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二節：我的少年
1949年底，「解放軍」佔領了重慶和大西南，隨之而來的是「民主改革」運動,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1951年大規模的鎮反運動，對數以百萬計在國民政府中服過役的人員，大肆捕殺。
1950年我十三歲，常去附近農村看鬥爭地主的大會，那些被斗的人，有些還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雙膝血流斑斑，慘不忍睹。公判大會由軍管會主持，在我居住的這個小城每隔不到一個月就要開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處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邊的碼頭上，每次公判大會的最後一幕便是在那裡槍斃人，人血染紅了鵝卵石鋪蓋的河灘，日久變成了黑色一片，雖大雨沖刷，也難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這是繼長達五年的內戰後，同胞們自相殘殺的延伸。
(一）1950年我的家人
我的父親抗戰時期在中央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后從重慶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師範擔任校長。1948年下半年他應顧毓秀先生（抗戰時中央大學校長）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學任職，我們一家便離開了杭州遷居南京，接著父親又經上海、廣州，輾轉再赴重慶。
1948年冬天父親擔任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代理校長，次年任分校校長，1949年下半年重慶「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親、外婆、我和弟弟安頓到了北碚，住在當年父親的同班同學兼證婚人劉漢良的家裡。
從此以後，我們便定居在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1951年他因「歷史罪惡」，被當時劉伯承擔任校長的西南革命大學召去「學習」。他所在的班稱作「特別高幹班」。後來，半年的學業屆滿畢業，歷史問題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國民黨高級知識分子留用人員身份，聽候分配。
不料，就在這一年的年底，他被當時的川東行署軍管會逮捕入獄。
我的母親，是三十年代畢業於蘇州女子師範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師孫起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之一。母親學生時代的同窗在孫起孟先生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成了蘇州女子師範的學潮的積极參与者，曾轟動當年的蘇州教育界。後來，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為中共地下活動的外圍，1939年紛紛從重慶去了延安。
唯有母親與父親結了婚，滯留在南京。她悉心辦學，一生從事教育，1943年在國民政府軍工署署長俞大韋的支持下，在重慶雙碑創建私立嘉陵中學。
抗戰勝利后，一家人遷居南京，本以為可以過幾天和平寧靜的日子。
不料國內戰火紛起，我們這五口之家又輾轉遷徙，像一葉行駛在戰火火海里的小舟東撞西突，顛沛流離。
1948年國民政府已呈敗勢，父親曾要她攜帶家人從廣州去台灣，她卻自恃著過去「光榮」的歷史，以及和孫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計共產黨不會給她為難，便斷然決定留在大陸，等候「解放」。
1950年後，母親便與中共國務院第六辦公廳主任的孫起孟取得了聯繫，希望在當年學潮中共患難的知己的保護下，得到一個繼續從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後的事實證明，當年學潮的友誼在毛澤東時代是多麼的脆弱。
1951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機關託兒所擔任了一名「教養員」。
1951年底，軍事管制委員會兩名軍人來家中把父親抓走，並抄了我們的家，他們抄走了母親用多年積蓄購買的金銀首飾和存款，還硬說這是國民黨留給父親做反革命潛伏的活動經費。搜走後也不給任何手續，母親為此氣得三天沒吃飯。從此後，我們一家四口，就靠母親每月三十元工資艱難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緒年間，出生貧寒，十六歲嫁給了一個蘇州城的浪蕩子，但很快就被遺棄擱置一邊。後來因為有了一個男孩，才改變了她在家裡的地位，可她兒子不久就去世，於是她被當成棄婦，從方家大院遷出。兩年後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時我母親還不滿四歲。
在那個三從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隨意改嫁，只有守著這婦道的名節，方能得到親朋好友的尊重和資助，外祖母雖不是《鏡花緣》中的才女，卻實實在在做到了「苦守名節夫死孀居」的節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為命，外祖母靠著女紅和親友資助度日，自是吃不盡的苦頭。她認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業報，便一心修佛，常年齋戒，抱著與世無爭的態度，默然負著生活的重負。大抵因為嚴重缺鈣，她五十多歲就駝彎了腰。我是在她的懷抱中長大，並在她的教養下鑄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1952年，我十四歲，讀初中二年級，弟弟六歲，剛上小學。我們住在託兒所的職工宿舍里，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層樓房，我讀書的學校離家有五華里。為了補助母親收入的不足，我從上學時就開始了勞動。
那時，北碚凡半山之間是不通自來水的，家裡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臉洗腳洗衣服，吃的水必須在離家一華里的水井中去挑。自從父親被送往革命大學「學習」時，我就開始從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裝水不過五十來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擔壓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搖搖擺擺走不上百步，便覺得肩上承受不住。水從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氣喘吁吁。
因為不斷的換肩，扁擔在我的兩個肩頭之間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難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慘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傷出血是常有的事。
經過一年的鍛煉，我的力氣一天一天大起來，肩頭上磨破和紅腫的地方也長出了厚厚的繭巴，挑著能裝一百斤重水的大桶，從山下雄赳赳地挑上來，不需五分鐘。從此以後，家裡挑水的事就由我包幹了。
(二）陳戶藉
家被抄以後，每月靠母親的三十元，要維持四口之家實在太難。初中三年級時，班主任說，如果家庭經濟確實困難，可以向學校申請助學金，免交學雜費。但是，申請必須要由街道辦事處簽字。我們住區的街道辦事處主任也是朝陽派出所的所長，我寫好了申請書，修改了兩遍，端端正正地謄寫在一張信箋上，拿去找陳所長簽字。
派出所在北碚公園坡腳下一個原來的舊廟裡。那一天天氣很沉悶，天空中淅淅疏疏飛著毛毛細雨。廟宇隱沒在梧桐林蔭之中，顯得十分陰森。走進梧桐樹叢中，雨點敲擊樹葉發出滴滴嗒嗒的響聲，有一種神秘感。這是我第一次與成年人打交道。我才十四歲，又背負著父親入獄的精神重壓，頭一次同政府打交道，心裏不免害怕緊張。我一邊向里走，一邊心裏直打鼓。
到了門口，我定了定神，努力穩住加劇的心跳，怯生生地站在門外。門裡黑洞洞的，看不清，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報告。」我試探性地喊了一聲。沒人應。等了片刻，仍不見動靜，我向里看去，黑乎乎的什麼也沒看清。我心中暗想，這裏可是衙門，倘若別人把我當小偷，我就說不清了，於是大聲吼道：「報告！」
「啪」地一聲，電燈一下子亮了起來，藉著黃色的燈光，我才看清了那正屋中的辦公桌旁，坐著身材魁梧、一臉橫肉的陳戶籍。一年前我為父親辦戶口時，曾跟著外婆來過這裏，當時經辦戶口的人正是他，大家喊他陳戶籍。
他從座椅上微微欠起身，懶洋洋地從桌上把腿收下。不知是因為看我是一個身高不足四尺的孩子，還是本來就對我這個反革命家屬子女早有印象，他似乎很不滿我驚吵了他的好夢，輕蔑地瞄了我一眼，又重新躺了下去，恢復了剛才的姿勢。
我連忙跨進門，慌張中將剛才想好的的開場白忘得精光，傻乎乎地站在那裡，右手下意識地揣進口袋裡，緊緊捏著那張申請書。如此等了三分鐘，他才半睜著眼不屑地問：「幹什麼？」我把申請書拿了出來，嘴裏卻像被什麼塞住，說不出話，只得把捏著申請書的手伸了過去。我覺得伸過去的手在發抖。他終於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左手從我手裡接過那紙條，右手叉著腰，活像一個夜叉對著一個小鬼。
他看過申請書，右手從叉腰的地方緩緩提上來，摸著那很肥很橫的胖下巴，嘿嘿冷笑道：「沒聽說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還要申請人民助學金。」說著便把那紙條扔在桌子上。嘿嘿的笑聲在空中迴響，我覺得臉上好像重重地挨了他一巴掌，腦門裡嗡嗡直響，耳根也火辣辣的。
此時，積鬱在我心靈上的傷痛一陣陣地襲來：父親被捕那天早上，全家人在驚赫中回不過神來；母親抱著才七歲的弟弟躲在床角滿面恐怖；抄家時，外婆和母親束手無策；星期天母親在地攤上拍賣衣服的窘境；託兒所母親的同事門對我們兄弟倆的白眼。
那一瞬間，好像天地間本來就嫌我這種渺小生命的存在；無數張扭曲的臉莫名其妙地向我吐口水，如果當時地上突然裂開一地道鏠，我會毫不猶豫地化作一溜青煙，從那裂開的地方鑽進去，永遠羞於再回到這個人世中來…….
突然一股勇氣湧上我的心頭，我猛然伸過手把那張扔在桌邊的紙抓住，拚命地把它揉成一團，什麼話也沒說，扭頭就跑出那黑洞洞的大門，我踩著地上的水凼，濺起的泥漿噼噼啪啪在身後直響，彷彿還聽見那梧桐林在身後，發出的嘿嘿冷笑。
外婆在洗衣服，我撲倒在她的懷中放聲大哭。
從此以後，那張點綴著雀斑，一張橫肉獰笑的臉，和那叉著腰像夜叉的兇惡姿態，便常常闖進我的惡夢中，直到今日仍然如此。
(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一位姓李的中年婦女是我家緊鄰，她在房后搭起一個豬圈，以街段名義餵了四頭豬，每天下午以三毛錢一百斤的價格收購豬草。我看準這個機會，每天放學歸來，沿途打豬草。從學校到家五里路，路兩邊是交錯的農田，那裡面的蛾兒常，馬斯莧品種齊全。我每天放學抓緊採集，一背兜大約三十斤，如此下來每月可掙兩塊錢，夠我的學費了。
十四歲的我，羞恥心己經很重，每天早上上學我都背一個背兜，為怕同學們看到，每天我都比其它同學早到學校。到學校后我將背兜藏在教室背牆與後山間不足半米的窄縫裡。
等到放學后，同學們散盡，我趕緊從后牆裡取出背兜，打豬草回家。此外，在從學校到家裡的路途上還有兩處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一是北碚醫院，另一個是一家地主大宅院——李家花園。
1952年李家花園被沒收，做了北碚法院的臨時看守所。醫院和看守所伙食團外面都有傾倒垃圾的山坡，有大量炭灰渣，炭灰渣里夾著許多小塊的沒有完全燒盡的「二煤炭」。雖然炭灰渣中傾倒著有酸味和惡臭的污水，但我還是常常背著背兜去光顧。
我每天都要在晚上七八點鐘才回家，那時，天已斷黑，我背著沉重的背兜滿載而歸，那裡面裝的不是豬草，便是二煤炭和柴火。
每當我登上石階，就會在朦朧的夜色中看到外婆花白的頭——她早已在那裡躬腰盼望了。還沒有等我爬完那七十米長的山坡，她便會走下坡來，從我的背上接下沉沉的背兜，同我一起把它一顛一簸地抬進家門。
回到家，一盆熱氣騰騰的洗臉水已放在小方凳上，我脫下被泥土、煤灰和鋸末弄得又黑又臭的補巴內衣，洗擦滿頭滿臉的灰塵、油汗。洗凈之後，再同她和弟弟一起共進晚餐。每一頓飯，她都把最好的菜往我碗里夾。
那時家裡一個星期才吃一次肉。外婆總是避開弟弟，在我的碗底設下埋伏，在她的眼裡我每天付出得太多。而我總是要從碗底翻出來分給饞嘴的弟弟。這推讓之間，倒也使我們很深地感受到家人相依為命的溫暖。那時，家裡從不缺柴和煤燒，也從沒有花錢去買過。
有時候星期天一大早，我還背著背兜鑽進龍鳳橋周圍的密林中採摘野菜和則耳根，托余媽媽拿到菜市去賣，龍鳳河水浸透的叢林中地下泛出一股股腐植的難聞的臭味，下過雨，路也很滑一不小心就會摔倒，偶爾還會碰上從草叢中躥出來的蛇，我都從不畏懼，好像老天時時保佑著我這可憐的窮孩子，無論是打豬草，揀二炭，拾柴禾，從來沒有受到過意外的傷害。
學校後門有一個磚瓦窯，那也是我少年時代出賣勞力的場所，周圍的鄰居都誇獎我懂事，特別是緊鄰的余媽媽，她常常把我當她的孩子看待。這極大地拂去了因為父親被捕而帶給我的陰影。
那時間我雖又苦又累，但心情還算愉快，學習的成績也是班上前幾名。
那些年我和弟弟從來就沒有做過新衣服，腳上以布鞋和草鞋為主，布鞋的鞋底是外婆每天晚上用舊衣裁下的布、糊成布殼，再在電燈下一針一針的納出來的，鞋面也是用筍殼和碎布裱糊而成，外婆年輕時就在苦水裡渡過，對於針線活習以為常，晚上她戴上老花眼鏡納著鞋底的時候常常哼著蘇州小調，真的非常的好聽。
我躺在她的腳前聽她低聲吟唱，那聲音里充滿了慈母的愛。晚上，她幾乎天天在半夜裡為我和弟弟蓋被子，常常深情地吻摸著我們的臉頰，在她的心中，我們便是她生命的全部希望。
我勤勞節儉的習慣就是在她的熏陶下養成的。那時，為了讓我在學校吃中飯時有一點補充，有時，媽媽給我一毛錢，好在附近的小飯館去端一碗小面，可我從來都沒有花過，回來便交給了外婆。為這事外婆常常責備我，並在我的書包里放著專門為我煮的雞蛋。
有一天從學校打豬草回家時，天色突變，狂風驟起，雷電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裡趕，剛到李家花園，滂沱的大雨便傾盆而瀉，我急忙躲進看守所廚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約四十歲的中年伙夫走出來，藍色的背心上印著一個碩大的「勞」字。我聯想到歷史書上，載著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這相仿的標記，不過那圓圈中是一個「囚」字。他走到爐堂前，打開火門，用火鉤去勾火，一股濃灰夾著濃烈的煤氣從爐膛下卷了起來。上好煤后他注意到了我，便操著濃厚的江蘇口音問我：「小朋友，你在哪兒讀書？」
「北碚一中。」
「叫什麼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歲。」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進廚房去躲雨，還揭開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籠，從籠里取出兩個饅頭來遞給我。我猜想我的樣子看上去很可憐，我下意識地盯著我腳上大腳趾姆已突出鞋幫的破膠鞋，靦腆地接過饅頭。
「你的爸媽呢？他們做什麼的？」
我警覺地望著他。我知道這就是關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學或放學，途經這裏，我都會下意識地朝這群神秘的房子窺視，希望突然有一天他會出現在壩子里或者在某一號房間的窗口洞中，但始終就沒有看到過。眼前這位叔叔很和善，告訴他父親的名字和處境，興許還會從他這兒知道一點父親的情況。
他聽到父親的名字后，盯著我看了好一陣，似乎明白了什麼，便附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你的父親住在×號房，那背後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麼原因，戴著腳鐐。」他接著說：「這兒帶腳鐐的人，肯定是問題嚴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問題，或不認罪。」說完他又盯著我。
聽到這番話，我心裏一驚，不但擔心爸的安危，還擔心他做出什麼危險的事。「我們能到這兒來探望他嗎？」我問。
「難，不過你實在要看他，可以到張家灣工地，他們每天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在那裡勞動。」
雨漸漸停下來，天色也已黃昏，我本想去掏那爐膛下那剛剛勾下來的二煤炭，但一點心情都沒有，於是便收拾起背兜、書包，匆忙趕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外婆。自從父親被捕后，外婆是全家最傷心的一個。我們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輩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國民間上輩人對下輩人的關愛，往往超過同輩之間或下輩對上輩的關愛。
這些天來，她常常合掌祈禱，暗中哀嘆流淚，也常常向女兒嘮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法？關在哪裡？現在也不知怎麼樣了？生活上缺什麼？不管怎麼說，總該去法院問個究竟。……探監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單位開個介紹信，給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麼？」
母親心裏更難受。撐著這個家，誰還有她的壓力大？自從丈夫被捕以後，周圍的同事就將她視為異物，往日相處不錯的幾個人突然間不大同她說話了，即便說話也小心翼翼。那時電影院放電影都是反特影片，組織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學習，那主持人翻來覆去講，被推翻的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正在千方百計地妄圖顛覆這個新生的政權。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戰爭，國民黨敗退後遺留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到處都在蠢蠢欲動，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母親聽了這些話心情可想而知。
當時，託兒所沒有共產黨員，最高領導是青年團支部書記張世模，她認為母親曾當過中學校長，可能瞧不起她這個剛剛畢業的中學生。出於這種心理，她特別對這個「反革命家屬」嚴加教育，好幾次談話都是以組織的身份要她「主動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線，主動檢舉揭發丈夫的反革命罪行，這樣才能得到組織上的諒解。」
每一次張世模對於這個比她年長二十歲的人一番訓斥以後，都會從我母親露出的恐懼和惶惑中得到一種奇怪的快感。這種快感吸引著她，她便越是用最嚴厲的口吻教訓母親。
母親白天臉色異常的蒼白，晚上幾乎都失眠，常常從惡夢中驚醒，許多次還莫明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學習歸來，獨自對著電燈發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麼罪？丈夫又犯了什麼罪？僅僅因為丈夫是國民黨的校長嗎？他任校長時可沒有「密告」過誰，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沒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當學生上街遊行時，他確實勸說過這些血氣方剛的孩子們，那是因為他是一校之長，出了人命他可要負責的呀。他確實把學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惡么？學生不是反飢餓么？他每天早上起來，拿起掃帚打掃學校的大門口，那也是破壞學潮籠絡學生么？如果這些都不對，那麼作為一校之長又該怎麼當呢？就算那是為國民黨做事，但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過了嗎？政府不是說既往不咎嗎？
張世模刻薄而帶刺的話，不斷在她耳邊迴響，她膽寒了：萬一那些首飾，真的被確認為「反革命活動經費」，自己不是也要跟著被抓？
如果真如此，兩個沒成年的孩子怎麼辦？七旬老母該怎麼活？她越想越難過，越想越後悔，當初真不該不聽丈夫的勸告，犟著留在大陸。現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殺。
(四）余媽媽
余媽媽是我們的緊鄰，她的丈夫是託兒所的會計，她本人是一個合川的農村婦女，和母親年紀差不多。她有五個孩子，最大的比我還小一歲，最小的才一歲多，憑著丈夫菲薄的工資，七口之家比我們還困難。好在她出身貧農，自小就勤勞慣了，一個人除了帶孩子包攬了家務，還包下了附近二十多人洗衣服的活。
那時洗衣服特別難，要下到嘉陵江邊去。她外出洗衣時，拜託我外婆為她照看三個最小的孩子。因為她特別勤快，也樂意幫助周圍的鄰人，在孩子們心目中，她就像一個母親，那層樓的孩子們都管她叫余媽媽。
外婆不便上坡下坎，家裡買菜買米便全由余媽媽代勞。我每天中午都看見她背一大背衣服，拎一大籃菜從坡下吃力地走上來。
父親被捕后，周圍的鄰人對我家懷著戒備，生性善良的余媽媽便成了外婆和母親唯一的安慰人。
聽見母親的泣聲，余媽媽便會進來安慰她：「你急有什麼用？急壞了身子病倒了，外婆咋辦？兩個孩子咋辦？」余媽媽拿過手絹替母親擦去眼淚。「你看，你們家小平這麼個小孩子，挑水、撿二炭，打豬草樣樣干，成績還那麼好，有這樣的孩子你還傷心什麼？你生氣，氣誰？氣生病了還不是自己痛苦。再說這幾年斗地主、殺惡霸、抓反革命、抓貪污犯，像你這種遭遇的人還少哇？你看對面的王光英。丈夫關起來了，兩個兒子比你的還小，還不是很重的負擔，可人家還不是照樣的活。外婆是善心人，你也是好人，就是你丈夫，什麼反革命？我看不出來。我還比你困難，要不是外婆常常照看我的孩子，我能下河去洗衣服掙錢嗎？人要講良心，你有什麼難事跟我說。外婆說要去看人，我哪一天就陪他去一趟法院，正大光明的，怕什麼？」
人也需要點撥，想得狹而鑽了牛角尖的人，無人點撥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悲劇，而一經人提醒又往往可以避免。聽了余媽媽的一席話，母親似乎得到了鼓舞，一步一步從想自殺的絕望里解脫出來。
得到父親每天在張家灣勞動的消息，外婆立即去找余媽媽商量，請她能否抽出一天時間，陪她一同去探望工地上的父親。余媽媽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時間就訂在本周星期天，那一天余叔在家可以照看孩子，我也是放假，可以一同去。我為外婆準備了一根紮實的木棍作拐仗。外婆準備了一聯肥皂，一塊毛巾和一卷草紙，裝在一個布口袋裡。
從家裡到張家灣，一大半都是鄉間小道。我們那天起了一個大早，我和余媽媽扶著外婆，天亮不久就上路了。
初秋的早上，郊外的空氣分外新鮮，但山路卻有些泥濘，外婆是小腳走得很慢，許久沒有到鄉下來了，她不免東張西望。
我格外小心，生怕她跌倒，心裏卻翻騰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不知道父親究竟怎樣了，他還健康嗎？他的問題有多嚴重，他能回來么……
一路上余媽媽不斷的向路人點頭，她的人緣真好。
到達張家灣工地時，大約已是十一點了，遠處傳來嘈雜的響聲；二錘打在鋼釺上發出鏗鏘的撞擊聲；石頭泥沙垮塌聲；石匠長聲幺幺的呼號聲；雜亂的人聲合在一起。
前面沒路時，我們才看見山溝中的人影。
「工地」是兩個小山丘之間狹長的山溝，山溝里有四五十名身穿帶"勞"字背心的人，其中想必也有我的父親。
我看見草叢中的石縫間還安放著兩挺機關槍。我們這一老、一婦、一小，一進入岔口，便引起監視兵士的注意，這裡是不準人在這兒逗留的。機智的余媽媽連忙向那兵士主動發問：「唉，同志，請問你到雷音石怎麼走？」那士兵打量我們，確認了是走親戚的路人便揮手道：「這裏不能走了，繞山樑過去吧！」說著還用手指著東邊梁子上，一條被雜草遮蓋得很難辯認的小路。
於是我們又扶著外婆裝著找路的樣子，爬上山樑。
（五）與父親的最後一見
在山樑上，下面的人盡收眼底。我緊張地睜大眼搜尋。哨兵沒有理會我們，他們正在聊天。我蹲在草叢中，拉著外婆和余媽媽叫她們蹲下，她們立刻會意的彎下了腰。撥開亂草，順著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我看見他了——我的父親！
他穿著灰色的勞改服，腳上套著腳鐐，形容憔悴，步履艱難，頭剃得光光的，臉卻是黑沉沉的，好像很久都沒有剃過鬍鬚。
我心中一陣酸楚，眼淚涌了出來。回頭看外婆，她布滿皺紋的臉上，熱淚縱橫。
父親埋著頭一下一下地揮動著鐵鎬，此時他肯定不會想到，他日夜思念的親人，正在山顛的草叢中用淚眼凝視著他。
我們的行蹤終於被對面山崖上的哨兵看見了，他們向我們高聲吼叫，使勁地揮手，要我們立即離去。
我們不得不拖著沉重的步子，在余媽媽的攜領下沿原路慢慢退了回去。
這便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
接下來一個星期天，外婆又在余媽媽的攜扶下，來到了法院。法院的值班人索要單位的介紹信，余媽媽解釋說不知道要開證明才能見到人。人雖沒有見到，但在余媽媽好說歹說下，看守收下了外婆給父親帶來的那一聯肥皂、一盒草紙和一塊毛巾。
當外婆詢問父親究竟犯了什麼罪時，那位看守不耐煩地說：「他的案子不能向你們家屬說，你回去吧。」
母親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終於向法院提出了「離婚」訴訟。我們都不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做？也許她想，只有這樣，才能釋下沉重的精神枷鎖吧。
半年以後，我們接到了父親從獄中寄來的信，收信人竟是我的名字。信上的第一句話，就是他已同意和母親離婚。他告訴我他已判了徒刑，現在正在西康的一個伐木場勞動改造。他說他一切都好，身體也很棒，相信我們一定還有相會的一天，只是需要爭取了。
他在信的最後寫著：「平兒，爸爸對不起你，沒能使你成人便要灑手了。所幸的是你已經長大，已經懂事。今後一定要好好念書，照顧好外婆和媽媽，生活的重擔就交給你了……」
我真傻！真的，我怎麼就沒有看出那灑滿紙頁的淚痕呢？我怎麼就沒有查覺到他暗藏著與世永別的絕望呢？我還真以為他會健健康康活在人間，並且終有一天和我們相聚。
我犯了與母親完全相同的錯誤，我沒有回他的信，輕率地認為，為了我自己今後的生存和前途，我不能公開地表示對他的眷戀之情！
倘如當時我就洞察了毛澤東的一切陽謀，斷然地表示了對父親的親情，並且寫信甚至千里迢迢去西康探望他，也許他會在親情的撫慰下堅強地活下去。我們也許真的還會相逢。當時我幼稚的幻想，讓我付出了終身悔恨的代價！
父親已離開我半個世紀了，但他的慈父之愛始終沒有離開過我，並且讓我自責曾經對他的不敬不孝。
童真無奈的我，幼小的心靈卻在知識的海洋中尋求著寄託。當我剛剛泅入其中，便被光怪陸離的科學現象所吸引，生命的、化學的、物理的、電磁的、宇宙的。
當一群人聯合起來，打倒另一群人，殺戮、掠奪，產生出可怕的人吃人社會。一部份腐敗、窮奢極欲，一部份受凌辱、被殺，這種無休止的人類自殺悲劇何時才能了結？人類為什麼不能洗刷這種欺壓同胞、欺壓同類的污跡，而效仿那些向大自然討索宇宙玄機的科學家？
我雖不可能像當時的一些年輕人，把毛澤東和共產黨當成偶像和再生父母那麼崇拜，但也還並不敵視它。既不敢，也不願。我只是從自身的不幸經歷中，產生出對政治敬若鬼神的距離和戒懼罷了。
後來，母親常以父親的悲劇告誡我遠離政治，甚至不要再像他那樣從事教育，他們體會到了教育者的失落和痛苦。我下定決心，不問政治、埋頭苦讀，立志成為一名自然科學家，或者成為設計師、工程師。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