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0日訊】引言：索氏定論的不足
在前蘇聯，著名異議人士索爾仁尼琴批判當局是靠謊言來維繫國家的，以至於謊言崩潰時，國家也崩潰了。儘管他後來因寫殘酷的勞改制度即《古拉格群島》一書而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只說對了一個側面。
蘇聯崩解不只是謊言政治走到了盡頭，而且是特務統治嚴重地傷害了整個社會，也更傷害了人民的感情。民眾急盼特務統治終結，蘇聯的崩解從邏輯上講是人民極端厭惡蘇共特務統治的一個政治結果。
1.一九七五：那筆沉重的政治債務
在歷史分析中，重要人物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這個因素往往被誇大。簡白地說，前蘇聯不出現葉利欽，也會出現「根利欽」、「枝利欽」。從邏輯上講，蘇聯崩亡是民眾期望結束蘇共特務統治的一個政治結果。因此，蘇共亡黨在前，蘇聯崩亡在後。
葉利欽對蘇共的拋棄毫無疑問是「蓄謀已久」且態度不可能逆轉的。關於這點，有許多的時政分析與學術解釋，但是，基本都沒說到位。這還要從1975年的一個政治事件說起。
1975年7月，時任克格勃首腦的安德羅波夫（後來短暫地任過蘇共總書記，病逝）接到密報，說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商人伊帕季耶夫經常在自己住宅里搞秘密聚會，討論敏感政治話題。當時的葉利欽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的第一書記。在克格勃第五總局的指令下，葉利欽著手「剷除」了伊帕季耶夫的小團體。
這次迫害很可能是葉利欽第一次欠下對知識分子和政治良知人士的巨額政治債務。可以說，這起由他親手處理的政治迫害深深地震驚了他，使他的良知底線遭遇到挑戰。
2.克格勃第五總局：未被注意的歷史罪惡
那麼，克格勃第五總局又是幹什麼的呢？
它是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首腦後的一大創舉，建立該局專司監督知識分子不滿言行。按安氏的說法，「意識形態疏於監管，將會斷送國家政權，而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則對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起到關鍵作用」。由於這種政治擔心，第五總局內的部門分工特別清楚、活動就特別頻繁。第五總局下設五個處、兩個部。五個處分別為宗教處、文藝界及知識分子問題處、國際關係處、學生和無組織青年處、偵察匿名作者處。兩個部為民族工作部和反猶太復國部。總的來看，該局的工作重點是對準異議知識分子的，因此，克格勃內部就俗稱其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局」，而其工作的道德說辭就是 「要向蘇聯知識分子進行崇高的理想教育。」
當然，這種「教育」的先決條件是情報工作的績效——「為能深入了解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蘇聯社會上到處都活躍著第五總局的工作人員的身影」——資料性的總結如此而言[1]。第五總局的罪行也是罄竹難書的，僅1972年一年就導致十萬青年知識分子在流放中被凍死[2]。
對於該局的設立時間有兩種比較明顯的說法：一個是上指的資料性總結，認為是1967年即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當年[3]；一個是中國著名的蘇聯歷史研究專家金雁女士在2011年發表的《蘇聯解體20年祭》一文，文中交待：1969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思想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概念，組建了專項負責知識分子「思想動態」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務是「糾正一切意識形態的偏離傾向」[4]。
比較而言，金雁的說法比較接近事實，但是，其他歷史資料表明第五總局可能在1960年代之前更早的年代里存在過，因為，安德羅波夫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蘇軍鎮壓（1969）以後，「重新組建第五局，專門研究不同政見的各種表現，並與之鬥爭」[5]。
不管第五總局確切地成立於何時，它為勃列日涅夫的集權統治立下汗馬功勞是不言而喻的。這也是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羅波夫得以接任總書記的重要原因，儘管蘇共黨內最高層權斗總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出現。
勃列日涅夫起初是個「弱主」，而由弱變強的條件必然是強化對國內異議的鎮壓，以及在最高層調整權力結構。這兩點是獨裁主義「君主」的通行策略，不同的是有的做得明顯，有的做得隱蔽；有的把前者錯后而後者置前，或者并行謀划。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以突出蘇共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為借口，將中央主席團改為政治局，主席團的第一書記也就變成了政治局的總書記[6]；到1977年，歷經十一年的「艱苦奮鬥」，勃列日涅夫終於成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體的獨裁者，他是總書記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軍銜則是大元帥[7]。不過，到這個光輝的頂點，他的來日也不多了，1982年11月10 日，這個瘋狂的權力分子壽終正寢。
3.內外交困：戈氏改革的邏輯起點
安德羅波夫自然知道自己接手的是個什麼樣的攤子，很快做出外交調整，和美國談核裁軍，和中國談改善邊境態勢[8]。兩者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蘇聯門內部困難重重，改革就以不明顯的形式發生了。所以說，現在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稱戈爾巴喬夫是蘇聯改革的發起人，是不全面的說法。至於安德羅波夫隱形改革是否具有倫理價值，還是個疑問，他最大的動機是改善國際環境，進而把更多資源用於國內事務。一句話：為政權續存之故。
也正是他的隱形改革沒取得明顯的國內效果，到戈爾巴喬夫上任后才不得不採取公開的與系統化的改革。但是，蘇共整個的統治已經失效，也即作為醫生的同時，蘇共也是個病入膏肓的病人。而導致病入膏肓，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共的特務統治。
特務統治是蘇共的致幻劑，是劇毒健身葯；特務統治是蘇聯腐蝕劑，是等待引爆的高當量炸藥。
蘇聯出現葉利欽是必然的，或者說不出葉利欽也會另外的這類歷史巨人。微妙的原因之一是勃列日涅夫的歷史地位追求，儘管他要藉助非常反人性的特務統治。勃氏稱他接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之後，蘇聯就進入了「發達社會主義」階段，並將此論寫進憲法。發達社會主義必然涉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的人道主義、人性論，或曰「以人為本」的哲學探討。因此，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蘇聯知識精英（包括異議分子和體制內良心人士）都在不停地探索人道主義、人性論，試圖使蘇聯走上以人為本的良知與良治之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此種討論藉助相對自由的政治環境而大盛，實乃蘇聯社會與人民的幸運。
結語：有益的制度反省
人性的反省，當然會對特務統治做出結論。葉利欽的1975是個無法抹掉的印象，因此他後來對克格勃的評價實際上也是一次政治懺悔與靈魂救贖。他說：「在大多數規模龐大的組織中工作的不是『助手』（線人與告密者的代稱），而是相關的國家機關的間諜網。這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傷害……在民主化時期這對我們來說是不能容忍的。」[9]
這是葉利欽1990年5月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之前說的話。也正是鑒於特務統治的反人性本質，當然還有此前對他選舉活動的破壞，他在當選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后拒絕接受克格勃機構提供的警衛服務。較之與葉利欽，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即受命解散這個罪惡機構的政治人物瓦?巴卡京也許不算著名，但是，他的總結確比葉利欽更直接：「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國家政治保安局（格普烏）、國家政治保安總部（奧格普烏）、內務人民委員會（恩克格勃）、國家保安部（姆勃格），構成極權制度的基礎，沒有這一基礎，這個制度簡直就不可能存在。」[10]
蘇共亡黨與蘇聯解體沒有什麼可值得惋惜與同情的，更沒有什麼可「祭」的必要！相反，蘇共亡黨實在值得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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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部分：
[1]、[2]&[3]參見網民「醉心望月」短文：「滴血的鐮刀——克格勃第五總局」，載於凱迪社區（club.kdnet.net），2007年1月1日。
[4]金雁文章首發於《經濟觀察報》，此處轉引自該報電子版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1/05/02 /200296.shtml
[5]參見王銘玉編譯《克格勃全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P520。
[6]參見張建華著《推到紅牆——克里姆林宮最新檔案解密》，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98；P344-345。
[7]同[6]，P348。
[8] 參加沈志華著《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社科文獻出版社，2011；P491-503。
[9]同 [5]，P658。
[10]參見非琴譯《擺脫克格勃——克格勃最後一任主席回憶錄》，新華出版社，1998；P14。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