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訊】1990年代震驚世界的我國河南汙血案，大量農民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毒發生至今已近20年，然而該案的主要責任人高官李長春和繼他之後在河南省主政並緊步其後塵的高官李克強，在“後臺”的呵護下，不僅從未受到問責，反而成了國家領導人。無辜感染愛滋病毒者和死者的家屬，多年來不斷呼喚著公平與正義，要求中國政府正視和解決這一驚天大案，但遭遇到的卻是對敢於舉報者和上訪者的打擊與迫害。這就是由二位高官鑄造的“河南艾滋門”。
我從2010年9月起就河南汙血案向中紀委監察部舉報中心舉報，未被受理；之後于同年10月向胡錦濤總書記、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和賀國強紀委書記四位党和國家領導人舉報，也未被受理。無奈之下，我於2010年11月和2011年6月公開以文題為《導致愛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和《徹底揭開河南汙血案黑幕讓“血漿經濟”真相大白於下》這兩份材料向胡總書記直接舉報，其結果同樣是石沉大海。鑒於河南汙血案的後果極其嚴重，我不得不第三次發出致胡錦濤總書記公開信，並進行第五次舉報。
河南汙血案絕非一般瀆職過失，而是性質極其惡劣的蓄意隱瞞重大疫情導致嚴重後果的犯罪行徑。有關河南“血漿經濟”的來龍去脈及其災難性後果，我在前幾份舉報材料中均做了較為詳盡的敍述。我此次舉報只簡述河南汙血案即“血漿經濟”“十宗罪”，這也是我追討和清算“河南艾滋門”的檄文。
良知泯滅地誘導窮人‘賣血致富’乃“一宗罪”
我國河南省大量農民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毒的境遇,是當代公共衛生史上罕見也是隱瞞時間最長的重大災難性事件和令中國蒙羞的重大醜聞。這一事件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就已初露端倪。李長春從1990至1998年主政河南省期間，“血漿經濟”在河南省快速發展，短短幾年間，加入賣血致富的農民迅速增多，1995至1996年達到高峰。據河南省衛生系統內部知情人士估測，這段時間河南全省約有140多萬人賣過血。一些年裏，賣血甚至成了河南一些鄉村農民的生存方式。這是導致當地愛滋病疫情氾濫成災的根本原因。因為采血站違規操作，導致了愛滋病毒嚴重的高感染率。就是幾年光景，有一二十萬農民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毒，之後至少造成數萬賣血者因此死亡。
就在愛滋病在豫東和豫南農村暴發流行之際，由於李長春沒有全力控制已經“火上房”的疫情，而是把關注點放在打擊迫害敢於出面揭露愛滋病大流行真相的人方面，因而加劇了疫情蔓延，錯過了初期救治愛滋病毒感染者會取得較好療效和降低死亡率的大好時機。李克強於1998至2004年接任李長春之職後，他一方面極力掩蓋李長春推行“血漿經濟”的斑斑劣跡，另一方面又承傳李長春的做法，對舉報和上訪的受害者繼續打壓。儘管他採取了一些救助措施，但在蓄意隱瞞重大疫情這一關鍵點上，沒有任何改變。
我此前在致胡錦濤總書記的兩封公開信及附件中，對受害者的悲慘境遇均有敍述，由此可以窺見禍國殃民的“血漿經濟”導致災難之一斑。
打擊迫害敢於揭露疫情真相的正義之士乃“二宗罪”
河南省愛滋病暴發流行後，在隱瞞疫情的同時，打擊敢於揭露真相的人士。這種最惡劣的政治反應既不道德，更後患無窮。
第一個發現河南省愛滋病暴發流行並迅即上報的，是河南周口地區衛生檢疫中心醫生王淑平。她於1995年初發現相當比例的賣血者感染了愛滋病毒。她把商水縣賣血者集中的西趙橋村62份血樣送往北京求助了病毒學專家曾毅院士做權威鑒定。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現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學研究所首批檢測的15份血樣，13份確定為愛滋病毒陽性。曾毅由此讓王淑平迅即寫報告送達衛生部。
五淑平發現問題後也當即向所在地區生局和省衛生廳反映，要求各地血站采血時務必加上檢測愛滋病毒這一指標以防愛滋病毒傳播，但未被接受。王淑平大膽舉報後不斷受到當地官方打擊與迫害。
繼王淑平之後揭露河南省愛滋病疫情並受到迫害的是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醫生，她從1996年開始在民間大聲疾呼防治愛滋病。高耀潔走訪了成百個愛滋病村，探望了上千位病人，拍攝了幾百幅照片。高耀潔憑她所見所聞得出結論，河南省1990年代愛滋病流行的原因主要是賣血導致的血傳播。
由於高耀潔勇於曝光河南愛滋病疫情蔓延的真相，令主政者臉上無光，河南當局採取種種手段對她打擊，以至河南省愛滋病疫情大面積擴散。
河南省愛滋病流行一直是仗義執言的曾毅院士關注的焦點之一。他以不同方式發出警報，強調河南省愛滋病流行情況是真實的、嚴重的，有可能演變成國難。曾毅給予第一位發現愛滋病暴發流行的王淑平巨大勇氣和多方支持，在她受到河南當地迫害時，曾毅出面保護，安排她在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病毒學研究所以學習為名避難五年之久。
還有一位勇敢披露河南愛滋病疫情的，是知名防治愛滋病專家、湖北中南醫院桂希恩教授。他於1998年深入河南省重病區考察，抽取了11位病人的血樣帶回武漢，化驗確認10份血樣為愛滋病毒陽性。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桂希恩又赴河南抽取了140份血樣，結果竟有62%的血樣愛滋病毒陽性。經過他的調查，證實是那些采血站采血時的交叉感染導致了愛滋病暴發流行。之後，由於河南方面對愛滋病病人麻木不仁，桂希恩３０多次自費到河南的愛滋病流行的村莊送醫送藥，但他的行動觸犯了當地的某些人。他們認為桂希恩來到河南省破壞了當地政府形象，影響了當地經濟發展。桂希恩因此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另一位揭露河南愛滋病疫情的是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著名愛滋病教育學者和維權人士萬延海，他受到了更為嚴厲的處罰與迫害。警方以“洩露國家機密”和“為國外反華勢力服務”為罪名，先後兩次拘留他。他2002年被抓進北京看守所期間，在同負責看押的人員聊到河南省賣血傳播愛滋病的事件時，一名看押人員說自己就來自河南，清楚那裏的情況，自己的一名戰友家裏就有三個人因為賣血感染愛滋病死亡。這一戲劇性插曲的出現絕非偶然，它從側面印證和還原了河南“血漿經濟”令人生畏的“吞噬”生命的殺傷力。
疫情似火情。根據國際慣例，絕不能把傳染病重大疫情當成內政或國家機密進行封鎖，對公眾蓄意隱瞞疫情必然導致疫情的失控和延誤防治時機，是不可寬恕的犯罪行為，必然受到嚴厲譴責。從汙血案發生至今，河南省愛滋病疫情真相中仍有一些迷團，令國人和外界感到撲朔迷離。
河南汙血案害苦了中原百姓眾鄉親乃“三宗罪”
李長春在河南省推行“血漿經濟”，導致無數感染者及其家庭一貧如洗，甚至家破人亡。
在感染愛滋病致大量死亡的上蔡縣程老村，截至到2002年末統計為126人病死，柘城雙廟村和新蔡縣東湖村，也死亡120人左右；近4000人的上蔡縣後楊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愛滋病，愛滋病毒呈陽性的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雙親的“愛滋病孤兒”達26名，有400個兒童雙親中一人因愛滋病死亡。
在河南，由於汙血案的侵害，導致了一些農民自殺。上蔡縣邵店鄉十裏鋪村的一位婦女因為1993到1994年賣血患上愛滋病，後來實在忍受不了患病之苦上吊自殺，留下了2歲和5歲的孩子。由於愛滋病，河南有些村莊多年男無娶、女難嫁，村裏生的孩子沒有死去的人多；不辦紅白喜事，沒有迎娶送嫁，死人也不發喪，悄悄掩埋了事，多個縣的農村，那幾年平添起了許多墳塚。
上蔡縣曾經兒孫滿堂的程繼增夫婦災禍重重，他們的二兒子和三兒子先後因愛滋病發作死去，老三媳婦兩年後也因愛滋病撒手人寰，
他們撇下三個孩子。2001年，四兒子確診愛滋病發作，因為驚恐過度，再加上老婆因他染上愛滋病離婚，不久他患了精神病。
因愛滋病致孤兒童是個新生的弱勢群體，備受各方關注。這些兒童中許多人的祖父母也已經過世，很多兒童出現了心理異常，很難預料他們將來會走向何方。再有，當地丈夫死亡後妻子往往不出三個月就迅速改嫁。失去丈夫未改嫁的婦女被稱之為“艾滋寡婦”。由於女人改嫁就把孩子扔給爺爺奶奶，給後者增加了難以承受的負擔。還有，因妻子死于愛滋病而本人未感染愛滋病毒的男子，被稱之為“艾滋鰥夫”。這些需要救助的鰥寡孤獨弱勢群體，在河南艾滋村並非個別現象。
迫害無辜受害的上訪者乃“四宗罪”
對河南汙血案有嚴重責任的高官，事發後本應率先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負荊請罪”，但事件發生這麼多年竟毫無愧疚感和懺悔表現。
自1990年代晚期開始，河南大量因賣血感愛滋病的青壯年愛滋病發作，但河南當地對於這種悲慘狀況的出現只是一味敷衍，視生命為草芥，以致上訪告狀大軍由縣到省城，最後又紛紛湧向北京的國務院信訪辦和國家衛生部，訴說無辜感染愛滋病毒的不幸遭遇。當一次次上訪被拒絕後因為走投無路，一些貧病交加的上訪者深感失望而變得焦躁，這時河南省、縣抓住他們說了一些氣話或者難以抑制的情感發洩，把他們扣上“不聽勸告、無理取鬧和衝擊國家機關”的帽子，拘留或判刑。
河南省商丘市甯陵縣華堡鄉39歲陶姓婦女和33歲趙姓婦女，1995年和1998年在寧陵縣婦幼保健院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她們的孩子亦都先後被感染。陶姓婦女的丈夫因感染愛滋病已經病亡。因生活無著，為此多次向當地政府反映，可是問題得不到解決。在投訴無門的情況下，她們於2009年3至8月間多次到北京上訪。同年8月11日兩人被以“敲詐勒索罪”拘留。
河南省甯陵縣婦女李喜閣1995年6月生第一個女兒時，因寧陵縣婦幼保健院給她輸了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自己和出生的女兒同時感染，其後出生的二女兒也被感染，致使一家4口人3人罹患此病。2004年8月李喜閣的大女兒因愛滋病不治身亡，她的小女兒又因是愛滋病感染者被當地幼稚園拒絕入園，這讓李喜閣的家庭陷入絕境，李不得不去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國家衛生部上訪。河南對她以“衝擊國家機關”罪為名拘留21天。
再有，河南省駐馬店市新蔡縣古呂鎮的23歲田喜，9歲時因外傷在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就診輸血漿後感染上愛滋病毒，還感染了乙肝和丙肝病毒。為了尋求有效的治療和獲得合理賠償，他至2010年連續進行了六年上訪。因上訪無果便到新蔡縣第一人民醫院要求醫院給予賠償。該院長隨意推諉，憤怒之中的田喜將醫院辦公桌上的辦公設備推到地上，新蔡縣法院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判處田喜一年有期徒刑。當局就是通過把田喜送進監獄，敲山震虎，殺雞敬猴，打壓愛滋病感染者的上訪勢頭。這真是欺民太甚，讓無辜受害者情何以堪。
河南省“血漿經濟”致使全國大量血友病患者感染愛滋病毒乃“五宗罪”
河南省隱瞞暴發流行的愛滋病疫情，由此引起的另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是當年上海生物製品研究所用河南被污染愛滋病毒的血漿，製成的血友病患者必須用的抗凝血“血小板第八凝血因數”，令眾多血友病患者又感染愛滋病毒。這給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省市留下了又一個難以醫治的禍根。
上海市吳忠澤之子13歲血友病患兒濤濤1998年被診斷得了愛滋病，在花費了巨額醫療費之後，濤濤於15歲不治身亡。當時上海至少有55位血友病人感染了愛滋病毒，並先後有10幾個病友因愛滋病亡故。
2003年，中國血友病病友聯誼會副會長孔德麟和一位病友代表上海市55名血友病患者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寫了一封“緊急求助信”，提出應向全國此類血友病的受害者提供相應賠償。孔德麟通過互聯網聯繫到遼寧、吉林、黑龍江、浙江、廣東、江蘇、安徽等10多個省市已感染愛滋病毒的血友病人，僅在上海就聯繫上500多人，愛滋病毒感染率為百分之十幾，如按此推算，全國會有相當數量的血友病人感染愛滋病毒。因為沒有人能夠計算出當年從河南農民的血管裏流出了多少攜帶愛滋病毒的血漿，這些血漿又被賣向何方，這是絕對無法回避的現實。
拒絕借鑒國際賠償方式全然無視受害者權益乃“六宗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在以往的舉報材料中敍述了到1985年底，法國有萬餘人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1991年，法國《世界報》揭露了這起因輸血感染愛滋病毒的重大案件，引起了國際社會震驚。1999年法國法院對前國家輸血中心主任被判處４年監禁和１０萬美元的罰金；前國家輸血中心輸血研究部負責人亦被判刑，二人共同向受害人支付１５８萬美元的賠款。法國政府對受害者也給予了賠償。當年任職的法國總理和衛生部長均坐在庭審的被告席上，衛生部長因此引咎辭職。法國輿論抨擊道，輸血暴露的種種弊端，對這個事件應該負責的是法國政府。
日本在“二戰”後推行的幼童全面接種疫苗計畫過程中，因重複使用針筒，導致43萬國民感染病毒性乙型肝炎，成為日本歷史上最大的醫療事故。在經過長達10多年的訴訟後，日本最高法院於2006年作出終審判決，認定5名原告確是因接種疫苗感染乙肝。判決生效後，厚生勞動省卻聲稱不準備全面救助感染患者，這導致630名受害者先後組成原告團，從2008年3月起向全國10個地方法院提出訴訟。日本政府終於承諾向所有感染者進行賠償，受害人同意接納法庭提出的和解方案，結束了這宗多年的爭議。日本政府為此每人賠償1250萬至3600萬日元，賠償總額約為3.2萬億日元。
最近臺灣台大醫院誤植艾滋器官令5名器官移植者及數十位相關醫務人員處於感染愛滋病毒風險中的重大醫療事故發生後，臺灣各有關方面迅速做出反應，他們不遮掩，不護短，公開透明，直面現實，做出了查處這一重大醫療事故的多項決定，包括要求追究事故責任者直至刑事責任，對有責任的醫療機構進行罰款，並及時採取措施搶救和對受害者給予賠償等各項事宜。他們的應對方法得到輿論廣泛好評。法國、日本兩國和臺灣地區的做法值得借鑒。我國政府至今沒有對河南受害者出臺任何賠償方案，這是受害者至今上訪不斷的根本原因所在。
利用職權封鎖消息剝奪國人知情權乃“七宗罪”
由於深陷“河南艾滋門”的二位高官大權在握，其中一位後來掌控全國新聞輿論大權，他們採取種種手段封鎖消息，控制輿論，藉以掩人耳目。多年以來，國內幾個最大的主流媒體如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從來不報導河南愛滋病疫情起源和全面真相，因此很多人並不知曉河南省愛滋病大流行的嚴重性，也不知悉那些敢於舉報和受害的上訪者遭遇的打擊與迫害實情，以至河南汙血案導致的某些嚴重後果至今不為世人所知，人們重要的知情權就這樣被侵蝕了。下民易虐，上天不可欺。他們這樣做既有違於新聞及時、公開、透明和報喜也報憂的職業道德，又是高官賴以遮掩不端行為的大暴露。
中國高層對二高官“網開一面”實行奇特的“三不政策”乃“八宗罪”
有嚴重錯誤的高官不賠禮道歉，誠通道德便無從談起，這只能令執政黨無顏面對河南父老和全國民眾，也令二位高官威信掃地。在中國發生這樣重大惡性事件，在官官相護的體制護庇下，拖了這麼多年也不對有嚴重過失的官員進行問責，而其他比河南汙血案輕得多的事件，如隱瞞疫情導致嚴重後果的“SARS（即‘非典’）”暴發流行案和河北“三鹿毒奶粉案”以及山西礦難和上海靜安居民樓大火案等公共安全事件，都已有處理，涉及“SARS案”的國家衛生部部長與北京市市長和涉及“三鹿毒奶粉案”的國家質檢總局局長等高官均受到追究並免職，受害者也都得到賠償。比上述任何案件都要嚴重多倍且影響更劣的河南汙血案，卻屬例外。匪夷所思的是，中國高層對二位高官特例“網開一面”，實行的則是國家不立案，不問責和不出臺對受害者進行賠償方案的“三不政策”。這可以說完全是“一國兩制”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河南受害者來說只是一句空話，也是“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權莫進來”和“刑不上大夫”的現代再現。
一個非常奇特的問題擺在世人面前，河南發生這麼嚴重的驚天大案，到目前竟無人負責，連一條教訓也沒有悟出來。難道河南血禍是石頭縫裏蹦出來的？！人可以犯錯，但不能掩蓋，這是最起碼的道德常識。二位高官這樣的政治品質和道德誠信的缺失，是地地道道的人性和良知的淪喪，他們的價值觀念完全違背了當代人類基本的是非觀。做為政治家有錯不敢認錯，對受害者毫無愧疚感而且千方百計把蓄意隱瞞做為首選項，其社會效應必然是上行下效，各種各樣的造假和隱瞞事故行為也自然會大行其道。這種做法失去的是政府公信力和公平與正義。現今追究河南汙血案實際上是只不過是對二高官道德品質的一次拷問，如果一味包庇袒護，就只能令中國當局處於十分難堪的尷尬境地。
二高官有恃無恐緣於有神通廣大的後臺支撐乃“九宗罪”
二位高官所以有恃無恐，而為他們撐腰者又甘冒巨大政治風險對其百般呵護，讓責任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逃脫追究而成了“漏網之魚”，根本原因在於兩者之間存在著盤根錯節、利益交織、互相依存的利益鏈。這是無法撼動有嚴重錯誤高官的癥結所在。這是典型的權力腐敗。由於這樣的政治基礎，他們必然將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並通過“金蟬脫殼”之術面目光鮮，堂而皇之地將欠下河南受害者的良心債一筆勾銷。要查處河南汙血案，必須掐斷官官相護保護傘下形成的利益鏈條，否則，受害者追討權益的願望，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高層令警方對實名舉報者施加壓力倒果為因乃“十宗罪”
我一再揭露河南汙血案，是我做為衛生工作者救死扶傷、濟困扶危的職責與使命，也是良知驅使。沒有金剛鑽攬不了瓷器活。我不是國務院調查組，我的舉報做不到百分之百準確，但可以八九不離十。我在給胡總書記第一封公開信就申明，“文中所有材料，可以說是查有實據，所言非虛，而且文責自負。”所以“決心為眾多因汙血案事件的受害者請命，向不誠實守信、很難稱得上是正人君子又身居高位的人挑戰，以我的生命為良心作證。”
近個時期以來，我的電子信箱已不能正常使用，轉載我舉報材料的網站被高層下令關閉，對我的監聽、監視更不在話下。更耐人尋味的是，最近北京警方奉高層之命，約我到專政機構公安派出所談話，接受訊問。我當面向警方表明，我實名舉報有嚴重過失的高官是受法律保護的行動，乃光明正大之舉。首次約我談話的人絕不應當是維護社會治安和對付犯罪行為的警員。警方這一行動顯然是高層對我的舉報做出了錯誤診斷，開錯了處方，顛倒了是非與黑白，這種恫嚇令我深受其辱。但對我來說，正如我以往致胡總書記公開信所表示的那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有把話講出來才能戰勝黑暗。我會豁出老命捨生取義，不懼欲加之罪和文字獄而將舉報進行到底，絕不會在警方威懾面前彎腰，為了公平與正義“發出最後的吼聲”，正大光明地昂首挺胸“前進、前進、前進進！”
鑒於河南汙血案的嚴重性和解決這一案件的迫切性，衷心期望胡錦濤總書記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分明利弊，果斷決策，對有嚴重過失的高官按律查處，將拖延了多年已屬於“爛尾案”的河汙血案解決在今朝，讓備受欺淩的眾多“血漿經濟”受害者早日得到理所當然的救助與賠償，讓數萬命喪黃泉的逝者早日瞑目，人去魂安。人們相信，嚴冬過後是春天。
此致敬禮！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原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
原北京醫科大學 兼職教授
2011年11月23日
附件：
1、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第一封公開信
2、公開信附件《導致愛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
3、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第二封公開信
4、公開信附件《徹底揭開河南汙血案黑幕讓“血漿經濟”真相大白於下》
5、深陷“河南艾滋門”高官瘋狂迫害無辜感染愛滋病毒患者田喜乃天下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