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3日訊】 【編者的話】「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出現的大面積飢荒和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大躍進運動開展后，信陽地區浮夸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夸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后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征糧。由於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就採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信陽地方政府封鎖大面積飢荒的出現和蔓延的消息，並嚴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
民間有云：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那是一個多麼…的時代！
歷史背景
河南信陽地區（今已改市）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該區有大約一半的面積曾經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和豬雞魚鴨等，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
1959年，似乎沒有什麼徵兆表明那個美麗富饒的地方會發生突如其來的災難。事實上，1958年，當地夏糧大豐收，秋糧只是因為大量農村勞力被抽調去大鍊鋼鐵而減收。但是就在一年之後，那個地方爆發了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高達100萬人死於飢餓。據作家白樺說，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僅息縣就有639個村子的人口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當然，「信陽事件」只是「大躍進」時代的一個縮影。根據保守的官方估計，全國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兩三千萬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全部人口。
「信陽事件」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信陽事件」 是天災？還是人禍？為什麼我們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諱莫如深?
在大躍進前一年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動改造，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衝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里還活著的人就會衝進來和她拚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
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
信陽地區轄信陽市和固始、光山、淮濱、潢川、羅山、息縣、新縣、信陽縣；上蔡、平輿、汝南、遂平、新蔡、西平、確山、西峽、正陽十七個縣(與現在不同，現在的信陽市不包括后9縣)。該地區部分縣的非正常死亡數近年已被陸續披露.
譬如新編《信陽縣誌》記載：非正常死亡五點一萬人，占人口百分之九點一。《西平縣誌》記載餓死約四萬人。截止一九六零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潢川縣先後餓死五萬六千多人。
《息縣誌》記載一九六○年內非正常死亡十萬七千餘人，占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七。
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濱縣誌》載：一九六○年死亡十點二萬，九萬八千人非正常死亡，為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九！每四個人就死了一個。當時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是淮濱縣人，半個月內余的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先後死去。據張樹藩說：余德鴻老家的村西頭餓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戶餓死都沒有人抬。
上述七個縣的非正常死亡為五十二點六萬。其他十個縣，新編羅山、西峽、新縣的縣誌均載非正常死亡萬人左右，可能屬於官方說的情況不那麼嚴重的縣。此外七個縣情況可能與上述七縣類似，即死亡人數超過五十萬。光山縣死絕了的戶數比息縣多，非正常死亡數可能也大於息縣。
由此可以推斷，全地區非正常死亡總數應在一百萬左右。
張樹藩（當時的信陽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在其遺作中說，一九六○年二月時他曾估計餓死的人數在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但後來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派了一個調查組到信陽，「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大概出於政治顧慮，對這個「多好幾倍」，張樹藩沒有詳說。但是這可以佐證一百萬的估算不會過高。而《信陽綜覽》、《信陽地區志》的數字毫不足信。
關於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據說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當年董必武派的調查組回北京彙報后，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於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
「信陽事件」是「大躍進」的直接惡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央無視農業生產歷來豐、平、歉交替的事實，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徵購一千一百五十億斤，這是五八年的標準，但實際上五九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這一千三百五十億斤的徵購糧，就成為大飢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糧在五九、六零兩年己急劇減少，從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減少到一百七十四斤。五九年糧食減產百分之十一，徵購數卻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七。而五九年全國徵購的糧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各省、地區、縣、公社各級黨組織執行毛澤東的指示「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裡搜颳走的口糧。
結果，一九五九年全國農民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開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繼缺糧。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國農村，無可遏制。
（待續）
（據《中華文史周刊》、《中國新聞周刊》、《上海法治報》等有關資料綜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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