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1日訊】 本文要評論的是發生在「幸福廣東」的「小悅悅慘案」，即2011年10月13日下午5點30分在廣東佛山南海五金城，一個兩歲女童被兩輛車先后碾過的慘案(點擊這裏查看視頻)。這篇文章本來差點寫不成，因為似乎還有更重要的東西要寫。可一種強烈的負罪感，最終還是讓我推開了其他的計劃。是什麼負罪感竟能如此強烈?我把自己設想成前輪壓了女童、稍停車后再用后輪碾壓女童以逃跑的肇事司機。這件禽獸不如的事好像就是我乾的，我不僅逃了，而且事后還無動於衷，還想找理由去沖淡這件慘無人道的事件。還有什麼罪過能比這更大?
1，「道德機會主義」的社會狀態
此刻，我不停地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恥辱。可是，突然出現了三個聲音，第一個聲音在告訴我：中國的這種事情多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第二個聲音告訴我：不要以偏概全，中國也有很多高尚的事情。第三個聲音告訴我，七分鐘內十八個路人若無其事地從女童身邊經過，也許他們害怕像救助跌倒老人那樣被冤枉了，也許真的因為光線問題而看不清。這三個聲音中的每一個都在增加我的羞恥，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理由，我恥為一個中國人。更加讓我感到難以承受的是，我竟然知道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會如此禽獸不如。
是的，我也許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我們中國人為什麼會如此禽獸不如。在我一項還在繼續著的專題研究中，我曾十分痛苦地下了這樣一個結論：我們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大家知道，「法律上的有罪推定」是一種野蠻行為，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卻適用於每個中國人。我們中國人沒有「原罪」的觀念，但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有道德上的「原罪」。
「道德上的有罪推定」當然不是指一個「有罪」的事實，而是指一個「道德機會主義」的狀態，這是一種「兩罪相衡取其重」的心理傾向，是一種「不怕冒更大的道德風險」的心理傾向，是一種「不怕冒更大的法律風險」的心理傾向。例如，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因求婚遭拒后泄憤報復，姦殺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飛，為滅口又將其三歲的弟弟王家紅殺害。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葯家鑫，駕車撞人后又將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0年12月底，田厚波在重慶市忠縣開車撞傷了當地一個女乞丐，駕車逃逸后1小時，又返回事故現場，殘忍地用左后車輪將她壓死。
這是一個「有車開，更不知廉恥」的社會。這個「道德機會主義」的狀態，是一種對自己同胞的冷酷無情，是一種對「圈外人」的冷漠歧視，是一種在公共領域的掠奪排污心態，是一種政府和制度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失責，是一種「囚徒困境」般的無可奈何，是類似於坑蒙拐騙和假冒偽劣的一種習慣性泛濫。我的那項研究的題目就叫「腐敗的中國人」，再也沒有比「腐敗的心靈」能更準確地描述中國人的腐敗實質了。
2，「雙軌社會」
可是，事情卻不像憤怒時所描述的那麼簡單。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為更加冷酷，我們才能看到中國社會的真正本質。我用「雙軌社會」一詞來刻畫中國社會的本質特徵。簡單地說，「雙軌社會」就是明規則與潛規則共存的社會，是明一套暗一套并行的社會，是陰謀與陽謀共生的社會，是親情與冷漠、友愛與歧視、溫暖與冰涼瞬間轉換的社會。即便在這個大染缸浸泡太久而麻木之后，偶然出國回到國內的任何一個機場，就馬上能重新感覺到這種「雙軌轉換」的自發力量。
這麼說，「雙軌社會」是以溫情的一面彌補了冷血的一面了嗎?絕對不是，這絕對不是一種彌補。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是一種對禽獸不如行為的「合理化」及「合法化」。
上文提到的三種聲音(這種事情多了，也有很多高尚的事，看不清或怕被冤枉)，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這個「合理合法化」的心理過程。「雙軌社會」的最奇妙和最可怕之處，就在於這個「陰陽雙軌」之間的相互緩解、相互補救、相互支持、相互強化、相互原諒、相互解脫。「雙軌社會」的「陰陽對立」和「陰陽轉換」，產生了一種強大的「社會氣場」，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在另一方的存在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和宿命。人倫親情與禽獸不如可以相依為命，我們的民族已經習慣於文攻武衛、剛柔並濟、內儒外法、恩威並用的「雙軌行為」，習慣於裡外有別、「對別人馬列對自己自由」的「雙軌道德」。
我深信這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狀態，我是這個意義上的「中國特殊論」的堅定實證者。「雙軌社會」使人們對喪盡天良的行為心安理得，「雙軌行為」是一種病態，也是一種常態，是一種「常態化的病態」。「雙軌道德」因此是在不發作的時候發作的：意識里企圖一視同仁，潛意識裡卻內外有別。
每當我的研究深入到這個層次，我就禁不住自己內心的顫動。這是一種多麼可悲的文化母體，這個可悲的文化母體又多麼可怕地被一種可怕的制度強化著，在這個可怕的文化與制度中，又有著多麼可怕的政府和個人。我確信，中國人的殘酷與腐敗，原因在文化和制度，責任在政府和個人。主要原因在文化，但文化不是原因的全部，制度逃脫不了干係;主要責任在政府，但政府也不是原因的全部，個人免不了自己的責任。最令我深深不安的是，這個原因與責任的糾結，包含著一個極難化解的死套。我們有「格爾迪奧斯繩結」，卻沒有斬斷命運之結的「亞歷山大之劍」。
3，「雙軌道德」的「囚徒困境」
我堅信，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為更加冷酷，我們才能看到「雙軌社會」的真正本質。「雙軌道德」是一種「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個廣為人知的博弈論故事：警方抓著了甲、乙兩名嫌犯，分別單獨向嫌犯提供以下的選擇—-若一人交代認罪，另一人否認有罪，認罪人將獲釋，沉默者將被判10年;若兩人都保持沉默，則兩人同判半年;若兩人都交代認罪，則兩人同判5年。
由於兩人被隔開審訊，所以正常的想法是這樣：甲先假定乙會「背叛同夥」交代認罪，那麼，甲自己如果拒不認罪，就要被判10年(乙將獲釋);甲如果也認罪，就兩人同判5年;所以，甲肯定「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認罪。甲再假定乙會「暗中合作」否認有罪，那麼，甲自己如果也拒不認罪，就要被同判半年;甲如果「背叛同夥」認罪，自己就將獲釋(乙被判10年);所以，甲肯定「兩利相權取其重」選擇認罪。不管乙會怎麼做，甲選擇認罪總是最好。乙當然也這麼想，最后結果兩人被同判5年，比「暗中合作」被同判半年糟得多。
第一種情況選擇認罪被同判5年還好理解，因為5年和10年差距很大。但第二種情況就不太好理解了，因為被同判半年和獲釋之間差距並不大。為什麼就不選擇「暗中合作」呢?這就是「囚徒困境」的奇妙之處，因為，甲的推理只是基於一個「假設」，假設就意味著有「不確定性」，如果假設沒有實現，乙選擇了認罪，甲原來拒不認罪能「被判半年」的假設，就會變成「被判10年」的結果。風險如此之大，故「背叛同夥」交代認罪才是萬全的選擇。
這就是博弈論里著名的「納什均衡」：如果別人和自己都選了一種已知策略，那麼，別人不改變策略時，自己就不可能通過改變策略而改善處境。「雙軌道德」就是這個邏輯：別人不改變「雙軌道德」策略時，自己就不可能通過改變「雙軌道德」策略而改善處境。
更妙的地方是，在「納什均衡」經過多次重複之后，它就變成了一種「進化穩定策略」：一旦人口中的多數人採用了一個「雙軌道德」的特定策略，那麼，其他策略就永遠無法取代這個已經「進化穩定」的策略。例如，當大家都「覺得外頭有壞人」，而自己「無防人之心」就老吃虧時，「覺得外頭沒壞人」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進化穩定策略」。所以，「出外當心壞人」就是中國父母對孩子的第一警示，「雙軌道德」也就這樣成為一個「進化穩定策略」，這就是中國人的那個極難化解的死套。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在沒有一個政府或宗教那樣的「第三方強制者」在場的情況下，自私自利的人們很難不選擇「背叛」而進行「合作」。走出困境的辦法除了政府和宗教之外，唯有的選擇就是「信任」和「犧牲」。在什麼條件下人們才會「相互信任」或「自我犧牲」呢?
「演化博弈論」的研究表明，互動的範圍、人數和互動重複次數，是政府和宗教之外關鍵的「三大技術因素」。在「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地方，在「人口流動性」高的地方，在「重複互動」的可能性或「未來的重要性」低的地方，「信任」和「犧牲」的可能性也低，「一次性宰割」的可能性就大(中國人都知道越是旅遊勝地就越宰人)。這就是為什麼在狹小封閉的地方更容易看到「民風淳樸」，這也是為什麼「自我犧牲」最經常發生的地方是在家庭內部。
「演化博弈論」更重要的結論是：在「三大技術因素」基礎上的「信任」和「犧牲」，會隨著人們相互之間的長期博弈而形成一種「穩定預期」，進而變成一種難以逆轉的「行為規則意義上的文化」。這就是上述的「進化穩定策略」，文化就是「進化穩定策略」的「鎖定」，所以說「文化是制度之母」。
由於「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技術上非常不利於「信任」文化的確立，所以，中國演變出一種節約費用的、「關係型」的「小圈子道德」。在「小圈子」的內部，「信任」和「互惠」能夠成為一種文化，可在「小圈子」的外部，「信任」和「互惠」就成為一個問題。這就是中國人都知道的「一盤散沙」、「以鄰為壑」、「外戰外行」等等，這就是「雙軌道德」的由來。
結果，就有了「中國人的五大難」：一是沒有「關係」的人信任合作難(「關係文化」)，二是有「關係」的人遵從外在規則難(「犯規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內人」的道德難(「小圈子文化」)，四是社會要有所作為離開「單一權威」的強力難(「集權文化」)，五是制度的正常運行沒有「單一權威」的保證難(「單一權威情結」)。
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的坑蒙拐騙、假冒偽劣、貪污腐敗、巧取豪奪、作姦犯科等等，就是從「關係文化」、「犯規文化」、「強盜文化」中來的。中國人的墮落，是一種「文化鎖定」的墮落，是一種一有條件就必然情不自禁的「遺傳式墮落」。所以，每當知識界里有人說中國「心地善良的人還是比較多的」，我就知道「雙軌道德」連文化人都缺乏認識。
4，「認識到但被決定」
如果「囚徒困境」描述的是沒有政府或宗教那種「第三方強制者」在場的情況，那麼，中國的政府和宗教都哪去了?很不幸，中國的宗教是「天知道」的「祖宗崇拜」，它只能強化「雙軌道德」;更為不幸的是，中國的政府一般都自身難保，一般都自己就首先陷入了「雙軌道德」，所以也就談不上為社會擺脫「雙軌道德」。不能律己，何以律人?
這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大奇觀：政府跟人們一樣清楚社會道德的敗壞，但制度結構決定了政府跟人們一樣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勵的行為。「八榮八恥五講四美三熱愛」都是沒有制度保障、卻不得不講給別人聽的套話、空話、廢話。
這就是當今中國社會的又一大奇觀：在投入大、見利慢的基礎設施發展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無法做到的中國卻做到了;而在其他類似的投入大、見利慢的項目(如社會公德、環境保護、基礎教育)卻沒能有類似的發展速度，甚至只有停滯和倒退。
在社會公德的問題上，為什麼政府只能講空話而不能幹點像發展「高鐵」那樣的實事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搞GDP跟升官發財有關係，而搞社會公德不僅難、而且不著邊際。你以為政府官員有空嗎?這是一個官員個人的「投入產出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社會以經濟產出為中心，那麼投入的成本就越低越好，免費的投入品就越多越好。社會公德和環境保護就不幸成為這樣的「免費投入品」，公德和環境的免費濫用，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道德敗壞和環境污染。
這裏包含著一個悖論，我把它稱為「抓公德能升官發財悖論」：如果抓社會公德不能更有利於升官發財，政府官員就不會更注重抓社會公德;而如果抓社會公德能更有利於升官發財，「圖升官發財」的公德敗壞就會更加泛濫成災。
所以，政府官員左右不是人，反正都是缺德，那還不如更省心地缺德。在「雙軌道德」上，政府官員是「不能律己，何以律人?」，在治理「雙軌道德」上，政府官員則是「不能利己，何以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人「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在我看來，任期制和輪換制的地方政治制度，正在強化這個政府官員的「短期政治行為」。這就是我所說的「制度結構決定了政府跟人們一樣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勵的行為」，也是我所說的「問責悲劇」。
有人說，像交通事故這種公共行為，政府只要增加巡警、增加攝像頭、加大宣傳力度、加大懲罰力度，不就能緩解危機了嗎?是啊，這不是明擺著的簡單辦法嗎?怎麼連號稱「幸福廣東」的廣東都做不到呢?問題就在這：事情是簡單，可制度卻不簡單。相互衝突的社會目標怎麼解決?制度執行問題又怎麼解決?別人在有油水的地方撈足了，我在搞社會公德的領域里一無所撈的問題怎麼解決?「當官不為自己的人民幣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問題怎麼解決?
說到底，大傢伙都知道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社會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誰都動不了，誰也都不想動；別人不改變「雙軌道德」策略時，自己就不可能通過改變「雙軌道德」策略而改善處境，這就叫「認識到但被決定」。儘管這樣做政府官員有點「帶頭喪盡天良」的意思，但制度就象一個魚鉤，每個中國人就象那條被鉤住的魚，由於魚鉤上有一個該死的「回鉤」，所以，中國人越想掙脫、行為得越理性，就會越被「逆淘汰機制」鉤得越緊，社會結果就越不理性。其他策略永遠無法取代那個「中國特色」的「進化穩定策略」，中國社會因此深陷於「囚徒困境」而不可自拔。
5，結語：「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無恥的時刻」?
所以不斷有人說：「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無恥的時刻」。如果你理解了本文所說的「雙軌社會」，你就會明白，其實，「中華民族一直處於最危急的關頭」，「中華民族一直處於最無恥的時刻」，只不過我們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罷了。我們也已經習慣於等到「出了大事」才見「社會風氣」好上幾天的情形。
不是說「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禮儀之邦」嗎?是的，但那只是書面上的「禮儀之邦」，現實里永遠是「陰陽雙軌之邦」。不是說「中國在崛起」嗎?是的，GDP是在崛起，保障GDP崛起的制度也在崛起，但那也只是「雙軌社會」道德敗壞的一極繼續沖高的對應物而已。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里說：一個相互救助而不是相互殘害的社會，重要的不僅在於這個社會狀態本身，重要的還在於，一旦遇險，人們就能期待得到救助而不是得到殘害，這個事實本身就具有重大的價值。
中國人沒有這種預期，也無法奢求這種預期，這就是為什麼一旦有事，中國人的第一反應是：「趕緊托熟人」，「趕緊找門路」。中國已經從「階級鬥爭」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這自然是個大轉變，可「雙軌社會」本身卻根本沒有變。還有另一個沒有變的是：「政治計劃主義」沒有變。「階級鬥爭」到「經濟發展」只是一種「主體偏好」的改變而已，「政治計劃」的具體內容變了，可「政治計劃」本身沒有變。「政治計劃」本來就是「雙軌社會」的一個結果，還奢談什麼讓「政治計劃」改造「雙軌社會」?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