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0日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並非學術批評，而是一個政治宣言，是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
被文章批判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本來是在毛澤東倡導下面世的，毛澤東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上，對幹部中不敢講真話的作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要宣傳明朝海瑞剛正不阿的精神，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於是，北京市副市長、明史研究專家吳晗立即受命寫了《海瑞罷官》等文章和劇本，那麼這出京劇也就上演了。
1965年2月，江青在上海通過市委副書記張春橋找到了姚文元執筆寫《評新編歷史劇》。他在文章里把《海瑞罷官》中所寫的「退田」、「平冤獄」同「單幹風」、「翻案風」等聯繫在一起，說這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進而宣判《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影射現實的「大毒草」。
毛澤東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予極大的重視。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
但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當時他還是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和陸定一為部長的中宣部抵制了這篇文章。康生後來說，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毛澤東因此對北京市委、中宣部等極為不滿。
由於觸怒了毛澤東，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馬上開會研究布置轉載。《北京日報》和《人民日報》都在11月底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是仍然沒有形成群體響應的局面。雖然黨內的高層已經隱約地感到，一場空前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
張春橋指派《文匯報》記者在京滬兩地，搜集知識分子的反映，彙編成《文匯情況》。後來又改出了一個不編號的《記者簡報》刊頭上印有「絕密」的字樣，由江青轉送給毛澤東。
這種特殊的專送主席的內參，反映了京滬兩地文藝學術界對姚文元文章的不滿，抵制和不安。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變為「罷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強。這場以文藝問題為突破口，以1958年「大躍進」以來包括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四清運動中的分歧問題為內容的批判，使得人們感覺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文革毀滅五千年中華傳統和價值觀
由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使全中國人民陷於長達十年的血雨腥風浩劫。文革挑動鬥爭和人的魔性，煽動仇恨，徹底摧毀了中華傳統古訓的三綱五常、師道尊嚴等倫理道德。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子女揭發批判父母、學生批鬥毆打老師、徒弟毆打師傅、辱聖人、謗神佛、砸孔廟、焚古書，各種無法無天、逆天叛道的亂象司空見慣。從中共高官到普通平民百姓，人人置身其中，難以自保，不是昧著良心揭發批鬥別人，就是被人揭發批鬥。
80年代，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佔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佔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說：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余個家庭整個被毀。」
1966年，北師大造反派頭目譚厚蘭在中央文革指使下，帶領井岡山的200餘紅衛兵，在山東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 月7日，譚厚蘭他們共毀壞文物6千余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千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 書籍1千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留傳了數千年的中華寶貴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大破壞。
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是名副其實的「革中華民族文化之命」，它徹底切斷了炎黃子孫與中華歷史、傳統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聯繫，顛覆毀滅了五千年中華傳統和價值觀，對中國人心靈和道德的摧殘破壞一直延續至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