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1日訊】人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
在重慶，與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壩公園裡，在荒草和雜木間，有一片人跡罕至的森林。在森林深處，埋葬著無數紅色的幽靈。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使他們與我們這個光怪陸離的和諧世界隔絕。這裏113座墳墓里掩埋著400余名犧牲于槍彈和屠刀下的革命者。他們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她們和她們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裏。
40多年過去了，如今，這一片森林又鬱鬱蔥蔥芳草萋萋，那個紅色年代曾經的歌聲、激情、戰鬥、眼淚、鮮血、槍聲、頌歌和罪惡都已成往事，一切都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甚至，他們已經被人遺忘。
1967年7月8日，兩派紅色革命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戰鬥，9人英勇就義，傷近200人。這次戰鬥打響了「重慶武鬥第一槍」。從此重慶革命運動全面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為革命犧牲的人越來越多，革命聖地重慶又一次成為一個鮮血橫流的紅色海洋。
1967年8月僅僅一周時間，榮昌縣革命人民為了保衛紅色政權，就在戰鬥中犧牲78人。而望江機器廠革命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消滅「敵人」240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取得初次大捷；8月中旬，兩派革命隊伍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革命力量焚毀；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革命戰爭，雙方為了革命政權共犧牲近百人；8月底，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參加革命，雙方共犧牲40人，不久楊家坪街道爭奪戰又使革命雙方犧牲100人。無論誰獲得勝利，都是紅色革命的勝利，這是多麼令人激昂的革命前景的。
44年前的那個火熱的夏天，火熱的革命聖地，紅岩精神鼓舞下的山城重慶成為紅色中國最紅最紅的革命陣地。這裏熱血沸騰的革命群眾發揚「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精神，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般殘酷無情，革命取得偉大的成功，敵人幾乎都被消滅——沒有犧牲的和沒有被消滅的都被作為「殺人犯」逮捕槍決，英明的黨取得了最後勝利。當革命已成往事，當青春化為炮灰，當紅色歌曲變成無聲的哭泣，往日的革命戰場變成了一片陰森的墳場，留存在重慶那一片森林深處。
為了躲避美國和蘇聯的原子彈，毛萬歲將中國幾乎所有的軍工廠都藏在深山老林中，因此山城重慶軍工企業特別多。這些工廠都具備生產各種高效率殺人武器的非凡能力。天時地利人和，在「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國際形勢一片大好」的火熱年代，當年的重慶人民革命激情非常亢奮，革命精神無比高昂，戰鬥能力特別出眾，因此A革命者與B革命者之間的殊死戰鬥不僅英勇而且殘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雙方動用了除飛機之外包括坦克、大炮、軍艦、機槍在內的所有現代化武器，為革命而犧牲的烈士們前赴後繼浩浩蕩蕩。
當亢奮的歌聲遠去，當革命者變為森林深處的幽靈，這一塊墳地終於成為重慶這塊多災多難的城市一個最為鮮亮的紅色胎記，或者傷疤。多年以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這塊紅色，或者抹去——把它炸掉，清除那不堪回首的革命遺迹與紅色記憶；或者把它保留下來，以警示後人。後來，無處不在的紅衛兵墓群都被一一削為平地。僅僅沙坪壩這塊墓地在社會良心的努力下得以碩果僅存。這對無數化為灰燼成為孤魂野鬼的紅色幹將們來說，既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絲慰藉——至少還是有一塊真實的泥土可以掩埋那肆意揮灑的青春。
在一個只有「文革」而沒有「博物館」的中國，沙坪壩為無數紅色的幽靈留下的這塊墳地將使我們更加懂得中國、懂得歷史。這不僅是紅色中國最為瘋狂悲慘的一個紀念碑，也是中國唯一的一個關於紅色恐怖的歷史標本。這裏一塊完整的碑文寫道：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
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
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立碑者：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
很多年後，鄭義先生用一部凄美的小說《楓》記錄了重慶那一抹鮮紅。當那一場紅色歲月變成鮮血慢慢凝固、結痂，10年之後，一部電影讓中國回到現實—— 《噩夢醒來是早晨》。當青青不再，當激情遠去，無數當年紅色政治的革命者成為一個理性現實的批判者，這塊萋萋荒冢，不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矯揉造作，不是對革命鼓噪的招幡引魂，而是對一個民族狂熱和愚昧性格的警告，他們以鮮活的生命祭告的是權力的大旗，而不是民族的復興和民眾的福祉，甚至連烈士都算不上。他們只是中國權力政治這台絞肉機里香艷可口的飼料。他們在錯誤的時代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或者說在罪惡的年代做了一件罪惡的事情，激情和蒙昧永遠只能被權力利用和玩弄，蒙昧的人類只有成為權力的犧牲品和罪惡的「替罪羊」時才體現出一種價值。那些無限忠誠的集體無意識，那種「為信仰而獻身」的殘忍，使無數革命者成為人類和歷史的叛徒。
在王家衛的《重慶森林》中，何志武自嘲道：「我穿雨衣的時候，也會戴墨鏡。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世界什麼時候會下雨，什麼時候會出太陽。」歷史總是充滿嘲諷。40多年後，紅色的歌曲又一次在這塊鮮血乾涸的城市裡泛起。時間洗去鮮血的腥臭，權力又一次披上鮮亮的袈裟，紅色的歷史被打扮成一個清純浪漫的小姑娘。來自權力舞台的紅色歌聲與太陽帝國朝鮮的阿里郎將人們拉回到一個古老的世紀，恍如隔夢的革命幽靈借屍還魂夜夜歸來。當年重慶革命時期的「壞頭頭」「三種人」周家瑜說：「我們當年的戰鬥是遵照黨中央的決議」、是為了「堅持自己信仰」和「革命的熱情」。他在監獄服完16年刑期后出獄，對革命無怨無悔，每年清明時他總要到沙坪壩悼念他的戰友。
文革過後，傷痕文學甚囂塵上，紅衛兵作家梁曉聲寫了《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以所謂「革命熱情」作為「永不懺悔」的理由；「紅衛兵」三字的原創者張承志則在《金牧場》中為充滿血腥的紅衛兵暴行大唱讚歌。正如徐友漁所言：「如果認可這些借口，人們會變得多麼厚顏無恥。」在文革期間，大學紅衛兵超過百萬，連同中小學的紅衛兵、紅小兵超過一億人。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司令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說：
被馴化的我必然會在最高統帥號令下應命而動，而靈魂深處不服馴化的我則蠢蠢然待機而發；前者為展示革命性，後者則尋求真正的自我價值；文化大革命恰恰為兩個對立的我同時提供了表演的機遇；這是我投入紅衛兵運動的原始心態，也是我同代人狂熱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異的心理軌跡。紅衛兵是個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紅衛兵運動是被極左壓抑的民主意識、自主意識的強勁反彈，是對階級鬥爭怖懾到極點而迸發的變態絕叫，是幾千年積淀的封建意識的迴光返照和集成展覽。回首當年，我感到悲愴，感到沉痛，但沒想到懺悔。
很多年後，當我們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我們對一個愚昧民族的那些瘋狂、錯誤或罪行，難道不應當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么？這就是所謂「記憶的責任」。法國前總統德斯坦在給《圓明園大劫難》一書所做的序言里說：「記憶的責任意味著必須承認和不忘記過去的錯誤和罪行，不論它們是他人還是自己所犯。」
一篇關於這塊紅色墓群的文章里寫道：「當我們離開時，看見墓壁上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選擇了沉思。無論你是共和國領袖或是一介平民，無論你是軍人或是百姓，無論你是作家、詩人、或是工人、農民，在赴黃泉的路上，當通向墓道兩旁的燭光，在照出亡者過失的時候，同時必將拯救後來者們的靈魂。」
「歷史是無法迴避的，這些孩子必須直面他們父輩的歷史。」感謝四川美院的田太權先生，他用尼康D2X相機和Photoshop技術為我們描繪了那死亡的凄美和青春的無辜。一群在冰冷黑暗的寂靜里飛舞的紅色幽靈，與森林之外喧囂激昂的紅色歌曲構成歷史的風月寶鑒，讓人們看不透哪個是人，哪個是鬼，哪個是歷史，哪個是現實……他將這組作品命名為《遺忘》。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