的嘴上和心頭，直到老夫妻倆帶著那個祇有三歲的小外孫，離開了他們在落難歲月裡已經住了整整八年的「小臺灣」，好心的鄰家們，還在你對我、我對你的嘮叨著，有的還在擦著眼角上的淚水。
擁擠的輪船與火車，孤落落的鄉間小火車站，黑漆漆的小鎮街道……當巢縣烔煬河鎮的這個夜晚，終於迎來了於「難中落難」的這一家子時，高仲膺那個孤守在家中的老嫂子，這個被兒子劃清了界限的老地主婆，便將她的小叔子一家安頓在那空蕩蕩的破屋裡，准備等天亮之後，再請人來將前屋打掃乾淨，讓他的弟弟和弟媳婦住。
煬河依舊流在高家祖宅的前面，祇是這祖宅已經太破敗了些，祇能遮擋些許的風雨了。
小兒子安頓好了父母，返身便又上了火車，過了江，在大雨中趕回了84號，那已經是夜間三點鐘了。未想，他祇輕輕地拍了兩次大門，他那兩個留在家中的小外甥女，居然就哭著一下撲到了他的懷中，告訴他說：「小舅，我們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紅衛兵砸斷了。」
他沒有想到他們來得這樣快。好險哪！
這個夜晚，直到黎明，他都沒有瞌眼。他祇是將兩個外甥女一邊一個地摟在懷中，坐在地板上，看著小屋被抄家後的那一片狼籍和淒涼景狀，他的心裡不覺又想起了那位女同學在天安門廣場上悄悄對他說過的話，他好佩服她。
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絕不參加這一場「絕人性、滅人倫」的文化大革命。
雖然十九歲的他，此時還不夠明白，這一場要大革「人命和文化命」的大革命，不過是十七年來共產黨「滅人性、絕天理」的瘋狂繼續和極端發展而已。
然而，從十歲那年起，他心靈深處就已經開始閃忽著的，那一點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反動思想」，似乎就在這短短的幾天內，便突然地清晰和堅定起來了。此後，他雖然在毛澤東那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水火棍」下，膽顫心驚地一路走了過來，然而，他卻又是在他們那一撥又一撥的「水火棍」下，走上了對於共產黨及其整個專制復辟統治進行徹底反叛的不歸之路……
再救共產黨
一九六六年夏天被小兒子送回了老家的這一對老夫妻，在女兒從東北趕回來接走了他們的三個外甥之後，這一雙老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祇因高仲膺在做「民國異彩」時，非但沒有對不起過他的貧下中農鄉親們，而且曾給過他們許多的接濟與幫助，所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在他的家鄉雖然也被叫得震天價響，甚至家家都要為「毛主席他老人家」供一個「寶書臺」的偉大發明，就發源在這個小小的巢縣烔煬河鎮，但是，高仲膺在鄉親們的眼睛裡，卻是一個「好階級敵人」。大約，那些正在掌權的革委會頭頭們，都在家裡受了他們父母的糊塗階級觀念的影響，在高仲膺人已還鄉，並且他的反革命檔案也很快還鄉之後，他們也祇將高仲膺例行公事似的找去訓了一頓話，然後，還是叫他掃地──每天清晨，祇需將烔煬鎮東頭那條青石板的小街打掃乾淨，就算是他的改造有了表現……彼時，甚至不時地便有一些鄉親來探望他們，還總是要帶些高仲膺小時候最喜歡吃的家鄉名產──烘糕、麻餅、和特製的大玉帶糕──那可是明朝皇帝欽點的貢品。在這個小鎮上，「人情人性」和「階級鬥爭」似乎仍在暗中苦苦地較量著和對抗著……
那個時候，高仲膺的大兒子已經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而慘遭剃花頭、遊街和批判鬥爭；他的大女兒在東方的莫斯科，也天天都在寫檢查交代，深挖狠掘自己與反動家庭劃不清界限的思想根源。但他們還是將生活費偷偷地寄給他們的小弟弟，再由他帶回老家。他們那個大學畢業就欣逢文化大革命的二弟，此刻，還在以大學生的身份，混跡在省城大學的造反團裡「躲避風雨」；他們那個已經下定決心絕不參加這場殘酷革命的小弟弟，此刻，在送走了父母之後，已經飄零在同學的屋簷底下，偷偷地苦讀著那些被紅衛兵造反派抄來又扔掉的「封資修」反動文化遺產。雖然老夫妻倆心裡懸著兒女們的命運，但日子卻平靜得就像要流乾的煬河水一般。祇因高仲膺排行老二，回鄉不久，便被調皮的後生為他取了一個綽號──「啞巴二爺」。因為高仲膺回鄉之後，幾乎已經成了真正的「啞巴」。
然而，這個啞巴二爺，卻在中央專案組派人來到烔煬河鎮的那一天，不但說了話，而且拍了桌子，差點便吼了起來。以至中央來的人，竟覺得這個鄉下的階級敵人，氣焰也太囂張了些。
中央專案組來的那兩個人，在鄉鎮革委會頭頭的陪同下，親自登門找到了高仲膺。當然不需要什麼客氣話，開門見山地就要高仲膺交代周光春在一九三一年叛黨的歷史。
坐在破方桌邊上的高仲膺，他那一雙眼睛，此刻卻在那付舊黃框眼鏡後面睜得老大。他看著中央來的專案組，像是不明白他們要他談什麼。而等到「專案組」已經很不耐煩地又對他問了一遍之後，他便定定地瞧著那兩位「專案組」，嘴唇哆嗦了一刻，才突然說道：「周光春他們沒有叛變，沒有做叛徒，是我放走的他們，這不會錯……」他的話說得斬釘截鐵，硬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一個「專案組」不覺拍案而起，漲紅著臉，指著這個階級敵人，大聲呵斥道：「周光春自己已經交代叛變了革命，你還想為他辯護？也不想想你是個什麼東西？！」
啞巴二爺突然抬起臉來看著他，竟也猛地將手掌心拍到了方桌面上，顫抖著身子站起來對著那位「專案組」說：「他自己承認叛變了革命，不是他不老實，就是被你們逼打成招！我說他沒有，就是沒有。我是他的校長，是我親自救的他們……」
從北京來的中央專案組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勢？連劉少奇在他們的眼睛裡面，都是個絲毫不敢反抗的角色，這個鄉下的階級敵人，居然……，
鎮上的革命委員會頭頭看著中央專案組那滿臉上的怒火，又氣又恨又奈何不得的樣子，忙站起身來，對高仲膺發狠似地喝斥道：「高仲膺，你是忘記了自己如今的身份了！怎麼敢跟中央來的同志這麼講話？」
高仲膺看看他，慢慢地坐回到了椅子上，雙眼向前凝視了一刻，然後便突然將眼睛閉上了。此後，任他們拍桌子，還是打板凳，他便死也不再開口，乾脆又做起他的啞巴二爺來了。
……
高仲膺又救了一回共產黨，雖然共產黨直到他死都在蹂躪著他。
多年之後，當周光春──這位共產黨的大官老幹部又一次東山再起時，祇要他一想起他的校長，他便會喟然一聲長嘆，心中更會湧現出無數個「對不起」來。也不知是為他那個惡黨，還是為他自己。在那個被毛家后宮大亂朝綱的歲月裡，漫漫中國又能夠找出幾個像他的校長那樣有骨頭的知識分子來啊！然而，二救周光春的高仲膺，當時，卻不得不為他遭受了一次「全鎮人民批鬥反革命分子高仲膺」的命運，雖然對鎮革命委員會的頭頭來說，也就是要做一場戲來給中央專案組的人看……但對高仲膺來說，這卻是他十年返鄉唯一一次被大規模地「當眾凌辱」。雖然他從來沒有怪罪過那些要「鬥爭」他的鎮上「父母官」們，還有，就是那些不得不參加批鬥他大會的老少鄉親們……
高仲膺之死
一九七五年春節前夕，在家鄉熬過了幾乎整整十年文革的高仲膺，就像是突然心血來潮似的，天天寫信給他的四個兒女們，要他們一定要回到老家過年。孝順的兒女們，也願意承擔著與父親劃不清界限的罪名，都在春節之前趕回了老家烔煬河。
這是高仲膺自打成右派以來，過得最開心的一個舊曆年。因為他那些還不諳世事的孫子、孫女、外孫男女們幾乎全隨著父母回來了。特別是十年不敢回鄉探望父母的大兒子、大女兒，一回家，就關上房門下跪在自己的一雙老父、老母面前。這在高仲膺和他的老妻，又該是何等的安慰。
那幾天，啞巴二爺彷彿將十八年的辛酸苦恨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享受著他的天倫之樂，卻在年初四一早，當他將兒女們一起招到膝前時，他那嘴巴突然間雖開合了幾下，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臨了才吃力地、並且是斷斷續續地說出了這樣一句話：「我，對得起，共，共產黨，共產黨對，對，對不起，我……」
說完，他又最後地盯著他的兒女們看了一眼，便突然地歪倒在地上。
八天之後，高仲膺便在他的故鄉溘然長逝了。
他的死訊，霎時間便傳遍了小鎮和鄉下。平常就跟他劃不清界限的鄉下人，突然間，竟流水似地來到了他那兩間破爛的草房前面，他們依然要按照鄉俗，向死人磕頭──人死為大，管他是不是階級敵人！而當一口油得發亮的棺材，突然被七、八個年輕人抬進草屋時，高仲膺的老妻和後人才知道，那竟是現今烔煬鎮革委會主任的八旬老母，逼著他的兒子叫人抬來的。那老母對自己的兒子倒有三條理由：一是高二爺是一個好人，二是高二爺是烔煬的第一個大學生，三是高二爺對家鄉人有恩……
絕不敢鋪張揚勵的高家子孫們，雖祇想低調地辦完父親的喪事，但出殯的那一天早晨，當高仲膺的棺材剛剛抬出草屋，走過稻場，走上鎮東的小街，還未抬過煬河上那一彎長長的青石板大橋時，棺材後面的烔煬鎮東街上突然鞭炮大作，棺材前頭的一戶戶農家，戶戶家門大開，高家送殯的子孫身後，也突然跟上來、擠上來許多老少鄉親。他們雖然頭無孝帽，身無白花，但是，他們那一臉的深情，卻給高仲膺最後的這一程人生之路，帶來了難言的慰藉，和無言的「反抗」──這可是在給一個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送葬啊！那時節，至少連毛皇后江青都還沒有被共產黨自己人抓起來呢。
高仲膺，這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這個不僅是跨時代、而且是跨了「兩個中國」的讀書人和教書人，當他已經永遠地躺在自己家鄉那一片高高的黃土崗上時，他比中共的領袖劉少奇、彭德懷等等共產黨的大人物們，還有一九四九年後，遍中國無數的受害者和冤死者，已經多了太多的福氣了！
「民族異彩」高仲膺君，共產黨豈祇是對不起你，這普天之下，它又對得起誰呢？
高仲膺身後記事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六日，高仲膺的未亡人秦韻梧老太太，在安徽省蕪湖家中心臟病突發。因兒女均不在身邊，便由他小兒子早已打好招呼的老同學們，和兒女們專為他請的保姆，將她立即送進了當地最好的醫院。在病情剛剛好轉過來的那一會兒，一位大夫曾笑問她說：「老太太，樣子好福氣。有幾個兒女？都在做什麼？」
老太太笑瞇瞇地看著那位醫生，然後笑嘻嘻地告訴他說：「我大兒子是南開大學的名教授，二兒子是省裡大學的校長，小兒子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女兒在哈爾濱做了一輩子的婦產科醫生……」
老太太笑呵呵地說著，醫生護士都在為她高興，那問他話的醫生正笑著說「您老真有福氣呢」，沒想，老太太又兀自呵呵地笑了一聲，然後便往身後一仰，居然含笑而終。
（原名《民國異彩高仲膺君》）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