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洛:三峽工程是培養工程院院士的搖籃

【新唐人2011年9月15日訊】三峽工程是培養工程院院士的搖籃,在可行論證上籤字的二十多位專家成了院士,而拒絕簽字的無一成為院士。只要這個潛規矩存在,想進入最高殿堂的知識分子就不敢對錯誤決策說不。

一、中國工程院的產生

1991年和1994年張光鬥等6位學部委員上書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建議將科學院的技術科學部單獨成立為中國工程院,並將學部委員名稱改為院士。理由是要科學院的技術科學部不是獨立單位,無法參加世界工程師聯合會。張光鬥等的建議得到了宋健、錢正英等高官的大力支持。1994年2月25日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國工程院,並實行院士制度。同年在北京召開第一次院士大會,宣告中國工程院正式誕生。當時選聘的院士共96名,其中有30人如張光鬥等既是科學院院士也是工程院院士,又稱雙院士。

中國有森嚴的等級制度,等級不但決定工資收入,而且影響到所有的待遇,如住房、醫療、退休、喪葬等等。一個大學教授的等級相當於一個行政級別的處長,而一個院士的等級起碼相當於副省/部級或更高,這是教授們想要當院士的主要原因。院士的另一個好處是沒有因年紀大而退休的問題。中國的高官、高管最怕的就是因年紀大而退休,失去權力。當了院士可以永久保留高級待遇。這是高官高管拚命要當院士的主要原因。最後,院士的頭銜就是價值。學術界的高級職稱的評審,科研經費的審批,都需要院士的「推薦」。

二、三峽工程是培養工程院院士的搖籃

1986年中央政府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可行性論證,參加論證的412位專家中僅有15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如張光鬥、潘家錚、馬世駿、侯學煜等。侯學煜拒絕在報告上籤字。

根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因參加三峽工程論並簽字後來而成為工程院士的超過二十人。他們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組長錢正英,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陸佑楣,專業組負責人徐乾清、鄭守仁、伏文波、朱伯芳、張超然、徐乾清、陳吉餘、陳志愷、李京文、曹楚生、胡海濤、梁應辰、梁維燕和謝鑑衡等。三峽工程成為培養工程院士的搖籃。這還不包括張光鬥、潘家錚、張維、嚴愷等雙院士。盧耀如雖然沒有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但是他申請院士的學術成就中包括參加三峽工程原壩址南津關的勘測,也可以算是這個搖籃裡培養出來的。

三、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嚴重錯誤

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工程可行性論證,三峽工程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則是第一個工程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它們對中國都有示範的作用。但是造就了二十餘位元院士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存在十分嚴重的錯誤:

1、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人員有的是參加論證的人,違反科學技術報告審查的最基本程式,如陸佑楣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也是國務院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審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陸佑楣審查陸佑楣能審查出什麼錯來?

2、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結構錯誤,論證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元高低為可行性論證的核心,無論哪個可選方案勝出,結果都是三峽工程的上馬,差別只是水位的差別。

3、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自相矛盾。一個科學報告,只要其內容是自相矛盾的,這個報告必然是錯誤的。比如泥沙組說三峽水庫的水力坡度是萬分之零點七,而移民組說三峽水庫是沒有水力坡度的,是高峽出平湖。無論是泥沙組對還是移民組對,論證報告都是錯。

4、生態環境組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利大於弊,但是許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而可行性論證總報告將生態環境組利大於弊的結論更改為弊大於利。

5、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關於移民可以全部在當地安置的結論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移民組關於三峽庫區人口環境容量大的結論是錯誤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關於移民人數為113萬的預測被實踐證明是錯誤,誤差超過百分之二十以上。

6、按照泥沙組提出的「蓄清排渾」的措施以及它所要求的水庫運行計劃,三峽水庫在汛期後根本無法蓄水到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這已經被2008年到2010年的蓄水實踐所證明。泥沙組認為在水力坡度為萬分之零點七條件下,排沙比可達0.35,實踐證明,估計過於樂觀。

7、泥沙組未用明瞭的語言講明,當三峽水庫重新達到泥沙沖淤平衡時,重慶大部分城區將置身庫水之下。

8、防洪組提出三峽水庫的防洪庫容必須在300億立方米以上,但現在實施的175米方案,公佈的防洪庫容只有221.5億立方米,而且還是錯誤計算的結果。防洪組提出的大壩下游長江幹堤不能再加高的結論是錯誤的,1998年後,長江幹堤被加高2米。建壩之前,大壩下游的荊江河道江堤能防二十年一遇的洪水,加上分蓄洪工程,可防四十年一遇的洪水。再加上長江幹堤被加高2米,目前已經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

9、關於船閘的通過能力,航運組一共提出三個大小不同的結果。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總報告只拿最大的結果,即單向年通過能力為5千萬噸。而這個結果也已經被運行實踐證明是不可以實現的。

10、地質組過低估計地震、滑坡、岩崩等地質災害的危害。地質組認為三峽庫岸不穩定處只有四百餘處的結論是錯誤的。僅重慶庫區,庫岸不穩定處就已經是結論的二十五倍。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從三峽工程這個搖籃裡培養出來的工程院院士能夠勇敢地站出來,承擔三峽工程不利影響的科學技術諮詢錯誤的責任。

四、「工程院程為高官俱樂部」自三峽工程開始

高官、高管當院士正是從三峽工程這個搖籃開始的。張光鬥提議建立工程院,得到錢正英的大力支持,回報是讓錢正英將來也當院士。錢正英是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組長,她說林一山是主上派,李銳是反對派,一碗水端平,兩人誰也不能參加論證。但是對張光鬥和黃萬裏,她就不一碗水端平了,把黃萬裏拒絕在論證之外。錢正英是紅色專家,共產黨內的專家。對知識分子來說,她是共產黨內的領導;對共產黨來說,她是專家。黃萬裏對錢正英評價是,外行領導內行。因此錢正英當專家的靠山就是張光鬥。錢正英自己也承認,她是院士中學歷最低的(上海大同大學肄業)。但是不可否認,她的職位卻是院士中最高(全國政協副主席)。她的最著名的學術論文,應該是1992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上的《論三峽工程和洞庭湖關係》。可是這篇文章除了江澤民和李鵬幾人聽過外,中國的老百姓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錢正英在《院士論院士》中寫道:「水利涉及天、地、人多方面的因素,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新中國的水利事業也不是「萬事如意」,也經歷過失敗和挫折,其中重大的如淮河1954年的水災,1975年兩座支流水庫的垮壩、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泥沙淤積、華北平原的澇鹼災害。雖然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解決了這些問題,使水利工作繼續大踏步前進,但是對我們這些有關領導的教育,卻是終身難忘。」其實對於上述巨大災難,錢正英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學術水準來說,她根本不夠院士的資格。但是,錢正英把共產黨和政府給拉上了,睜眼說瞎話,說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自從錢正英當上院士後,她就開始和三峽工程決策劃清界限了,開始擔憂三峽工程的移民、泥沙和生態問題了。同樣張光鬥在其生平介紹中也不提曾經參加過三峽工程論證,負責三峽工程的初步設計。他們兩人當然都不提曾參加過黃河三門峽工程的設計。

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副組長陸佑楣當選院士這個過程就比較曲折一些。為了讓高官高管能進入這個俱樂部,工程院專門增加了工程管理的院士,這樣陸佑楣也就順理成章地當選了院士。

三峽工程泥沙組的結論是:三峽工程的泥沙淤積問題基本清楚,可以解決。其實這個結論沒有任何意義。基本清楚,就是說還有一些關鍵問題沒搞清楚。可以解決,又沒有提出如何解決的措施。三峽工程上馬後,泥沙組副組長謝鑑衡當選工程院院士。在謝鑑衡臨死之前才說出真話,只能保證三峽工程三十年不出現淤積問題。如果謝鑑衡在三峽工程論證時說出真話,三峽工程是否上馬就是一個大問號。同樣,謝鑑衡是否能當選工程院院士,也是一個大問號。

五、拒絕簽字的專家無一成為院士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412位專家中有九人未在論證報告上籤字,除侯學煜原來就是學部委員外,其他八人無一成為院士。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從學術水準來說,陸欽侃、郭來喜、陳昌篤都應該成為院士。比如陸欽侃是中國最早接觸三峽工程的技術人員,關於長江洪水這一領域,中國還沒有人能超過陸欽侃的,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時出任防洪組顧問。陸欽侃一直認為,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長江防洪主要依賴大堤和分蓄洪工程。陸欽侃被認為是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技術總顧問。防洪組認為三峽工程的防洪庫容必須在300億立方米以上,但是最後上馬的三峽工程防洪庫容只有221億立方米,而且還是計算錯誤的結果。小馬拉大車,這樣結論組長徐乾清也敢簽字。當然徐乾清不是沒有回報的,他也當上了院士。

北京大學生態環境教授陳昌篤因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籤字,直接導致了陳昌篤在院士評選中落選。但在陳昌篤看來,比起水利專家、極力主張反對三峽工程的黃萬裏先生曲折的一生,自己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麼。

六、中國工程院為三峽工程擦屁股

2003年三峽工程蓄水以後,三峽工程的不利影響逐漸體現出來。為了給三峽工程的決策者和主要工程技術人員如錢正英、張光鬥、潘家錚、陸佑楣院士一個體面的結局,受國務院委託,中國工程院對三峽工程進行階段性評價。2010年底工程院完成了評價報告。雖然報告依然維持三峽工程是利大於弊的結論,但是也指出了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中出現的偏差。工程院認為出現偏差的原因是:時值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把責任推給歷史,這個辦法是錢正英那裡學來的。當年錢正英就把淮河水庫垮壩死亡23萬人的原因推給文化大革命,她說:時值十年動亂。

七、結束語

有記者問,為什麼在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還有不少知識分子反對,而在南水北調工程上卻幾乎沒有知識分子反對?筆者回答道: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有學習能力的。拒絕在三峽工程論證報告上籤字的專家無一成為工程院院士,而論證的主要負責人和分組負責人都成了院士,就給知識分子上了一課。要想進入學術的最高殿堂,千萬不能和決策者對著幹,說他們不想聽的話。因此像三門峽工程、三峽工程這樣錯誤決策的重複發生在將來還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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