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4日訊】在17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眼中，道德敗壞的人，其實就是精神上有病。
個人如此，社會亦然。
20世紀90年代初，面對中國社會在精神上「變壞」的徵兆，王曉明、朱學勤等學者曾經發起過影響波及全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
將近20年過去了，情況讓人痛苦：「人文精神」無處尋覓，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線屢屢被突破。
和英國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壞的時代」不可能同時是「最好的時代」。精神、倫理和人性的墮落狀況，不僅會影響到每個人的命運，也威脅到「社會」這個「合作體系」的穩定，並給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轉型製造巨大的風險。
「中國社會人心是怎麼變壞的」?它的邏輯和軌跡如何?本刊記者就此專訪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曉明教授。
「壞」從社會逼迫個人扭曲自己開始
南風窗：說起中國社會現在是什麼樣子，大家都有直觀感受——比如貧富懸殊、司法不公、階層固化、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人性潰敗。一個不認為這一切很合理的人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社會會變成這樣?
王曉明：是挺嚴重。但為了更清楚地看到問題所在，我們可以找一個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麼變壞的。
假如有一個小孩。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話，一開始對於壞的東西是不知道的。但經歷社會化，一直到中年，我們來觀察，他所接受的價值觀念、社會遊戲規則，會讓他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小學和中學10年，影響一個人最大的東西是什麼?是應試教育，一切都為了考試。應試教育對小孩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們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縱，像看電視、玩耍，都不能被家長允許。甚至看一些書，比如奇幻類的書，也會被家長和老師認為對學習沒什麼好處。
家長和老師是小孩在社會化開始時遇到的兩類權威，而這兩類權威口徑一致，聯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南風窗：根據心理學的說法，大概從3、4歲開始，一個人的自我開始發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發展，而是被外在的權威強行扭轉，那小孩就會感受到一種外界對自我的破壞性。他以後可能會報復。
王曉明：但在報復之前，這個小孩會感覺到自己很渺小，他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個邏輯，就是為了將來一個以金錢為前提條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須壓抑自己人性本真的東西，扭曲自己。
南風窗：進入大學階段，以及工作后，這些東西更加強化了。
王曉明：進入大學階段后是分兩段的，一開始，大一、大二，很多學生是很放鬆的，可以過一段快樂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級，問題又來了，因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說，一個人在少年時代所體驗到的東西，在大學時代仍然會被攫住。
求職以及工作后，一個人將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由關係等遊戲規則決定工作機會、稀缺資源分配的社會。他痛苦地發現，很多事情並不僅僅取決於他的努力。
南風窗：他又體驗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王曉明：每次都給他無力感。以前他只是無法反抗學校和家庭的權威，但後來他發現，社會並不公正，他更無力反抗。
可怕的心理「勞動強度」
南風窗：在社會不公正的強大力量中，一個人要讓自己心理不失衡，不變態，甚至精神不崩潰，需要一種「情感支持系統」。
王曉明：愛情類似於你所說的這個東西。它可以給一個人力量。但如果他發現愛情都不斷地被現實的考慮所侵蝕、算計、破壞，那將是一個非常重的打擊。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一個年輕人很窮，或者一個灰姑娘，能夠找到和自己一起奮鬥的人的話，他的精神狀況會是比較好的，他會有一個很正面的東西。但在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日漸稀少，更多人體驗到的是沮喪，是精神結構的被破壞和畸形。
這意味著什麼呢?一方面，一個人正面的東西，比如做一個正派人的尊嚴，會慢慢被破壞掉。另一方面，他越來越體驗不到非功利的、物質以外的美好價值。
南風窗：精神分析大師、西方文明的診斷者弗洛姆說，愛和創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徑。這兩條路都被截斷的話，社會必然出現病態。
王曉明：上面所假定的這個小孩成為一個白領了，這不算是一個太壞的結果。但他可能會面對什麼?勞動時間很長。中國企業和外資企業都是這樣。
在中國，很多人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當企業運轉越來越成熟的時候，它榨取員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強。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為了得到一個不壞的評價，它需要一個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勞動強度。
《南風窗》：你提出的這個概念，也就是勞動的「心理強度」很有意義，勞動不僅僅是身體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這可以解釋一些白領的「過勞死」。
王曉明：心理上的勞動強度意味著你下班了，看起來你是在家裡休息，但是，你沒有從容的心情去讀一本需要動腦筋的書，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時也讓你輕鬆的電影或話劇，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為這些都需要主動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鬆，只是恢復勞動力。在既有的經濟結構上，一個人「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南風窗》：可以這樣說，你前面所說的這些，都是我們這個社會人心變壞的基礎或背景。
王曉明：是。社會是讓一個年輕人的自主性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當一個人進入這個社會後，他對這個社會是不是公正的判斷是增強還是減弱了?一個人進入社會以後，體驗到的金錢以外的價值是多還是少了?可以說，這是決定一個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的最重要的三個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斷定，一般或普遍來說，社會的道德狀況只會越來越差。
財富分配不合理抵銷經濟發展的正面作用
《南風窗》：中國社會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現的問題，似乎隨著經濟發展而加重。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因為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帶來道德和人性的墮落。對此怎麼解釋?
王曉明：一般來說，經濟的發展，人的生活富裕，擺脫了貧困的壓力，人心會變得松馳，比較軟。像我們這一代人，由於當時貧窮，人際關係比較緊張，人比較「硬」。但現在的小孩，對人的敵意沒有那麼強烈。
《南風窗》：這裡有不同的關於「他人」的預設。在你們那一代人，一個人肯定和「我」有關，無論他是朋友還是敵人，但在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沒關係。
王曉明：現在的年輕人因為環境不同，不會感覺到很多東西和自己有關。在前段時間的上海火災中，為什麼有20萬人去抗議?是因為他感覺到，我坐在家裡，火會從外面燒進來。他就會想，如果我坐在家裡都不安全的話，那沒退路了。
中國社會碰到的是這樣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確實可以讓人變得不那麼充滿緊張的時候，財富的分配卻極不合理。這就抵消了經濟發展對於改善人的倫理和精神狀況的正面作用。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經濟的發展只是增強了他們對經濟壓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窮，我也焦慮，但焦慮不會嚴重。而現在經濟壓力很強大，社會貧富懸殊，它的結果就是對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雖然他們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們收入的提高趕不上貧富差距拉大對精神刺激的強度。因此，總體來說，他從經濟發展當中受到的影響是焦慮的增強，是心理更加失衡。
權力腐敗毒化社會道德意識
《南風窗》：受到的刺激還有官員的腐敗。
王曉明：經濟的問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權力的問題，就是以官場為核心的社會腐敗。社會腐敗是從官場里蔓延出來的。
雖然我們仍有很多很好的幹部，但你要問今天老百姓什麼群體是最壞的，他會選擇回答說是官員。一方面，老百姓感受到官場很壞，但另一方面，感受最強烈的，卻是奈何不了它。
今天民眾獲取資訊的途徑已經非常豐富，但是，在滿足民眾的知情權上，政府做得並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對官場腐敗的認識發生了改變。以前由於信息缺乏，願意把腐敗看成是一個局部的現象，而也因為這樣，才有勇氣去抗爭、去上訪。但資訊的發達很難讓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局部的現象了，去抗爭的努力很容易失敗。
這就給社會的倫理狀況造成了影響，就是當你意識到社會的惡很強大，你所有的東西都被它管制，而且你奈何不了它的時候，我前面所講的幾個因素都會發生，覺得個人很渺小，覺得沒有自主性，覺得社會不公正。那能有什麼後果?或者參与狂歡，或者心理上很受傷害。普遍的狀況就是對惡不會感覺到有道德上的責任。
頭腦知道對錯，但身體不配合
《南風窗》：文化狀況呢?
王曉明：文化狀況也非常糟糕。在過去，經濟對文化行業的影響不是直接的，但現在是經濟直接影響文化。這裏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它有一個邏輯，就是如果不生產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話，它沒辦法順利運轉，因此它也直接來生產文化。
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以及它所生產出的文化，都會對人產生深刻的改變。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就是，它讓人的身心很疲憊，培養一種依賴性。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不要說城裡人，就是現在農村年輕人也做不了農活。他已經喪失了和自然接觸的能力。人很懶惰，這不是說他本身懶，而是受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文化對他生活的訓練。他的很多情感表達，都習慣性地通過消費來表達，比如，對人表示「感情」要請吃飯或送禮物。
《南風窗》：好像離開了這種表達方式，一個人就不會表達。
王曉明：這些東西都在潛移默化一個人的被動性。他沒有自主性，沒有選擇。出現的問題就是，腦袋可以想清楚，身體不配合，做不到。
南風窗：以資本邏輯來支撐它運轉的社會，需要製造兩種東西。一種是根據契約原則而在市場上流動的「勞動力」，另一種是一個社會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會性格」，尤其是要製造「消費者」。你所說的出現人的疲憊、倦怠，事實上都是「消費社會」製造出來的。
王曉明：是。一個人從早上一睜開眼，就要體驗被動性。在生活里不斷地體驗被動性，他主動的東西就越來越少，而被動性越來越多。
而我們所說的道德選擇，都是非常具體的選擇。尤其是在道德狀況不好的背景下，要選擇做一個正派人、一個有良知的人，更必須是主動的選擇。
《南風窗》：也就是說，他知道什麼是對是錯，但對被動性的體驗讓他做不到?
王曉明：對。腦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體的配合。他的身體已經被改造了。
總有一套歪理來為不能堅持良知辯護
《南風窗》：在一個精神正常的社會裡，哲學及人文學科中的知識分子起到一種重要的作用，並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國，這麼多年來他們不斷地被邊緣化，這種現象和一個人的身體被資本邏輯、消費文化改造的現象，好像是同步的。
王曉明：是有一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就是經濟利益、資本邏輯成了社會生產的主宰力量。在20世紀90年代后，政治結構實際上也越來越明顯地按這個邏輯重新組織起來。
當政治和經濟強勢力量聯手改造社會的時候，它們勢必要改造這個社會的文化再生產機制。一個現象是，在大學里，基礎性學科下去了，而運用性學科則上來;與此相關的，是可以運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學科上來，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學科下去。這是一個整體性的轉變。
當整個社會被納入資本邏輯的時候，它就建構了一個強大的利益結構，在裏面是沒有道德空間的。所以，專家越來越不說人話。
南風窗：專家堅持良知的話，不符合權力—資本的遊戲規則。
王曉明：現在是，只有已經放棄了對社會需求的人，才能堅持基本的良知。還堅持對社會有所求，還想加入到這個結構里而不出賣良知，就很困難。特別是年輕人，他有諸多顧慮，不能堅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線，他很清楚自己該怎麼做，但很難做不到。
這樣問題出來了，他會有愧疚感。會有壓力。所以社會其實有一個巨大的需求，就是發明形形色色的說法，減輕這種壓力。各類莫名其妙的自我辯護的說法，其實是用來滿足這類需求的。
個人介入公共事務沒多少正面體驗
南風窗：當不能堅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辯護，以致形成每個人進行思考和作出選擇的社會和心理背景，那實際上也等於說，出現葯家鑫類的人，基本上就「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只需要一個「刺激」。
王曉明：是。今天的人其實都不笨，當他加入公共議題去的時候，他知道自己要有良知，但他往往守不住，不得不放棄，這種痛苦會影響他對公共問題的討論，會往他不知不覺地偏到能減輕自己痛苦的歪理上去。比如葯家鑫案，就是底線崩潰的表現。
南風窗：葯家鑫案中有一種聲音「假如是我，我也會這樣干」，這種聲音現在似乎比較流行。比如說，「假如我是女人，我也會當小三」。這種聲音背後有這樣的邏輯：這是社會逼的，所以，不要問我有什麼責任。但這樣說話和行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也是社會中的一部分，也會作為「社會」影響別人。
王曉明：要一個人反省「別人這樣做，我也這樣做」可能不對，這需要他對社會公共事務的介入有一種正面的體驗，他要相信，因為他對公共事務的介入，社會能夠得到改變。
但那麼多年來，個人介入公共事務，有多少成功?維權，代價往往慘重。
如果一個人在公共事務中沒有正面的體驗，他就會覺得，他是他，社會是社會。而在心理上預設社會和他沒關係的時候，反應就來了，它當然比我大了。
可以看一下美國社會，它在形式上是兩套系統。在公司里它的殘酷性遠超歐洲，但在社會上，它有選舉制度。因此，在公司里，他可能感覺沒什麼好反抗的，但在社會上，他可以自由地說話，而且一般會有效果。但我們的社會，沒有這樣的東西。有些人當然可以說美國的民主有問題，但它給人的正面體驗是難以否認的。
糟糕的道德狀況會給社會製造巨大風險
《南風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狀況，會給我們的社會造成哪些後果，特別是正在劇烈轉型的今天，以及未來?
王曉明：最大的後果就是社會抵抗風險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風吹草動，就一塌糊塗，另外，它的自我拯救能力不強。
《南風窗》：現在很多人都感覺到了，而且，被無力感攫住。
王曉明：我想，所有的變革，其實都有一個東西在逼迫它，就是現實經驗。晚清之所以要變法，要變革，就是大家都感覺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大家都有一個社會共識。它也像文革后，社會共識在形成，才有改革開放一樣。今天，這種共識所產生的力量，仍然是擋不住的。
文章來源：《南風窗》2011年第18期 記者 石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