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啟蒙語境下的中國

【新唐人2011年9月26日訊】啟蒙之意簡單的講就是思想進步,就是開化;相對於蒙昧而言,就是離開野蠻走向文明。人類的發展並不只是財富的增長,更主要表現在思想的進步。思想的每一次升級,都帶來歷史天翻地覆的嬗變。

西方歷史學家一般將歷史劃分為5個階段:史前、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中國官方歷史學家承襲100多年前馬克思的歷史觀,一般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

因為思想啟蒙,文字的出現使人類從史前進入有明確記憶的古代。以歐洲為例,古希臘和古羅馬構成的地中海文明為古代階段。北方野蠻人南遷,哥特人洗劫羅馬,到查理帝國崩潰,《凡爾登條約》確定了歐洲封建格局,進入長達數百年的中世紀。中世紀的特點是教權大於皇權,教皇是歐洲最高權力者,各封建王國在連年征伐中持續皇權統治。

印刷術進入歐洲后,引發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等一系列社會變遷。1689年英國光榮革命產生的《權利法案》標志著皇權專制的結束,也敲響了中世紀的喪鐘,英國在歐洲,甚至在全世界率先進入近代,接下來工業革命風起雲湧。

隨著美國獨立(《獨立宣言》)、法國革命(《人權法案》)和鴉片戰爭(《南京條約》)次第爆發,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呈蔓延之勢。在近代發展中,中世紀的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並不甘願退出歷史舞台,皇權復辟反覆出現,特別是在新興資產階級力量尚未發育成熟的國家。

資產階級主導的近代革命使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人類開始擺脫馬爾薩斯陷阱。在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旗幟下,一個只有生產沒有消費的世界最終將近代歐洲帶入兩次世界大戰,財富、貴族和無數沒有土地的無產階級在兩場機器戰爭中歸零,資本家成為唯一的勝家。

聯合國的成立拉開現代社會的大幕,一個極度豐裕發達的消費社會逐步形成,無產階級上升成為白領和中產階級,馬克思的設想完全落空,福利主義與民主自由思想被奉為人類普世價值觀。1989年的共產主義理想破產成為前現代的休止符。互聯網文化背景下的911為人類打開了後現代的大門。面對未來,人們開始思考自己將往何處去。

黑格爾曾說,中國是例外中的例外。事實上中國唯一一次成功的啟蒙發生在印刷術之前。這場啟蒙發生在封建政治最為成熟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思想體系,這就是數百年商周文化所構成的中國古代。焚書坑儒象徵著啟蒙運動的結束,或者說啟蒙成為永遠的禁忌,秦始皇成功扮演了封建體制的終結者,他建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皇權獨裁體制,從此之後,一個延綿達2000餘年的中世紀始終是對這種體制的繼承和完善。

可能因為中國文字的特殊性(字元數量遠遠大於拼音字母),印刷術並沒有在它的原創地有多大作為。文言文的阻隔、地理交流的局限再加上文字獄和思想禁錮,在200年漫長的中世紀中,始終沒有出現社會性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的鎮壓和招安之下,以犬儒的身份始終未能形成一種影響社會變革思想的啟蒙力量。

夜郎自大的中世紀美夢被鴉片戰爭驚醒。已經進入自由貿易的近代歐洲面對閉關自守的中世紀帝國,一直試圖找到一種可以互相溝通的語言。對他們來說,貿易就如同做愛,單方面是無法完成的,只有雙方的介入才會產生共同美好的結果。中世紀的天朝認為皇權穩定大於一切,貿易接觸將發生思想交流,影響穩定大局。天朝的拒絕使炮火成為一種有效的語言。天朝終於承認了在自己之外尚有其它文明,繼而由傲慢自負走向敏感自卑。在發現了中世紀與近代的差距之後,一場席捲全國的「自強運動」在帝國展開。

19世紀的中國依然處於蒙昧之中,從白蓮教、天地會、太平天國到義和團,原始多神教加上皇權思想,構成對中國正統宗法社會的反動。自強運動是中國2000多年來最大一次啟蒙運動,也是一次正動。經世致用被體用說民權說代替,經學考據學被科學代替,四書五經科舉被小學大學代替,臣民被公民代替。復辟勢力製造的戊戌六君子慘案不幸將帝國推入墳墓,即使立憲運動也無法挽救天朝的崩潰。

中華民國在一片大啟蒙運動的背景下誕生,全盤西化拿來主義逐漸成為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主流精神,各種思潮互相碰撞,公民在教科書和選票文化面前逐漸成長。民主和自由突然降臨中世紀的中國,從老百姓到公民的路是如此之短,幾乎來不及跨越。數不盡的書籍報紙雜誌撲面而來,帶來各種最新潮的最優秀的信息和思想。閱讀、演講、辯論、討論……這個時代是如此奇特,不能不讓人承認——人的自由先從思想自由開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五四運動將這場啟蒙運動推向高潮。

這場啟蒙的不幸在於錯誤的時間發生了正確的事情。這個后中世紀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民中國,只有地主而沒有資產階級,只有士大夫而沒有知識分子。在一個赤貧的中國、一個文盲的中國、一個動蕩的中國,一切已經註定了這場啟蒙運動的不幸結局。

從中國第一位法理民選總統袁世凱復辟「洪憲」開始,一場資產階級缺席的啟蒙只能產生一次又一次的皇權復辟,中國最終又退回到中世紀的田園牧歌中去。啟蒙從此成為一種禁忌,被后皇權時代的專制主義緊緊地封堵在角落。

在一場錯誤時間的啟蒙運動所引發的混亂中,正如無數次中國中世紀的歷史一樣,農民起義軍最後獲得了勝利。「萬歲萬萬歲」重新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核心思想。一場「大鳴大放」的偽啟蒙運動將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悉數流放,隨後的「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將數億中國人重新帶回黑暗的中世紀。文盲越來越多,民間戲劇被禁止了、報紙雜誌書籍電影被嚴厲審查、學校被關閉,文字和思想成為危險的代名詞。前印刷時代的手抄本和口頭文學開始民間流傳,向萬歲像燒香禱告可以祛除百病,中國幾乎退回到蠻荒的石器時代。

1976年的「四五運動」拉開一場長期壓抑的啟蒙總爆發,這場啟蒙運動一直持續到13年後。星星畫展、朦朧詩、真理大討論、恢復高考、平反與反思、從文學熱到哲學熱,在一個物質貧瘠的時代,閱讀和思考成為新時代精英群體的集體行為。

理性和激情在一個農民中國激蕩,理想主義成為這個啟蒙時代最鮮亮的旗幟,引領者無數愛國的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頭。當世界已經進入工業化的現代時間的時候,中國依然還在勉強糊塗的小規模農業和反對啟蒙的中世紀徘徊。這不能不令年輕人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羞恥。

啟蒙時代是一個閱讀的時代,更是一個思想的時代。言論或許不自由、出版或許不自由,但思想可以任意翱翔,思想的翅膀永遠沾滿自由的陽光。《河殤》成為一個時代愛思考的人們的共同記憶。雖然它或許不夠完美不夠成熟,但它懂得什麼是錯誤什麼是歷史。

這是一次發生在正確時間的錯誤事件,一場非理性的啟蒙運動以一場非理性的恐怖行動結束。這是十億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沒有誰可以無辜的釋然,直至今天的諾獎,我們依然無法擺脫那副沉重的十字架。

在歐洲東部群情激奮的一片崩潰中,中國又一次成為例外中的例外。在西方用炮火強迫中國加入世界貿易150年後,中國又一次打開國門,為被許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感到無比榮耀。中國重又拾起近代歐洲的重商主義旗幟,將廉價的中國苦力換成巨額的外匯儲備和美國債券,國庫膨脹的速度與房屋價格醫療費用齊頭並進。

在一個互聯網時代,文盲已經消失了,因為人們被肚子要求必須認識鈔票上的文字,否則他就會被餓死。報紙、書籍、電影依然接受官方嚴厲的審查。在下一代的教育中,五四運動中誕生了《公民》課,社教運動后,《政治》課代替了《公民》;四五運動中誕生了《法制》課,六-四之後《思想品德》代替了《法制》。至此,公民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記憶,國家和政府成為模糊可怕的利維坦,法律成為權力的延伸。孩子們在家長和老師的訓誡中戰戰兢兢成長,他們和我們一樣起早貪黑忍辱負詬自我折磨,只是為了考試為了一張帶著印章的學歷證書為了學會做人。從這個時代開始,文字與閱讀無關,與思想無關。

當谷歌以不作惡的譴責退出中國時,中國互聯網已經成為現代世界最無恥的一個中世紀區域網。從未名BBS開殺戒,牛博、天益等啟蒙網站陸續被封,擅長自我閹割的天涯凱迪博客中國與南方周末一樣,成為啟蒙運動在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陣地。在一個後現代背景下,啟蒙已經越來越遙遠,如同錯過的戀人,一切只能成為傷感的回憶或無意義的舊情書。

啟蒙是對思想和智慧的開光,是權利和尊嚴的覺悟。自尊和自信作為啟蒙的產物,它並不是炙手可熱的物質財富,而是一種人類不可或缺的現代身份證。歐洲中世紀是戰爭的中世紀,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為了信仰和宗教。中國的中世紀同樣是周而復始的戰爭,幾乎所有的戰爭都是為了吃飯為了活下去。這或許是中國與歐洲最大的不同。

啟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有關信仰和思想的東西,比如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對以吃飯為天理的中國人來說,信仰是過於奢侈的東西,或者說,啟蒙更像是別人的事情。陳獨秀就說:「近世文明者,乃歐巴羅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

100多年前,譚嗣同試圖用自己的鮮血告訴人們什麼是啟蒙;100多年後,菜市口是北京最繁華的黃金市場。在一個消費時代,金錢已經成為人們唯一的信仰。消費控制了所有人和他們的生活。物質的泛濫最終淹沒了人的存在。消費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新意識形態。精美的商品、慷慨的贈品、烏托邦似的的百貨商場和誘惑的廣告傳播著充滿迷幻的奴性文化,讓人們拜伏在物的權力之下。

在消費時代,異化的人被完全符號化,人們被LOGO分割成不同的階層。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一切都是短暫的淺薄的匆匆的。時間成為最昂貴最奢侈的商品,人成為最廉價最多餘的商品,而思想則成為垃圾。商品極權主義所形成的政治暴力足以摧毀一切意識形態和思想堡壘,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最後都成為視覺和感官的體驗,唯有思想不可捉摸,因而失去價值。

不得不承認,在這個時代,物質和慾望代替了無謂的思考和深沉的思想。一切文學藝術哲學最後都被娛樂征服。人們曾經歷經辛苦逃出中世紀的桎梏,最後卻在後現代的刺激中陷於麻木和迷失。

中國是如此早熟,當歐洲人還在野蠻中掙扎時,中國已經進入中世紀的盛世幾百年了。當歐洲人為了信仰打得昏天暗地時,中國人只會在連叫花子和牛馬都做不成時才生氣。是中國人該告訴歐洲人什麼是生活,還是歐洲人該告訴中國人什麼是人生?這就是中國與西方纏繞100年來的人權分歧。

奧威爾在《1984》中提醒人們警惕被強權愚弄凌辱,而赫胥黎卻在《美麗新世界》中打造了一個天堂,有吃有喝有美女,唯一的「缺點」是不要有思想。在奧威爾的世界里,啟蒙是被嚴厲禁止的;而在赫胥黎的世界里,啟蒙不只危險,更加多餘。

20年來,中國教育流水線生產了無數不知道公民國家政府為何物的廉價「苦力」;20年來,電視電影都是皇阿瑪奴才格格老百姓構成的盛世;20年來,入黨考試行賄當官貪污成為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的理想;(西方人爭著考律師,中國人爭著考公務員。)20年來,新興資產階級開始中國茁壯成長;20年來,官吏集團逐步形成世襲利益同盟的寡頭貴族;20年來,法律越來越被權力代替;20年來,黨的紀律和儒家道德成為最大規則。

或者可以說,中國的啟蒙運動事實上在2000多年前就結束了。2000多年來,我們在思想上並沒有多少進化。300年前的啟蒙運動創造了一個文明富強的歐洲。而發生在這100多年來的兩次啟蒙運動並沒有改變中國什麼,中國還是2000多年前的那個中國。如果說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法律問題,那麼在中國,所有的法律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都是政治問題。前者相信法律是唯一公平的和正義的,後者堅持用政治解決所有問題,而這個政治就是紀律和道德。

依靠勤勞忍耐數量眾多的中國苦力,在人類財富大比拼中,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國家。中國已經成功穿越了奧威爾的世界,正在進入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這裏沒有強姦,只有誘姦,或者糊塗,或者假裝糊塗,否則就是自尋煩惱。思想重要嗎?思想能當飯吃嗎?很多中國人相信,一個人有兩個追求,一是活著,二是快樂。如果二者兼得則功德圓滿,比如毛萬歲的皇孫就已經修成正果。

對中國人來說,中世紀的精神配上後現代的物質構成黃金搭檔。中世紀的精神帶來無盡的滿足與快樂,後現代的物質可以使我們活得更滋潤。很多時候,無知並不能帶來無畏,但無知可以帶來安全和快樂。

300多年前,一群清教徒傾其畢生財產坐上了風雨飄搖的「五月花」。4個月後他們來到冰天雪地荒無人煙的新大陸。一年後,他們已經在饑寒交迫中死去了一多半,五月花號又來了,但他們拒絕搭船回到中世紀的斯圖亞特王朝,他們說:「不自由毋寧死!」300多年前,一群飢餓的農民殺進北京,吃肉喝酒,坐上金鑾殿……那一年,中國人成為前後3個皇朝的光榮臣民——大明、大順和大清。中國老百姓說:誰來了都一樣,咱還是老百姓。

90年前,一群青年學子迎著警察走出校門,他們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90年後,一個警察局長的兒子撞死自己的同學,而她的同學們卻「保持沉默」。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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