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2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一節：「大鳴大放」
兩天後，教學大樓前掛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巨大紅色字幅。
接著，全校的黨團員和教師職工，在松林坡大禮堂參加了由黨委副書記宋殿賓主持的「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動員會。會場上和周圍建築物的圍牆上，張貼著各種彩色標語，上面寫著：「正確區分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發動群眾，和風細雨的幫助黨認真整頓黨風」；「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言者無過、聞者足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在那次動員大會上宋殿賓用異常委婉和誠懇的語氣，表達了當時學校中共黨委的態度，他拍著胸口保證自己帶頭在這次運動中，虛心聽取大家的意見，不管有多麼尖銳都要接受。
宋殿賓動員大會的第二天，在團結廣場又召開了規模更大的全校性大鳴大放動員大會，所有的校級領導都登台表態，歡迎大家本著知無不言的態度向他們提意見。緊接著，便是系的、年級的、班的大鳴大放動員會；這些會更具體，更直接地面對著全校的師生員工，要求他們無一「逃避」。
與此同時，全國媒體開足馬力，一個勁地鼓吹：「全黨全國全體人民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辯論。黨的整風運動就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尤其是「黨外民主人士更要積極幫助党進行整風。」
當局擺出了一副中共「要與人民同心同德，與人民共同建設繁榮昌盛新中國」的決心，展示出「同民主黨派人士為建設國家共存共榮，相互監督，披肝歷膽」的坦誠。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全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坐談會上，這些人的發言中有代表性的，諸如陳名樞的《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我讀後，認為陳名樞的講話全是對共產黨的奉承話，即使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下，奉勸了共產黨也應當向非黨人士聽取意見這一條，也是毛澤東自己說的。
至於黃紹竤所說的「以黨代政」，倒是涉及到了共產黨領導這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不過，既然領導要講究「方法」，包攬一切可不是好作風，好方法呀！事實不正證明，事無巨細都得由共產黨點頭，不產生「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才真有點怪。
再說張奚若所列中共四大偏差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四條卻真是給毛澤東見仁見智的「把診切脈」。毛澤東不是誠懇歡迎大家給自己提意見要暢所欲言么？誰又能料到張先生的這一番苦心，正好經切中毛澤東的心病和大忌？
至於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講些什麼？主張共同「設計」政治藍圖么？四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可是毛澤東自己屢次講過的話。他不是主張百花齊放么？這一政治設計院，未必不是對他的號召一種熱情反映呢！
說到儲安平的「黨天下」轟動一時，原出於小和尚給老和尚唱頌經這麼一點幽默，「黨天下」者可以顧名思義了，不像陳名樞那般臣子的卑下，比之黃紹宏更為直接，共產黨的霸道，雖然已引起了當年中共盟友們的「不滿」。
專制同民主之爭本是這個世界的全部主題，然而被紅色恐布所控制的大學生們怎麼能懂呢？大小事宜共產黨一手遮天難道不是事實么？反對一黨專制的微弱呼聲，難道不是共產黨在反對國民黨時積極主張過的么？
至於羅隆基提「平反委員會」，正好說明黨天之下冤海無邊的事實么？在那個年代中包含因家庭受到衝擊的人那一個沒有體會？從執政黨的角度考慮，為錯案和冤案糾偏，正是一種最好的補正，至誠之見啊！
要知道，這些「見解」提及人權，曾是為中共吶喊和提供援助的「老朋友」們，(毛澤東自己也承認共產黨的取勝有他們的一份功勞，)這些老朋友所說的，大多都是共產黨曾經提出和主張過的東西。現在反過來應用在執政地位的中共身上罷了。
一針「全國大規模的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現在是和平建國新時期」的強力麻醉劑，使三反五反，鎮反和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恐怖空氣一掃而空。似乎歐洲激烈的大民主是可以用和風細雨的「小民主」加以解決的。
就這樣，1957年舊曆3月的陽春花開季節，毛澤東為全國送來了一陣迷人的「香」風！在一曲「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輕鬆樂曲中，袒露出對中共領導下所出現的民眾「鬧事」，以引咎自責的「寬宏胸懷」，躬身歡迎百姓的「責備」和「建議」。
他像一個"偉大"的"民主之神"為了國家和人民，來到校園裡培植這「百花齊放」的美景來了。春天正是耕種的季節，春天正是顯示「造物主」偉大形象的時機。
在中共紅色恐怖下已生活了七年的人們，對於這種突然的寬鬆氣氛，感到一種受寵若驚的惶恐，習慣於被剝奪了的民主權利，對言論自由向來諱莫如深，生怕弄得不好便是反革命言論，那胡風反革命集團剛反了才幾個月？
他們習慣於國家大事都由「黨的政策」所包代，學校「大政」由黨委包代，而從不去用心思考。他們甚至為怕沾著「反動」家庭和「反動思想」，被「追查」，而遠遠躲開。
因為胡風分子有先例，凡收聽外台的均可以投敵叛國治罪下獄，所以他們不敢收聽外台，相反，他們認為，中共這種專橫的做法都是天經地義的，有民主追求的想法反而是十分危險的，他們懦弱到連自己的親人在運動中遭到冤屈，而上訴的權利也視為不可逾越的禁區，放棄了。
至於他們對於黨組織那種盛氣凌人的作風，更是不敢公開反對。
所以，面對著黨團支部再三的誠懇開導，鳴放會在開始時反而冷場了。
叫這些工科學子們說什麼呢？他們可以在一場學術討論中，在答辯一個設計論文時，爭得上火。可現在讓他們坐在「主人翁」位置上，「憑空」向黨提意見，確無準備，也沒有想過。
為了檢查各班鳴放情況，系黨支部書記召集了所屬各年級各班的團支部書記會議，專門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筆記本，吩咐他們必須準確完整地記下一天內發言者的姓名，並摘錄發言的內容，規定他們每天晚上熄燈前，必須將筆記本交到他的辦公室里。
當時不光各班的團支書們鬧不清楚要他們這樣做的居心，就連繫黨支部書記自已也只是奉校黨委指示辦事，共產黨的保密制度極其嚴密，由中央定的政策，要求基層組識只能不折不扣執行，不能問為什麼！
我們班的鳴放會，在團支部書記陳思所住的204房間進行。那時學生中黨員人數極少，系裡一千三百名學生中，才十幾名黨員。這種本應由黨員主持的會議，在班級都是由班的團支部書記代理。
陳思對這種政策性極強的會議，心中沒有底，拿不準犯了錯，還不知道錯在哪裡。二年級政治輔導員鄧某就曾在這間屋子裡，舉行過胡風反革命小集團的「背靠背」揭發批判會。當時的一位助教因說「學習，是獨立奮鬥獨立拼搏的過程」而被劃成了胡風份子，後來還送去勞動教養。
陳思並沒有想通，這提倡學習的獨立奮鬥錯在哪裡？罪從何來？他親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車。從此，他同黨員接觸便分外小心，平時傳達政治學習，總是按年級的黨支部組織委員曹英的話記下，回來逐字照讀不敢走樣。
這事還沒隔上一年，鄧指導員殺氣騰騰的話音猶在耳畔，突然又要求大家廣開思路，鼓勵知無不言，大家真沒有來得及想通。
陳思根據在系裡開會時記錄的筆記作了「開場白」，班長郭英華打開了會議記錄本。第一天開張就冷了場，開會發言同圖書館或飯堂里的高談闊論的「亂侃」是絕對不同的。
這可急壞了陳思，像這種啞巴會，怎麼去交那黨書記的記錄本？於是只好沿用歷次政治學習的老辦法：挨次發言。
結果，所有的發言幾乎都與陳思的「開場白」一個譜調，儘管郭英華在記錄時作了語言的調整，但無非只是用詞的不同，意思卻沒變。拿到黨書記那裡，果然挨了批評。
不過，全系各班的情況大致雷同，黨書記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團支部務必想一切方法，讓大家說出「心裡話」來。
陳思回來召開了一個團支部的支委會，宣教委員出了一個點子：自告奮勇去找平時就愛放大炮的林娟和劉唐先發言，讓他們就班的團支部工作發表意見，組織委員劉奎則建議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說話，林娟必會作出反應，大家從中一激，就會讓氣氛活躍起來。
第二天的鳴放會「依計」而行，雷田沛首先發言，只說了不到十句話便草草終結。果然引起林娟的一翻挖苦，說他像一個放音都放不好的錄音機，不像一個男同學的樣子。她說完后出其不意，話峰直逼班長郭英華，說她的工作作風簡單生硬，經常憑個人主觀想象組織班裡的活動，凡是她不喜歡的就不搞，比方說組織郊遊，本學期已過去兩個多月了一次都還沒進行，鄰班五班已組織去了長壽湖，又去了大足，每周都有活動。希望郭英華在這次整風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手拿的筆停了下來，等到提起筆作記錄時，竟不知怎麼的記法，只好記下幾句：「林娟發言：批評班長郭英華思想古板，有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毛病，組織班上工作死板，應當改進。」
林娟既開了頭炮，劉唐緊跟而上，他舉了一個實例來批評郭英華的「官僚」作風。他說：「去年，機械原理上齒輪課時，大家對齒輪變位齒的正負變位的選齒還沒鬧清楚，認為林教授講快了一點，希望他能在自習課抽點時間給大家再補一下，偏偏郭英華卻反對，她說『自習課就是要自己學習，自己消化，根本沒必要全班抽時間為一個小問題而補一堂課』。
結果，就這麼一個主觀認識，大家的意見便被輕易否定，這種作風就是主觀主義，也是一種教條主義，對不對？」
為了同大鳴大放的主題相切近，劉唐對這位不到二十歲的班長，連扣了兩頂帽子。郭英華不是黨員，似乎同「幫助黨整風」完全不沾邊，雖文不對題，但畢竟有了爭論，大家七言八語，鳴放會開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主生活檢討會。
工科學子們的大鳴大放，只局限於與自己的生活學習直接發生關係的班幹部們。別說年齡還未滿二十歲的陳思、郭英華，恐怕就連重大最受人尊敬的黨委書記鄭思群，也未必弄清楚了中央的用心。
全國有幾個人弄得清？毛澤東葫蘆里賣的葯，這是在運動的後期，乃至十幾年、幾十年以後，才逐漸地暴露出來。
然而校園裡最初貼出的大字報，為平靜的校園攪起了一點風波。
我記得機械系的第一張大字報，是以客氣而謙恭的語氣，向曹英「進一言」。曹英是年級的黨小組長，系黨支部組織委員，是某機關調來的「調干生」。他比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嫩娃娃大十歲，他文化程度不會高於小學畢業，是一個已有兩個小孩的父親，從機關專門抽到大學來「鍍金」的。
機械系有好幾個像這種帶著黨員和官帽的大齡「調干生」。「解放」初期，為改變知識分子「結構」，在剝削階級出生的學生中，滲入工農成份，「調干生」就這樣來到了大學校園。學習是否跟得上不管，他們的全部能耐，就是言必黨的利益，言必訓人「階級意識太差」。誰都對他們畏懼三分。
貼大字報的人，謙卑語言中含著譏諷和挖苦，意思是希望他能在這次整風中為自己洗個澡，與其裝腔作勢訓人不如多讀點數學和力學，不至於畢業考試吃鵝蛋，今後工作時「辜負」了黨的期望，難以真正為人民服務。
以曹英的文化水平，他未必能領會和懂得。
接著就有第二張、第三張，以至於無數張。曹英在學生中已有緋聞，說他借「政審」和「個別談話」之機，常常對那些剛入大學的漂亮女孩子們動手動腳。
鳴放期間，鬧得最凶就是對膳食科長貼出的大字報。據說這位四十多歲的北方農家子弟，扛著步槍從農村跟著大部隊幹了幾年革命，曾當過營長，複員后被分配到學校當了膳食科長。大鳴大放別的說不上，唯獨一事引起全校轟動，這便是名噪全校的瘟豬肉亊件。
不知這位張科長從哪裡買進了幾百頭肥豬，第二天重大膳食科的養豬場便開始發瘟。豬死後賣到學生食堂，頓頓豬肉，但學生們並不知吃的是瘟豬肉。
大鳴大放時張科長上了大字報，瘟豬肉事件使他無地自容，他既說不清何以從不法中間商那裡一次買那麼多病豬，更說不清楚為什麼明知是病豬，卻用來毒害三千多名大學學子。
張科長是一個老黨員，老八路，做出這件可惡事，便成了眾矢之的的「貪官」、「殺人犯」。使他許多天夜不能寐，負著沉重的罪惡枷鎖，那些日子成天低著頭走路。
看來，學生們有相當的輿論能力，口誅筆伐用得好，足可以監視共產黨的不良作風的。這一點並不比當今南韓和印度尼西亞的學生差勁。五四運動就有光榮傳統，只是因為共產黨的霸道，而使學生們處在愚昧和迷信狀態，對客觀是非缺了理性判斷罷了。
張科長的「後台」，便是校黨委付書記兼人事處主任宋殿賓，這幾年，頻繁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那一次運動他不扮演「太上皇」的角色？豈止是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殺人冤案的製造也首推其人。於是對張科長放的這把火，便燒到了這位平素里頗給人以勢壓人的「太上皇」頭上。
不過，所有貼出的大字報依然很懂政策，絕不會超過「批評」這個框框，語意和用詞絕對的「以人為善」，只是在漫畫大師林毓森的筆下，將宋主任畫成了身材又矮又胖的「退耳」。這幅漫畫上，見他每天上班時間將腳翹在辦公桌上，旁邊擺著茶杯和香煙，和一些剛剛批示的散亂文件，附打油詩一首，意思是說：宋書記平時辦公時，喝茶抽煙，草率地批發文件，而不關心師生疾苦的作風，希望他能在這次運動中認真改一改。
另一些對黨團幹部批評的大字報，基本上只屬於生活作風和工作作風的意見。偶爾出現幾張附會教授治校，反對黨委獨攬的大字報，以及批評人民代表的選舉由黨委包辦的大字報，和歷次運動中傷害無辜的大字報也是語調低沉，張數寥落，被淹沒在對校內各領導幹部，提出個人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的大字報汪洋大海之中。
後來還出現過幾張列舉蘇聯駐華大使館中，蘇聯武官和旅順港總領事館蘇聯駐軍的兵士，在中國舉辦的舞會上，對中國女招待動手動腳強行「接吻」的非禮行為大字報。
重慶大學的學子畢竟以工科和技術為「宗」，那時，家庭出身被定為「剝削階級」的，占學生總人數的80%。「解放」后經過了斗地主、殺惡霸、三反五反、鎮反運動，恐怖氣氛籠罩著全國，那些被沾上剝削階級家庭的人正是革命的對象，雖然暫時在大學生人數上佔著優勢，但在社會氣氛的壓力，已形成對他們的精神壓力。
以我這種父親仍在獄中服刑的「反革命」家屬，在這種壓力下，對「政治」敬如鬼神，自覺「矮人一等」。這種很深的「階級烙印」，使我每聞「反革命」三個字就提心弔膽，家母的教誨「千萬不要涉足政治，平時更要休談國是」隨時響在耳畔，所以我下決心攻讀理工科，今後能與一般公民「平身」就不錯了。
對政治的戒心，必然使我們這些孩子成為政治的盲人和懦夫。
從美國歸來的董時光先生在西師任教，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以兩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人民生活水平的對比，來說明他的觀點——共產黨在執政上的專斷獨裁。
重大邀他來向全校作了一次近似民主沙龍的演講會，他的演講，給從小就受中共傳統教育而閉塞的大學學子們，開了一個認識世界，自由思考的竅。可那次我卻沒有去。
倒是馬開先去了，她回來向我傳達，顯露出受益匪淺的快感。她說：董先生所講的全是兩種制度的對比，全用事實說話，比方說，在美國，學校的一個教師和學生，可以就學校設備、教學安排、乃至於教師待遇向校董事會提出質疑，而校董事會必須給予答覆，凡正確的，需採納並出示改正時間。
還有，美國政府必須遵守美國憲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見；任何人有權批評政府，並通過議員彈劾政府官員，等等。
其實，對這些方面的了解，我們已從報刊文摘中略知一二，只不過被中共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自由是有錢人的民主，在那裡被剝削的階級過著被奴役的牛馬不如的生活」所歪曲，加上不斷的政治運動，將崇美恐美當成了極大的反革命罪惡，不敢正視和思考。
在整個大鳴大放中，我完全處於無知之中，愚昧使我們失去了對世界潮流和進步文化的任何接觸，失去了對民主社會的了解，失去了真正生活的一切動力。
壓抑使愚昧頑固化，愚昧使壓抑合法化。
大鳴大放觸動了我們長期的壓抑和愚昧，我們開始感覺到，我們真是長期處在愚昧和壓抑之中的可悲人類！這種狀況仍是毛澤東的基本思想保證，要不然，為什麼毛澤東視「民主」為洪水猛獸，一有露頭便要徹底剷除；要不然他何以在生前掀起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毛氏極權再明白不過，中國人一朝明白了自己愚昧和壓抑的可悲處境，獨裁是很難堅持下去的。
對於大鳴大放將預伏著一場比反胡風運動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狂風暴雨，更是我們這些閉塞的年輕學子們想不到的。
有「百花齊放」的政策，有各級黨組織對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的莊嚴承諾，誰會想到等待「言者」們的是手銬和監獄！
直到譚天榮在北京大學刷出了爭取民主自由的大字報；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為胡風鳴冤；四川大學馮竹君發出爭取民主自由的聲音時，重慶大學才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團委書記蒲世光，貼出了一張署名「非團員呼聲編輯部」的大字報，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的非團員學生們，喊一聲「反對唯成分論」罷了。
即使如此，全國大學生們的思想仍沒擺脫「愚昧和壓抑」的牢籠，也絕沒超過中共思想的封鎖圈。
譚天榮的大字報是以「中國共產黨萬歲」，「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的口號為結束語；林希翎所吶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在壓抑之下的呼喊，這種同共產主義理論「靠攏」的姿態，並沒有絲毫感動毛澤東。
已步入專制迷的毛澤東，此時正在醖釀一次大規模的「陽謀」——向民主瘋狂揮動屠刀的「陽謀」。連蒲世光這種對「唯成分論」的小小反對聲，也沒有逃掉殘酷的鎮壓。蒲世光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被捕入獄，並被處以二十年徒刑，儘管這個取名「非團員編輯部」的全體成員只有他一個人。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