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北京大興縣大屠殺揭密 (上)

【新唐人2011年11月10日訊】【編者的話】大興屠殺事件發生在1966年,事發20後才有簡短的報導出現在書刊上。這個事件中先後被殺害的人達325人之多,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其中有22戶人家被滿門抄斬。下面是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的文章,揭露了在文革時期的所謂「血統論」造成的罪惡。

一、大興縣大屠殺的背景
遇羅克在1966年寫的《出身論》里,列舉當權者殘害「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過「殘酷的『連根拔』」一句,指的就是發生在1966年8月、慘絕人寰的大興縣屠殺事件。

無奈的是,我們辦的《中學文革報》壽命只有三個月,報紙也只出了七期,儘管每期都盡量揭露、抨擊殘害人類的法西斯暴行,畢竟篇幅太少、時間太緊,無法完成原訂的計劃。羅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編一本書,專門收集、揭露「文革」前後各種令人髮指的獸行。

羅克入獄不久,我也被關進同一座監獄,恰巧牢房裡關押著一個屠殺事件的行兇者。他雖然無顏宣傳自己的醜行,但是其他難友忍不住要傳播他聳人聽聞的劣跡,並給他起了個「屠戶」的外號。

據說許多地方屠殺「黑五類」,是迅速地讓他們死去,而「屠戶」所在的村子則不然,除了頭一天把老的「黑五類」用棍棒打死、把嬰幼兒「黑五類」劈成兩半兒以外,對於青少年「黑五類」,關起來慢慢折磨著「玩」。

他們把男青年倒背著雙手,僅僅拴住拇指吊起來,然後施以各種刑法;對女青年,除了吊起來抽打以外,還要進行性虐待。晚上把他們放下來,讓他們「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時給在外面工作的「黑五類」發出通知,勒令他們必須回來接受「批判」。幾天之後,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對於少年「黑五類」,他們也不放過。先是幾天不給飯吃,餓到了一定時候,扔給這些少年幾個茄子,看著他們爭搶取樂。原計劃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後,就要折磨這些少年。後來上級發出了停止屠殺的指示。「屠戶」們起先對「指示」沒當回事,依舊每天都死人。

據「屠戶」說,關押他並不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沒有重視上級的指示。果然後來也沒有對他嚴懲。相反,為無辜慘遭屠殺的「賤民」們鳴冤的羅克,卻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大興屠殺事件過後二十年,才有簡短的報道出現在書刊上,從而讓我們初步知道,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待續)
研究慘痛的歷史,目的是給後人以鏡戒,使社會前進、民族進步,是件很有意義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卻發現尋找史料是那麼難!

我首先到去年才開放的「北京市檔案館」,在那裡竟找不到「文革」初期眾所周知的事件的資料。有關「紅衛兵」抄家、打死人,農村的屠殺行為,隻言片語都沒有。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67年3月18日,北京滿大街都張貼著公安局軍管會的布告(俗稱「318布告」),內容是規定了11種人及其家屬是應該遣送到農村的。這「11種人」後來成了專用名詞,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黑幫分子、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這麼轟動一時的官方公開文件,檔案館里卻沒有。還好的是,那裡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關於被遣送人員有關安置問題的報告」,還能佐證當時有過遣送人去農村這件事,而且這種惡行從66年開始到67年還沒有結束。「報告」指66年被遣送到農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種人」 。「報告」內稱為「符合處理辦法」,還應該繼續遣送。所謂「處理辦法」就是5天前發布的「318布告」。

即使這麼殘缺不全的檔案,目錄中的不少條目又貼上了不透明的膠紙,看起來一年之內又發現了不該公開的東西。

把有「問題」的人攆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間,當時的北京市長、市委書記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時還沒有做到大規模的遣送行動。「文革」一開始就施行遣送,可見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關壓縮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關「玻璃板、水晶石」的蛛絲馬跡,自然是一無所獲。

從檔案館很難找到需要的資料,我轉而去尋找大興屠殺事件的當事人。
大興縣有十三個公社進行了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裡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還開著店鋪。我最先想找的是他們,如果順利的話,從他們那裡能知道又是誰指揮的他們、他們當時是什麼樣的思想動機。

很不容易,託人找到了高福興的弟弟,卻不料碰了釘子,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上級」禁止他再向別人提供屠殺事件的史實。

好在事件本身是無法保密的,通過對許多事實的了解,幕後的活動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義,在於挖掘這種惡性事件的根源,知道為什麼發生,才能避免再發生。

大興屠殺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區的紅衛兵暴力和殺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為「文革」的起點,六月初,中學里就出現了充滿暴力色彩的「紅衛兵」組織,後來人稱其為「老紅衛兵」。他們的組織原則就是必須具有較高權勢的出身。「紅衛兵」留給歷史兩個口號和極不光彩的行為:

兩個口號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不齒於人類的行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卻是毫無反抗能力的、已經被無端壓迫多年的弱者。

「紅衛兵」們在學校里打校長、老師們,「砸爛」了「修正主義教育體制」還不過癮,又把多餘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上,開始了「破四舊」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動。 他們的職責,似乎就是無情地揪出新「黑幫」、毀壞具有傳統文化色彩的東西、壓迫甚至於處死「黑七類」(在「黑五類」基礎加上資本家、「黑幫分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這些「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宋叫什麼名字,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818」以後,「紅衛兵」名聲大振。愚昧、偏見加上無限制的權力,使他們已經具有野獸般的性情、滅絕天良的心靈。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裡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還要伴隨著「打人」,更是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給撕下來。 街上常見到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還在被遊街。 更殘忍的,還要給「洗」頭,就是用濃礆水往傷口上澆。

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區欖桿市一帶,發生了一件所謂「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這個「房產主」被打死。這一事件立刻經過渲染傳遍了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正在尋釁的「小將」們哪裡肯放過,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兇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了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於非命。這就是震驚北京的「欄杆市事件」。

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

南宮口衚衕的邵家,在清朝做過道台,家裡儲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紅衛兵」強迫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過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說,比險些喪命的挨打都要難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區有數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並且這股殺人邪氣迅速輻射流傳到了北京郊區各縣,包括大興縣。

二、「831」事件:殺盡「黑五類」分子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驅車來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興縣大辛庄鄉西白疃村。經朋友介紹,我要採訪韓玉春老漢。

老韓今年六十多歲,改革開放以前的幾年,是西白疃大隊的書記,他的年齡和處境,應該對那個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離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發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數相鄰的村民了。

果然,老韓夫婦聽說我是來了解「文革」那段慘案的,熱情而詳細地講了起來。

他們開門見山地說:「你是不是問『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是指什麼,經老韓解釋才知道,大辛庄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31日夜裡,一夜之間殺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縣裡來人制止繼續施行暴行。所以當地人習慣地稱它為「831事件」。

況且官方曾經多次來調查此事,為了敘述簡明,也有必要給它冠以名稱。

這個名稱還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印象。我一直以為屠殺「地富」從大辛庄興起、持續了好幾天。看起來,全縣的屠殺活動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月1日這天。

大辛庄雖然只殺了一夜,規模卻是全縣最大。靠近公社的六個生產大隊採取行動,它們分別是:黎明、中心、昕生、紅升、楊各庄、東黃垡;以公社為單位來說,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隊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轄19個大隊 ,多數大隊沒有在當天晚上行動,所以後來也就沒有屠殺行為。也有反對屠殺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個。

據老韓說,當時的大隊書記是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是李樹珍,倆人是堂兄妹,平時很看中鄰里關係,不擅長搞「階級鬥爭」那一套。李樹珍過去是村裡最窮的人,在廟裡誕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廟裡居住。有一年要讓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九人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因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著,也險些被殺。

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農場(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份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已經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

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他說:「咱們大隊的五類份子連同親屬有二百八十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二百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

張萬義是世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所以說話硬氣,也敢於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

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上還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的人鬧翻了西白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老韓承認,幸虧第二天縣裡來人制止了屠殺,否則西白疃是否能頂得住這股潮流也很難說。9 月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

韓夫人說:「這村的『五類份子』們可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裡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兇手拚命。」

難以想象,在這種狀態生活的人們,要承受什麼樣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幾年前大辛庄「黑五類」的遭遇,韓夫人還記憶猶新。她說,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各處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而被關的人並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行兇的都是那些積極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人。

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鍘刀鍘了十六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直到井快塞滿了。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里。後來,乾脆把活人就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

靠近公社的大隊,好幾個都把「黑五類」殺絕了。

我問,那口井還在嗎?

她說,沒有多少天,井裡往外泛著白沫和惡臭,村裡人把一部分屍體撈出來,埋在了葦塘,然後把井填了。

老韓夫婦在當時,算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我很想聽聽他們能客觀地解釋,人們怎麼會變成了野獸,難道不知道嬰兒是無辜的嗎?

他們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時大講、特講的階級鬥爭。那時就讓「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檢舉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揚,獎勵去「人大會堂」參觀;不願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劃成「地富分子」。說明從很早起(1949年),官方已經開始了違反倫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統論觀念,難免喪失了人性。

「到了『文革』,一個勁兒地宣傳『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澤東語錄)。至於怎麼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樣了。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級有了命令,誰也不敢不執行。」

(待續)

來源:《百度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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