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訊】權威理論刊物《求是》雜誌，日前刊登一篇文章題目叫『西方正在經歷深刻的制度危機』，文章例舉了最近發生在西方國家的一些事件，比如：美國信用評級下調，歐洲主權債務問題，挪威發生的槍擊爆炸案等現象，說西方正在經歷深刻的制度性危機。
首先，危機這個詞，在西方和在中國大陸使用不一樣。西方把每一個具體的事件說成一個危機，它指的是具體事件本身可能的各種後果。比如，某個高中發生了校園暴力事件，他們媒體可能報道成校園危機，但並不是說所有的校園都有危機，而指的是這個個案。因此，西方講危機的時候，沒有普遍性。但是中國大陸用危機卻不一樣，比如中國大陸人都熟悉所謂「資本主義危機」這個概念，指的是全球性範圍的制度危機。所以，當宣傳喉舌用西方的個別事件把它改換一個概念，換成所謂全球性制度危機這個表述的時候，就嚴重誇大了西方媒體報道這些事件的蔓延性和擴散性。這一點，只有生活在民主體制下的人才會有體會。比如在台灣，像以前陳水扁競選的時候，有人開槍打傷了陳水扁，這是槍擊事件，也可以說是一個危機。但當槍手被抓住以後，人們就自然認為這件事就過去了，沒有人認為以後台灣的領導人就會不斷的遭到槍擊。但在中國大陸使用這個概念的時候，是誤導老百姓，讓人們以為一個危機或者說一個事件就導致了全部的各個國家和所有的制度層面的整體性危機。
事實上，西方國家基本制度並不因為這些事件的發生有任何根本的動搖。美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所謂總統遇刺，比如里根曾經被人刺殺過。象這樣的事件本身也不可能改變美國的民主政府的特點。以前「南方周末」的一個記者叫張品，他當年訪問台灣的時候，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正好碰上馬英九在為當地的好像是桃園縣的縣長朱立倫站台助選。作為大陸去的記者，結果發現現場並沒有很嚴格的警備線，他們站在就和馬英九只有幾公尺之近，而且彼此之間是完全開放的，中間沒有什麼警備，也沒有戒嚴區。這位記者當時回到旅館以後回想起這個細節哭了，因為他想到在一個民主社會，記者接近一個國家領導人，他們彼此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障礙和阻礙，當時若他想採訪，想和馬英九握手，和他合影，那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會遇到任何麻煩。反過來若是在中國大陸，一個領導人若出行到了一個城市或者一條街道，那不僅僅是提前幾個小時戒嚴，而且是周邊街區完全清空。甚至有些高層樓的頂上還得派上持槍的軍人。大陸的領導人若是走到街上去，身邊除了便衣、警衛，就是事先安排好、經過仔細挑選的，所謂政治上可靠的假扮的民眾。作為記者，他們想隨時提問題，隨時採訪，或者和領導人近距離握個手，合個影，在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僅僅這種情況就可以比較，到底哪一種制度領導人和民眾之間的距離最小，或者說領導人更相信民眾。
中國大陸說政府是人民政府，領導人是人民的勤務員。但實際上中國大陸的一些領導人卻最害怕民眾，把民眾幾乎看成毒蛇猛獸。所以他們一出行，街道要完全清得乾乾淨淨，普通老百姓完全沒有機會和領導人有任何的接觸。另外一方面，對於國家領導人來說，民主社會和專制社會是不一樣的，民主社會領導人的安全不是會威脅到一個政權，而在一個專制社會，統治者一旦突然死亡就整個政權都會引起巨大的震動；在民主國家即便領導人去世，它有一套正常的程序；比如美國，總統去世，副總統繼位，副總統去世，眾議院議長繼位，所以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會和領導人的個人安危而發生改變。所以在專制政權看來，領導人的安全是非常至關緊要的。從這個角度人們會發現，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老百姓對制度本身的可靠性和制度的安全性會有完全不同的體會。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人很難理解，美國出現了次貸危機，按中國大陸的媒體宣傳好像要崩潰了，但是對美國社會的大部分而言，他們的日常生活一切照舊，並沒有受到衝擊和影響；所以情況並不像中國大陸媒體渲染的那樣，就是所謂的危機了。至少，在任何一個民主社會，人們現在看不到任何跡象表明它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危機。因為對一個民主制度而言，若說存在制度性危機，那就是這個國家的民眾已經不再相信民主，他們要選擇別的制度。然而迄今為止，人們還找不到一個民主社會的老百姓說他們現在痛恨民主制度，而要找一個獨裁者來獨裁。
但反過來看中國大陸，時刻有大批的網民天天在網上表達他們對體制的高度不滿，希望政體改變，這種現象才真正表達了制度的危機。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才是處在危機當中的。就是用剛才舉的這個領導人出行的安全警衛這套模式來比較也看得出來，正因為中國大陸事事處處感覺它存在危機當中，因此才採取這麼高度的嚴密的戒備措施，處處防範。所以，從這個小小的安全警衛的模式來比較，人們就會發現，事實上真正處於危機狀態的並不是西方國家而是中國大陸。
這也是為什麼所有中國大陸的權貴都把子女和親屬想盡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的原因。若這些國家真的處在危機當中，那麼中國大陸這些權貴們發瘋了，要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花高價想盡一切辦法送到有危機的地方去？！但他們卻用腳投票，選擇西方國家。這本身就說明，他們對危機的發生在哪個國家，有他們自己的準確的真實的判斷。實際上，西方國家的危機在哪裡？其實並不在西方國家，僅僅就在中國大陸的官媒喉舌上而已。也即西方國家的危機，實際上是大陸的宣傳喉舌故意哄騙大陸人罷了。
目前，在中國大陸每年發生的群體事件超過幾萬起，平均每天就數百起，大陸官媒可以淡化與「和諧」，從來不報導說這些事件的發生是中國大陸社會制度造成的，為什麼西方國家發生一起兩起個別事件，中國大陸官媒就把它說成是西方社會制度的問題。人們會問，這又是為什麼？其實很簡單，若在中國大陸受過中學教育或者是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按照教材去理解很容易理解。因為中國大陸人從幼兒園開始，到小學、中學一直到大學的政治教育裡，天天教的就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個說法雖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意思就是從馬克思、列寧的那個說法而來，那套教條從來沒有變過。記得在毛澤東時代，那個時候說法是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等著中國大陸人去解放。等到毛澤東死了之後的1978年，鄧小平講了實話，說實際上真正處在崩潰邊緣的是中國大陸，而不是西方。然後，中國大陸對外開放了，越來越多人出國訪問或者留學，最後發現欣欣向榮的不是中國大陸，而是西方國家，而水深火熱的也不是西方而是中國大陸。但政治體制改革的緩慢，導致中國大陸顛倒黑白的宣傳一以貫之。在中國大陸的洗腦教育裡有一個特點：以偏蓋全。比如找不到西方整體性制度崩潰的根據和令人信服的說法，就找幾個案例，如總統遇刺了，就是這個國家要危機了；或者是美國經濟出現短暫的個別問題，就是美國要崩潰了。總是千方百計找一些個案試圖來說明問題。同樣的，對中國大陸所謂的繁榮強大也用此法，找幾個自己精心挑選的例子來說明。比如中國大陸有航空母艦了就證明中國強大了，外匯儲備增加了，說明中國大陸實力增強了。……
中國大陸人若沒有經歷過新聞自由，就很難理解新聞封鎖和洗腦教育下成長的人與在新聞自由下，從小有自由思考空間的西方國家的民眾，他們對局勢認知的完全不同。比如，西方的媒體它是以報道社會新聞和各種所謂的能夠引起讀者注意的新聞為主題。換句話講，領導人接見外國貴賓，這不是新聞，沒有價值。原因很簡單，那是領導人的公務，他每天就該做的這些，沒什麼好報導的。什麼樣的事情會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這樣的報紙？若是領導人的女兒違法喝酒了，如柯林頓女兒在未滿21歲之前違法喝了一次酒，全國的媒體才都報導。而中國大陸正好相反，領導人做的所有事哪怕是個很基本的工作握個手，說兩句照著紙上幕僚起草好的講話稿念兩句話，都被說成是重要新聞。與西方媒體相反的是，在只為領導人歌功頌德的同時，中國大陸還要把社會上的所有事件能夠掩藏起來的全都掩藏。記得毛澤東在1950年代講過這樣一句話，說中國這麼大，若報紙上只登壞消息，那麼《人民日報》上全是壞消息，好消息沒有啦？那我就重上井岡山造反去。怕老百姓造反，這就是封鎖新聞的原因。然而，民主的社會，老百姓正是用民主和人權自由的價值觀，消弭了老百姓的造反，新聞自由、民主監督以及人民當家作主的政體，老百姓有權利的保障，用不著毛澤東模式的造反。
但中國大陸，制度性的不公，使得這個社會危機四伏，比如彼伏此起的群體性事件。所謂「群體性事件」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專門術語，指的是幾十人，上百人以上的民眾自發的組織起來的抗議活動，其中有些抗議活動甚至涉及到與警方的對抗。這種事情，任何一件在西方國家都會引起全國性轟動，甚至成為國際性事件。但中國大陸在十年前平均每年2-3萬起，以後以平均每年增長1萬起的速度繼續增長。這個數字還是前幾年中國大陸政府公開、或者在一些學者的研究報告裡會提到，人們會看到數字從每年2萬起、3萬起、6萬起、8萬起往上快速上升，到了2008年的時候，最後一次中國大陸媒體出現這個數據是：2008年全國發生12萬起。而2010年到底發生了多少萬起已經不知道了，因為現在已經成了國家機密。但從北京大學孫衛平教授一篇文章裡看到，2009年中國大陸發生了16萬起；也就是說平均全國每天500起，平均每天2000多個縣當中，每4個縣每天有1起。若說這些事件全部登在媒體上，全國官媒的新聞聯播變成24小時而且還播不完。這種時候人們就會發現，若說英國的一起騷亂事件是危機，那麼中國大陸就應該是危機的16萬次方。一個國家，一個政府，它的制度不斷製造這樣大規模的、大範圍的、長期性的群體性事件，那隻能說明這個制度有嚴重的缺陷。從這一點看得出來，若是用事件的數量這樣一個可以比較的指標來衡量，那麼西方國家發生了一起事件那是孤立的，而中國大陸的連續多年的十幾萬起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全局性的，全面的，全社會性的，這才是危機。
《求是》文章上還有這麼一句話：「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霸權已經終結。中國大陸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不僅是新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觀念和模式的國際競爭」。固然，人們不一定非得要說西方的社會發展模式就一定是最好的，但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人們所看到的是，那些曾經貶低民主讚美專制的國家，比如前東德和蘇聯最終都投向了民主制度。實際上，在蘇東陣營垮了以後，當時在中國大陸把它稱作蘇東波即蘇聯、東歐的這一民主化的革命成為一個強烈的衝擊波，衝擊著幾個殘存的專制國家。當時中國大陸有一個總結，認為蘇東波是對和平演變沒有足夠提防等等。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有學者寫了一本書叫《第三波民主化》，作者叫亨廷敦。他當時提出兩個觀點，一個觀點是蘇聯東歐發生的民主化，未必就會針對世界上其它非民主國家真的構成影響。他舉了兩個特殊的例子：一個例子就是所謂東亞以中國大陸為代表的，他把它叫做儒家文化，說這些國家的老百姓甘願當奴才，所以他們其實不會要求什麼。另外一個他指的是阿拉伯、中東國家；他認為那些國家的人很容易被原教者主義給煽動起來，然後跟著那些具有明顯的反西方、反民主傾向的專制獨裁統治者長期抗拒民主化。但現在，就在過去的一年中，亨廷頓的觀點看來被打破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談到的阿拉伯國家這些專制統治者相繼的一個接一個的垮台，現在中東國家裡，突尼西亞、埃及、卡扎菲的利比亞，還有伊拉克薩達姆•海珊，都已進入終結狀態。這些個獨裁統治者在中東國家當中所謂的最強的，就是國大一些，本人又比較的兇悍。這樣的統治者，在中東相繼垮台了。這並不都是來自外力的干涉，而是來自本國人民的覺醒。現在人們再回過頭來看中東國家，中東國家的主要國家絕大部分都已經民主化，或者是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埃及現在已經走向民主道路了，阿爾及利亞局勢也大體上朝著民主化方向移動，伊拉克、利比亞正在逐漸轉型。
從這個角度來看，至少抵制民主化的這些國家在中東地區現在已經象骨牌效應一樣一個接一個的倒下了。而在其它國家，所謂中國大陸官媒講的新興國家（其實這是個非常模糊的唬人的概念），世界上到底有幾個新興國家是專制？人們通常講的金磚四國如俄羅斯、印度、巴西、中國大陸，只有中國大陸還在實行權貴專制罷了。俄羅斯雖然普京有點專制傾向，但畢竟它的基本制度還是在民主框架上的，普京還沒敢當皇上，不敢宣布他是萬歲的總統，也不敢宣布他那個黨是萬歲的。印度、巴西都不是專制國家，都是民主國家。而且印度的民主制度的基礎遠遠比中國大陸的穩固。現在若人們想找專制國家，人們大概可以舉出這麼幾個：朝鮮、越南、古巴，寮國，尼泊爾；合在一起不過5、6個。這難道就是中國大陸官媒講的「新興力量」？！20多年前或者還可以說共產政權還有幾十個，若把中東的獨裁者加到一起合在一塊也還有60個，要排排座，開個會還能邀請5、60個國家，現在恐怕只能邀請6個了。從60個變成6個，不知道《求是》雜誌怎麼解釋，這是新興呢？還是衰亡？！
從這個角度來說，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求是》雜誌宣傳的所謂新興力量，在和世界主流價值觀，主流的制度模式競爭挑戰。其實，除了中國大陸，其它那些國家也都在做各種程度的改變。現在，連越南的黨內改革都已經走到中國大陸前面去了，至少越南共產黨在黨內改革方面已經能夠差額選舉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看到，實際上這是一個衰落的陣營，只剩下寥寥無幾的幾個夥伴。所以，現在實際上是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挑戰權貴專制的價值觀，而根本不存在什麼「新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崛起」、「新觀念和模式的國際競爭」。這種說法，僅僅是權貴階級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意淫罷了。至於說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偏離平衡越來越遠，以至發生結構性的危機，將導致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無序的動蕩」就更加是無稽之談。中國大陸就是走資本主義，而且是權貴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一個明顯特徵就是市場經濟，而大陸官媒還剛為歐盟不承認中國大陸是市場經濟而嘀咕，就這麼快忘記了？！
中國大陸人都學過馬克思主義，從中學開始。馬克思的《資本論》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講，資產階級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工人階級，造就了一個無產階級，那麼，最後無產階級勢必要奪取政權。因此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失敗。資本主義它的內在的經濟危機必然導致滅亡。馬克思這個觀點從學術上來說早就不值得一駁了。很搞笑的是，馬克思本人有一句名言：「我不是馬克思主義」。換句話講，馬克思自己寫的那套蠱惑人心的說法，他自己也不真信。
不過，中國大陸至今還是堅持馬列主義的觀點。按馬克思、列寧的說法，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話，毫無疑問有財產的才是資產階級，貧困的人沒有財產的人是無產階級。那麼，今天在中國大陸誰是有產階級？誰都知道中國大陸今天的貧富差距大，而貧富差距當中的富指的是權貴。權貴是兩種人，首先是黨的各級幹部，然後是依附於他們的商人，包括一部分知識分子。這是中國大陸的權貴，有房子，有車，有大量的財產，在國外有巨額的存款，忙著往國外移民。他們的子女可以在國外上名校，一年花幾萬美元的學費加上幾萬美元的生活費。若按照馬克思的標準，今天的資產階級正符合了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時期的理論，即資產階級就在黨內。那麼，在中國大陸誰是無產階級呢？勞動人民。誰在剝削勞動人民？是權貴階層。換句話講，權貴階層正在剝削勞動大眾。農民工也好，每天超時工作的白領也好，他們的生活很艱難，也沒法積攢巨額的財富，也享受不了那些高官的豪華生活。最近中國大陸公布了一下中央各部委三公開支，就是公費吃喝、公費旅遊，加上公費用車，這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的特權。若從這個角度來說，凡享有特權的，凡擁有大量資產的，都符合馬克思講的資產階級；而今天黨的各級官員，就都是資產階級。那麼，什麼又是社會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是應該有一定的社會福利，而且工人應該有更多的權力。這種社會主義上哪去找？在西方國家，不在中國大陸。人們都知道今天的中國大陸：第一沒有罷工權；第二沒有捍衛自己勞工的工作權；第三工人沒有自由言論權力。他們完全是被壓榨的，是被剝削的。所以若今天在中國大陸要找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沒有人會說工人現在是剝削者。問題是在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卻偏偏宣稱是社會主義。若說哪裡有社會主義因素，其實這些社會主義因素在西方，被中國大陸叫資本主義的國家。現在中國大陸人通過互聯網多了解就知道，世界上社會主義福利最多的國家是北歐各國，其次是西歐各國。連美國這個號稱社會主義因素最少的國家它的勞動人民也有大量的社會福利，福利條件遠遠好於中國大陸。最近互聯網還有篇報道，就是美國失業工人的生活標準好於中國大陸的白領。所以，若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說，今天社會主義不在東方，在西方。東方剩下了什麼？東方剩下了權貴資本主義。東方剩下了一個穿著紅袍子的資本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符合馬克思主義觀點的資產階級，只是身上披的不是白色的袍，是紅色的。而西方國家實際上是資本主義逐漸的吸收了社會主義一些因素，做了不斷的制度改善，所以它們現在具有更強的社會和諧能力。
列寧在前一個世紀末預測的資本主義進入最高階段然後滅亡的那些觀點，最後都被歷史徹底否定。現在該滅亡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假社會主義。
這時人們看到，中國大陸其實現在陷在一個非常難的困境當中。就是它在意識形態上已經講不清自己是什麼了，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中國大陸現在其實正是毛澤東講的造反有理。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再推下去的話，那今天就變成了毛澤東的那句：「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誰的反？不言自明。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並不喜歡那些新左派知識分子和一些希望毛澤東那套做法回潮的一些老年人的觀點。到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是紅色資本主義了，他們最恨的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民主還是次要的。因為民主只是說民主制度給了人們一種選擇，它從來沒有宣稱說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優美的制度，人類最好的制度。在西方沒有人這樣宣傳，只有在共產國家是這樣宣傳，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共產主義，進入人類最高階段。若按照馬克思主義，今天中國大陸人就應該用社會革命去推翻現在的資本主義，然後建立一個真社會主義，然後再走向共產主義。但現在是紅色資本家在當道掌權，他們害怕的就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所以，在中國大陸，今天宣傳部門很困難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但不能講革命；要講資本主義不好，但不敢講造反。這是他們真正的一個困難，這才是「到底是誰正經歷深刻的制度性危機」的真正命題。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