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5日訊】政治賭徒比經濟賭徒更可怕
一個又一個企業老闆的「跑路」與靠高利貸經營者的跳樓，把溫州乃至中國大陸民間高利貸的瘋狂之態和兇險後果清晰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然而，還有比中國高利貸經濟更可怕的，那就是中國政治的「高利貸」賭徒心態。
今日中國的高利貸經營者（這裡不包括少數由於金融體制極不合理的壟斷而造成融資困難，不得已以高利貸暫時救急的民營企業老闆），從根本上講，抱有的是一種賭徒心態，即拿自己的明天賭一把。在當今中國，有幾個行業，特別是製造業等實業，會有年利高達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一百八十的回報？精明的高利貸者一般都懂這個道理。但是，他們為什麼仍要不惜豪賭一場呢？首先，他們在剛開始放貸之時，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為自己有足夠的操控能力，能在接下來的投機中撈一把就走；或者能在「擊鼓傳花」中把包袱甩給別人，而不會自此越陷越深至難以自拔。
政治賭徒拿中國的明天豪賭
如高利貸者一般的中國政治賭徒們，心態幾乎與此一樣。這類政治賭徒，說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賭一把。以他們的學歷、智商與所處官位，他們難道不知道什麼叫人倫道德？什麼叫憲法法律？什麼叫政治底線？他們難道不知道，把民眾祖傳的土地房產低價強徵，派警察扮便衣毆打無辜民眾，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屬毫無理由抓捕監禁，把說了幾句真話的作家記者秘捕秘判這些惡行會激起民憤？他們統統知道。但是，他們也總是在開始施惡時信心十足：自己手裡牢牢掌控著的政經軍警宣等資源，可以擺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將自己釀就的矛盾「擊鼓傳花」傳給後任的。
高利貸者確實也有很多會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礦、炒金、炒銀、炒銅、炒外匯、炒期貨，乃至參與賭博、開賭場等經濟高度投機領域中賺取一桶金，而這刺激了他們胃口進一步膨脹。政治「高利貸」賭徒們最初也幾乎都能憑著掌控的絕對「優勢」而輕易得手，這往往也刺激他們由此更加狂妄至肆無忌憚。
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瘋狂的投機至最後，總有一天會受到經濟規律的報復，高利貸的窟窿於是越來越大。所以，高利貸賭徒在最瘋狂的階段，是盡一切力量，盡一切資源，不惜以最大的代價彌補日益擴大的債務窟窿。
中國的政治賭徒們也一樣，最初的壓制與欺騙可能會在某時間段有效，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永遠欺負的。按照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的說法，對人民對歷史欠下政治債也是要付出「利息」的，而且欠得越多，拖得越久，壓制越甚，要付的「利息」就越大。於是耗費天文數字的血汗錢封鎖網絡，監控網民，隔絕信息，培植「五毛」，「引導」輿論；動用黑洞般的資金，調用無數的幹警阻截毆打正常上訪討說法的訪民；動用幾千萬資金，上百人力非法監控軟禁迫害一個盲人、非法監控幾個文弱書生……，在很多地方，不僅已經賠上了整個體制的公信力，更賠上了民族的傳統倫理道德，賠上了民族的創新能力，賠上了民族的未來！
高利貸賭徒為安撫債主們的心，往往喜歡穿一身名牌，開幾輛豪車，辦一些豪宴，也喜歡時不時做一些「慈善」，以顯示自己的某種底氣。政治賭徒們也喜歡擺弄排場以「安定人心」，搞「訪貧問苦」，搞ＸＸ工程，搞ＸＸ運動會，鼓吹「中國特色」、「中國模式」，鼓吹「救希臘」「救歐洲」……。
兩種賭徒都替自己備好後路
高利貸賭徒到最後，絕大多數會淪落到不要廉恥的地步。為了彌補日益巨大的窟窿，他們不管是否親朋好友，不管是否別人養老錢、保命錢，只要能拿得過來以填補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騙到手再說。中國的政治賭徒們也一樣，他們是不管什麼人類良知，什麼倫理道德，什麼黨紀國法，什麼政治底線，只要能維持住眼前壟斷利益的「穩定」，只要能將尖銳的社會矛盾「擊鼓傳花」，一概毫不猶豫統統踩在腳下，飲鴆以止渴。省委門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參選的公民可以讓他們神秘失蹤；依法行使職權的律師可以予以秘捕；對付探訪一個理應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的無辜民眾，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攔截、搜身搶劫、無理關押、野蠻毆打；依法維權的民眾可以讓他們「被旅遊」、「被失蹤」、「被車禍」、「被自殺」、「被偷漏稅」、「被精神病」……，整個政權日益黑社會化！不，盜亦有道，這個政權已經比黑社會更黑！
高利貸賭徒最終都會給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闆絕不會「淨身」出走，他們在「跑路」之前早已給自己或至親家人留好後路。政治賭徒也明白自己在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美好的明天」，早就給自己留好了退路。他們早早把自己的家人與財產，轉移到他們口口聲聲要人們警惕被「演變」的西方國家，剩下做裸官的他們，也早揣好了幾本西方國家的護照。
政治賭徒賠掉整個國家
高利貸崩盤之時，溫家寶們給溫州等地開出的一個藥方是「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適當提高不良貸款的容忍度」，繼續為眼前的「穩定」飲鴆以止渴。他們連自己的銀行都監管不好，有什麼能力「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中南海決策高層絲毫不願治病先治根，及時有力懲治貪腐瀆職的銀行及其官員，及時真正放開早該破除的金融壟斷，以及放開對更多的經濟要素、政策資源的壟斷，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經濟規則，給充裕的民資更多的投資市場。對此，時評人郎遙遠先生尖銳地指出，以上述方式「救溫州」，將要賠上整個中國，因為溫州高利貸危機，絕不單純是中小企業發展中遭遇的資金困難，而是賭徒式發展模式的必然絕境。政治「高利貸」也一樣，面對日益潰敗的體制，面對無法約束、日益猖獗、肆意妄為的公權，除了政治良知尚存的溫家寶多次呼籲「政治改革」之外，權力高層剩下的就只有「創新社會管理」、「推進文化體制改革」、「重視文化創新」等等敷衍加忽悠的空洞口號。他們絲毫不肯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不肯還公民以有效監督與制約權力的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競選自由等公民權利，繼續以民為敵，以人類先進文明為敵。
在中國，經濟高利貸賭徒與政治「高利貸」賭徒，真可謂互為榜樣，互為基礎。
經濟高利貸正在崩潰，政治「高利貸」還能永遠撐持嗎？
文章來源：《爭鳴雜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