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5日訊】只應社稷公黎庶，哪許山河私帝王。——林昭
一
人類的歷史就是錯誤的歷史，人們一個接著一個地犯錯誤，然后再糾正這些錯誤；犯錯與糾錯構成了歷史的起起伏伏，人類就在這些錯誤中徘徊、進步。所謂錯誤，在於精英們總是自以為是地漠視"群眾"。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在《大眾的反叛》中說："歷史猶如農藝，其養料來自河谷而不是高原；來自普通人的社會水準而不是顯赫者。"群眾永遠是歷史的主角，社會才是歷史的真正舞台。在中國歷史中，"社會"這個詞誕生於文昌錦繡的大宋帝國時代，"社"指的是社團，"會"指的是集會，有組織性的社團集會孕育了中國社會的出現，這就是"社會"的中國出處。
事實上，社會的歷史要比國家的歷史悠久得多，早在國家出現之前，就已經有了社會。從某種意義上，國家是作為社會的補充出現的，直到后來逐漸取代社會，形成專制權力下的國家主義。人類是作為一種社會動物出現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國家本身就是反人性反社會的。示威權作為人類天然的生氣權，充分體現出人類的社會性，而示威卻常常被視為對國家的對抗和威脅，從而遭到國家機器的打壓。社會與國家的對抗體現為暴力對非暴力的鎮壓。作為國家機器，士兵、警察和黑社會以集體性暴力為職業，因此構成暴力專家。相反，一般民眾的示威本身是非暴力性的，但卻常常遭到暴力鎮壓。
美國學者查爾斯•蒂利在《集體暴力的政治》中認為，"集體暴力是一種政治形式"，"在所有的社會互動中，暴力顯著性增加的原因是現存的非暴力程序失去了他們的保證作用"。所謂"非暴力程序"，是指訴訟、媒體批評、罷工、選舉和公開集會等社會性示威活動，當今世界中，所有民主國家都為示威提供合法的地位。示威顯然不能被稱為"騷亂"、"暴亂"、"起義"和"恐怖活動"等暴力活動。示威的合法化保證了範圍廣泛的公民自我組織的權利，比如集會、佔有公共空間、視自己為集體利益以及表達要求。
傑弗遜起草的《獨立宣言》中寫道："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併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毫無疑問，一切國家權力都來自群眾，而不是官吏。從根本上來說，群體性的示威與官方的閱兵式是類似的集體行動，都是一種對暴力和威脅的傳達，但其本身並不是暴力；不同之處在於，群體性示威是社會性的，官方閱兵式是國家性的。因此，前者常常被權力壟斷者斥為"非法"，后者卻為權力壟斷者所熱衷。
二
在公民社會闕如的情況下，作為公民生氣權的合法示威權利在中國同樣是不存在的。示威作為一種非暴力活動被置於非法狀態，從來使官方的暴力鎮壓合法化。在非暴力程序被堵死之后，暴力逐漸成為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唯一渠道。在這種暴力博弈中，國家機器依靠對暴力專家的壟斷，從而獲得徹底的勝算。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所謂"群體性事件"之命運。
中國傳統政治模式中，權力對社會的控制不可謂不嚴密。法家文化中，不乏對民眾的制約和彈壓，"內用刀鋸，外用甲兵"，"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官方對社會事件的習慣性恐懼和敵視，生動的展現在官方話語中，比如早期的"非法聚集"和"非法衝擊"，或者"暴亂"和"騷亂"。在公民權利訴求的廣泛壓力下，官方雖然仍禁止示威權的開放，但不得不以狸貓換太子的手段做出妥協，比如以"停運""停工"來代替"罷工"，以"散步"來代替"遊行"，對抗議示威活動一律進行信息封鎖。在主流媒體被官方壟斷的中國，信息封殺使示威效果大打折扣。正是在這種皇帝新裝的時代背景下，"群體性事件"一詞成為沒有示威的中國一景，在倫敦和華爾街迎來一波波公民運動的時代，中國只有暗流涌動的"群體性事件"，只有不被官方承認"公民身份"的"不明真相"、"被少數人鼓惑"、"聽信謠言"、"愚昧"的"群眾"。
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約8700起，1994年約1萬起，2003年則達到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另據學者統計，從發生次數來看，過去15年間，群體性事件的年增長率為17%左右;而從發生規模來看，參与群體性事件人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參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長4倍。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訪談時透露，從2006年到2010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據此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上海交通大學《2010中國危機管理年度報告》則顯示，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發生一宗影響較大的危機輿情事件。近年來規模大影響廣的事件包括貴州甕安事件、陝西隴南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安徽馬鞍山事件等。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維權性事件約佔全部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75％以上。與"群體性事件"成正比的是"暴力專家"和"暴力經濟"的繁榮，中國政府將"維穩"作為核心目標。2011年維穩費用的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國2011年公開的軍費預算6011億元人民幣。與2011年6月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在新加坡答記者問時說"解放軍應該保衛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其次是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同出一轍。
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歷史正是從"群體性事情"開始。2800多年前，周王朝的第十位國王姬胡即位，因為他實行極其嚴厲甚至恐怖的維穩政策，后世稱為"周厲王"。周厲王嚴厲到什麼程度？"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所有的鎬京人都不敢說話，即使是在路上見到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換個眼色。看到如此萬馬齊喑的和諧社會，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則回答："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3年之后，發生了"群體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國人暴動"。鎬京的貴族、平民和農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說是流亡了。這一年中國有了第一個年號，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此中國歷史有了確切紀年，中國的歷史也從此開始。
天朝末日，津浦鐵路督辦呂海寰因強佔土地引發"群體性事件"，張之洞奏稱："朝廷用人，如不顧輿情，恐怕要激起民變。"攝政王載灃傲慢地說："有兵在，還怕什麼民變。"張之洞憤然道："國家養兵，豈是用來打老百姓的？"張之洞咳血而出，長嘆道："國運盡矣！"不久即溘然而逝。張之洞生前堅持鐵路"必須官商合辦"，"鐵路為全國利權所關，不甘讓利於商，更不肯讓權于商"。1911年5月9日，大清中央政府宣布了鐵路國有的國策：
國家必得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資行政而握中央之樞紐。從前規畫未善，並無一定辦法，以致全國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支幹，……上下交受其害，貽誤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昭示天下，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如有不顧大局，故意擾亂路政，煽惑抵抗，即照違論。
事實上，鐵路確實成為天朝覆滅的導火索。在官商盛宣懷的策動下，天朝頒布"鐵路國有"計劃，將已歸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由此引發了席捲中國南方的群體性事件，即鐵路風潮，又稱保路運動。事件初期，以"民股"參与鐵路建設的廣東、四川、湖南和湖北四省民眾發起集會，向天朝政府提出抗議請願；神聖的天朝以強硬姿態責令各省官吏對參加保路運動的人"嚴行懲辦"，各省派到北京請願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悍然下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開槍，當場打死30多人。這場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使抗議轉變為一場武裝起義，督辦大臣端方遂從武昌帶新軍入川鎮壓，途中被正義的新軍將士逮捕處決。10月10日，正義的武漢新軍向邪惡的天朝開槍，兩日后在武漢宣布成立湖北軍政府，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歷史就這樣令人拍案驚奇，沒想到堂堂天朝最終竟然被一場不經意的"群體型事件"顛覆。
四
中國傳統政治是文人政治，刀筆吏是中國權力的主要掌控者。書法作為中國文人的特長，往往成為權力的敲門磚。早在秦始皇時代，李斯和趙高就以書法而成為秦國的青龍與白虎。后世的蔡京、秦檜、和珅、嚴嵩也都以書法而登龍有術，現代以來的郭沫若、康生和舒同亦是如此，書法背后一顆無恥下流的酷吏面目。這種審美與罪惡的詭異結合構成中國權力史的常態，董其昌僅是其中一蟹。康熙對董其昌書法推崇備至，親筆題跋曰：
華亭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於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每於若不經意處，丰神獨絕，如微雲卷野，清風飄拂，尤得天然之趣。
董其昌是明萬曆年的進士，少年時因書法低劣落榜，后臨池苦練，終於成為一代書畫大師，號稱"三百年來一巨眼"。董其昌供職翰林，任學道，當過皇太子的老師，后來辭官衣錦還鄉回到老家上海。
所有的權勢都來自暴力，董其昌不惜巨資豢養了一大群類似今天"中國城管"的人渣和流氓，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無惡不作，這實際是中國市井自古的常態。董其昌雖然書法偉岸，但其實人品猥下。他本人驕奢淫逸，老而漁色，囤積有多房妻妾，另外廣招致方士，作為房中術特別教練，練習采陰補陽之術，至於當代收集陰毛做陰毛筆或許也有，權力本來就是慾望的極致，變態只是一種較高境界而已。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已過花甲之年的董其昌大概偉哥吃多了，強姦了一個叫綠英的丫鬟，這對董其昌來說跟隨地大小便一般不值一提。綠英的爹娘是秀才陸兆芳家的傭人。綠英逃到陸秀才家向爹娘哭訴。董其昌的維穩辦公室聞訊，即刻啟動"非法上訪"預案，出動200多全副武裝的勇士衝進陸家，擄走綠英不說，見人就打，將陸家砸了個稀巴爛，以達到最大震懾效果。
可憐陸秀才禍從天降，含恨之下，竟然也走上了漫漫上訪之路，自然沒有任何結果。陸秀才是有文化的人，類似今天的大學生；有讀書人受到啟發產生靈感，將董其昌的豐功偉績改編成說唱段子，類似如今的手機簡訊；說書人就走街串巷地宣傳董其昌同志的先進事迹–“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裡"，云云。
五
為了防止"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到"鼓惑"，董其昌維穩辦立即展開"跨省抓捕"，終於捕獲了一個為董其昌歌功頌德的說書人。經過躲貓貓睡覺洗澡喝水，意志薄弱的說書人竟然"被精神病"死了，臨死前胡亂抓了一個范秀才做墊背。范秀才成了下一個"冤鬼"，他還是董其昌的親戚，但董其昌素來大義滅親，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范秀才被抓到董其昌家，寫了保證書才放回。范秀才有志氣，回來就活活氣死了。
范秀才一死，范秀才他娘悲憤之下，帶著3個丫鬟跑到董其昌家討說法。董其昌維穩辦的革命戰友們採用中國人最常用的革命手段，將這4個女人扒光衣服拖進臭水溝，將其陰部搗得稀巴爛……董其昌同志畢竟是熟讀經書滿腦子仁義禮智信的先進代表，在他的英明領導下，勇敢的先鋒隊拖著4個滿身污泥傷痕，頭破血流，兩股血流如注的女人遊街，向廣大愚昧的群終或者"普通老百姓"宣布–這就是反對董其昌同志的下場！
事實上，這精彩的中國場景在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家常便飯。但那400多年前的中國人還沒有那麼經多見廣，心理素質比較脆弱，竟然把這當成了新聞。董其昌這光天化日之下的偉大創舉立刻轟動了全上海地區。伯克：邪惡獲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保持沉默和無動於衷。那年代還沒有報紙、電視、互聯網，好在中國人已經發明了印刷術。正義的人們印刷了各式DM單頁，大書特書董其昌同志的光輝事迹，廣泛傳唱，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連續數月高居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
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釘民房，捉鎖男婦，無日無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眾特別是士林的憤怒："斂怨軍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寢皮，亦非一人，至剝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惡極于無可加矣。"事情終於有一天到了"真正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的地步。一些有良知的人四處發帖，檄文言語犀利、同仇敵愾，讀來令人血脈賁張：
人心誰無公憤。凡我同類，勿作旁觀，當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討，以快人心。當問其字非顛米，畫非痴黃，文章非司馬宗門，翰非歐陽班輩，何得僥小人之幸，以濫門名。並數其險如盧杞，富如元載，淫奢如董卓，舉動豪橫如盜跖流風，又烏得竊君子之聲以文巨惡。嗚呼！無罪而殺士，已應進諸四夷，戍首而伏誅，尚須梟其三孽。……若再容留，決非世界。公移一到，眾鼓齊鳴，期於十日之中，定舉四凶之討。謹檄。
一時之間，董其昌的點擊率和人氣指數直線上升，其粉絲團迅速壯大。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日，從青浦、金山等地聞訊趕來的人擁擠街道兩旁，不下百萬，罵聲如沸，日夜圍住董其昌家，想一睹其芳容。董其昌反其道而行之，更加脫離群眾，又聘請了200多名社會流氓做保安，手持警棍和糞桶，近則打，遠則潑。群眾的熱情高漲，最后竟然點著了柴火。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動手，同心同德眾志成城，把熱情的火焰都獻給了董其昌家。
用大糞滅火大概效果不佳，董其昌和他先進的工作者們被群眾的熱情給燒了個狼奔豕突。佔地近百畝，投資數億的董家豪宅，和董其昌一生斂聚的無數資財都化為灰燼。董家數百間畫棟雕梁、朱欄曲檻的園亭台榭和密室幽房，盡付之一炬。大火徹夜不止。董其昌兒子做房地產強拆民宅無數，此次群體性事件中，那些建在白骨之上美輪美奐的新居也一同燒了個乾淨。
一些不長眼的闊人穿綢裹緞，手持繪有董其昌墨寶的扇子，也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怒不可遏地衝上去將扇子撕碎，乃至把持扇者一頓暴打。仍不罷休的民眾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焚毀，還把董其昌手書"抱珠閣"三字的匾額沉在河裡，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塊橫書"大雄寶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書"，人們見了，紛紛用磚砸去，慌得和尚們自己爬上去拆下來，大家齊上前用刀亂砍，大叫："碎殺董其昌也。"接下來所有掛有董其昌題字的商鋪紛紛取下招牌砸爛，以示響應群眾號召。
董其昌和他維穩辦的眾同志們僥倖逃脫，群眾畢竟是善良而愚蠢的，不太擅長暴力行動。董其昌惶惶然如同喪家犬，像狗一樣從此隱姓埋名–做名人很難啊，做人還是要低調一點好。就這一事件，人們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鑒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
董其昌畢竟是老幹部，是壟斷一切權力的統治階級，法律本來就是他們制定的，專門用來保護他們的。所以董其昌同志作為知法懂法的先進代表，自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還擊。董其昌聯絡了無數他的階級同志，準備訴諸法律，追究群眾的熱情。可惜董其昌日夜加班寫字送禮，他的階級同志最后還是不了了之，畢竟燒的只是董其昌！這次"群體事件"使得"三吳世家大族人人自危"，再也沒有誰敢蔑視"不明真相"的群眾了。
六
按照滿清官方修撰的正史《明史》的說法，董其昌同志一貫正確，光明磊落，愛民如子，"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嗾生儒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意思是說，"不明真相的群眾"受"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謠言""鼓惑"，才導致了這場群體性事件，使董其昌同志無辜受害。
有明一代，一個讀書人即使未取得官員身份，只要他具備了生員、監生、舉人等身份，他就可以享有禮儀、司法、經濟上的特權，官吏集團已經鄉紳勢力已經成為一個奴役民眾的巨大食利階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
帝國模範官僚海瑞曾經預言過的"民今后得反之也"，如今果然變成了轟動江南的不幸事實。這場群體性事件看起來僅僅是董其昌一家的報應和清算，事實上它是一個時代的歷史浮標，帝國已經無可挽回地從腐敗走向失敗和潰敗。當社會正義嚴重缺失時，民眾不得不擔當起正義的力量，精英被群眾鄙視和拋棄，帝國在瞬間潰散解體。美國著名思想家艾因•蘭德對國家即將崩潰有過這樣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使人們免受武力的威脅，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對付人民；不再是人們之間關係的協調者和基於社會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用威嚇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對社會的支配來源於官僚機構的任意決斷。
在歷史的長河中，沒有人會記得發生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那個春天的事情，更沒有人會在意一場人們自發的正義行動，但毫無疑問，這就是真正的歷史。人們一直以人類的名義捍衛著正義，官方和權力每每站在正義的對面。唐帝國末日，大臣劉允章在《直諫書》中提出國有"九破"，民有"八苦"：
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吏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賄賂公行，六破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稅人少，九破也。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爭奪，二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斂，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
對"群眾"的蔑視和羞辱構成官方的正史，在這樣的正史中，一次次正義的抗爭和生命的呼喊被權力無恥地抹去，就如同"群體性事件"一樣，如同沒有發生過。細看歷史，不得不承認，人類的歷史就是群眾的歷史，任何精英都不過是匆匆過客。孔子說："謂無道是殺無罪之民"；他還說："有道伐無道，解民于倒懸，天地經義"，"邦無道，天下共伐。"在一個精英淪喪的時代，群眾不得不扮演起自我拯救者的角色。任何權力都無法阻擋歷史的腳步，就如同石頭無法阻擋風的去向。群眾的覺醒象徵著社會的崛起，帝國失去了正義，也就失去了合法性。30年后，帝國就不存在了，但中國和正義永遠存在。
文章來源：《共識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