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5日訊】【編者的話】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縣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邊「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五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完成了《夾邊溝記事》，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夾邊溝記事》連載 夾邊溝記事：飽食一頓（七）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講在夾邊溝經歷過的事情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嗎?」
「對。就我所知，凡是從夾邊溝走出來的人，都有許多難忘的事情。就你個人來說，你認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難忘，刻骨銘心……」
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蘭州市七里河區建蘭市場的一角——花卉市場——高吉義先生開設的花卉醫院里。這個花卉市場不大，大約有四五十家花店圍成個四合院。天氣已經很冷了，夜間溫度降到了零度之下。這是白天，花店的老闆們為了招徠顧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鮮花擺在門外。許多盆花把四合院裝扮得花團錦簇，香氣撲人。
高先生的小鋪外邊一盆花也沒有。他開設的是花卉醫院，專門向那些養著幾盆花但又缺乏養花經驗的人講授栽花知識，如何治療和預防各類花卉疾病，同時出賣花藥和花草肥料。他把對外的櫥窗打開，在臨窗處擺了一張桌子。桌上擺著許多裝有藥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著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門口的一隻矮椅子上。看來這隻小椅是專為客人準備的。小鋪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積，一角上還堆著一堆種花用的腐殖質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賣的，顧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裝好一袋，收三五角錢。是個斗室，坐不下第三個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憶，久久不語。他揚著灰白色頭髮的頭顱，他的年齡並不是很大——才六十四歲——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視著他，啟發他：你想一想，在夾邊溝三年，你一定經歷過很多難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兩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難以忘懷的……
我這是第二次拜訪高先生了。前兩天，一位也是在夾邊溝農場勞教過的老先生領著我來見他，我們相識了，且泛泛地談了談夾邊溝。臨別我曾囑他，花點時間認真回憶一下夾邊溝的生活，過兩天我將正式採訪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說話了：難忘的事情是很多，還真有這麼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裏藏了幾十年，我從沒對人說起過，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時時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時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那是我親身經歷過的事，幾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錯了呢還是沒做錯……
第一次見高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是位性格開朗說話乾脆且善於言談的人，但今天他說話的口氣卻遲遲疑疑，有點欲說還休的樣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項矚目，耐心地等待他說話。就我的經驗來說，聽這些老先生談話是不能著急的，不能催，不能追問。你越是催促急於了解下文，他可能談得越是簡潔，或者乾脆就此打住。這些夾邊溝農場的倖存者真是怕樹葉子掉下來打破了頭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時間……高先生的臉上呈現出努力回憶的神情說。對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領導從全場抽了八九個身體好的人，到酒泉縣去拉洋芋種子……裡邊有農業隊和基建隊的幾個人，還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分隊長，是個「拐棍」 ——我們八個人由他帶隊。還有一個姓魏的二勞改也是管我們的。還有一個理髮員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還黑黑的，我們八個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麵糊糊，然後就坐上卡車出發了……
我打斷高吉義：高先生，問你個問題，拉種子是農業隊的事，怎麼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組的人嗎?金振柱是基建大隊的呀，他怎麼領著農業隊的人出去幹活?
高吉義說，那時間勞教已經兩年多了，右派們都已經累垮了，也餓垮了，有些人死了，活著的也都身體虛弱，農業隊挑不出幾個能裝車卸車的人來；遇上這種外出裝卸貨物的活，就要從全場挑人。我因為到夾邊溝不久就到了木工組當木匠，木匠的活輕鬆，身體雖說比以前虛弱了，但比別人強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說我是全場最年輕的右派，進夾邊溝的時候才二十一歲，身體最好的時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幾歲，可他到夾邊溝以後就當分隊長，管人。不下大田，體能消耗少；再說，領導為了叫他管其他勞教分子，伙食上照顧他，每頓飯都多給他些吃的，他的身體也比較健壯。他長著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紅潤的面孔。你看見過他嗎?
見過。我採訪過他。和你說的一樣。
卡車在路上跑了一個小時，到了酒泉，進了一個大院，從一間大房子里裝洋芋……
我問，哪個大院?是在酒泉勞改分局的大院里嗎?
不是，那不像個機關。除了看大門的，院子里再沒有什麼人。
為了印證我以前的採訪，我又問，大院在什麼地方?是在酒泉縣城鼓樓的西北角上嗎?那裡曾經是酒泉勞改分局的服裝廠，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車間。
不知道。我只記得院子很空，沒啥人，像是倉庫。
你們進城從哪條路走的?那時的酒泉縣城就是個大十字，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大致的方位總是知道的。你說的大房子，沒啥人，是不是在城郊農場?城郊農場的庫房?
不是，就是在城裡。在城裡什麼地方沒看下。那是早晨天剛亮的時間，風颳得很冷，我們坐在車槽里根本沒往外看。
我不再問了。高先生繼續說，那洋芋我判斷是從外地調來的種子，因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連點麥草都沒苫嘛。我們就從大堆上往麻袋裡裝，往外抬，裝車。四個人抬一麻袋，提著麻袋的四個角；第五個人鑽到麻袋下頭再扛一下，我們才能把麻袋裝上車去。
到十點多鍾汽車裝滿了，車要走了，那個二勞改叫我們從裝好的麻袋裡稱出十六斤洋芋來，說是一人兩斤，煮著吃。自從進了夾邊溝，近兩年了，我就沒吃過一頓飽飯。剛到夾邊溝的時候伙食最好，也才吃個半飽。看著一汽車洋芋吃不進肚子里，我實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勞改說，你把那多稱出幾斤來，叫我們吃飽一頓不行嗎?你的肚子不餓嗎?二勞改在農場里的地位比我們高，人家是掙工資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問題上比我們辦法多，但他們也是吃不了太飽，所以我才大著膽子那麼說。可是那個二勞改說不行，不是不叫你們吃，是怕你們吃得太飽下午幹不成活。結果我們就一人吃了兩斤洋芋。肚子雖然沒吃飽，但比起農場伙房的伙食來強多了。
我說，庫房裡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嗎，煮著吃不行嗎?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員——就是那個看大門的，不叫我們動庫房的土豆。裝麻袋都是過秤的，人家要記數。
我們裝了兩天洋芋，一天兩車，裝了四車。我們只管裝不管卸，晚上不回夾邊溝，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間空房裡。第二天傍晚，最後一車洋芋裝好了，行李都捲起來裝上汽車了，二勞改說話了：今晚上叫你們吃一頓飽飯——卸下一麻袋來，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盤不知什麼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鍋，我們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還是挑裝得最滿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滿滿一鍋。我們確是餓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開了。
洋芋燙得很，一時間吃不進肚裏，我們就一邊吃一邊把洋芋掰開，放在地上涼著，一邊涼一邊吃。
長期挨下餓的人，可有一頓吃飽的機會了，吃的時候連嚼碎都來不及，人人都是嚼兩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圇吞棗。吃呀吃呀，肚子吃飽了，吃脹了，但還是接著吃。大家都知道，這樣飽吃一頓的機會是很難得的，可能就這麼一次，今後再也不會有的。結果呢，我們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結果，我們九個人——包括汽車司機——把一鍋洋芋吃完了。
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壞事了!那時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現在的柏油馬路，是土路上鋪了點沙子，再加上保養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車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顛老高。我們本來就吃得太脹坐不下也站不成——裝了一車洋芋往哪裡站呀——汽車出了城遇上坑一顛就都吐開了，每顛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還脹得痛。越顛越痛。我們都怪司機把車開得太快了，就砸車棚，叫他開慢些。開慢了吐得少些，但胃還是疼。沒辦法，只得忍著：挺著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著，兩手在身後撐在麻袋上竭力減緩汽車顛簸帶來的震動。
【作者簡介】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 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 1975年在甘肅省家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定西孤兒院紀事》等書。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