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20日訊】中共高層一位秘書告訴我說：鐵道部很壞。在這個部裡，貪官污吏成群結隊，壞人壞事層出不窮。今年年初被中紀委“拿下”的鐵道部前部長劉志軍、前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正是鐵道部官吏群體的典型代表。此二人一為“中國高鐵之父”，一為“中國高速列車奠基人”，托鐵路大 躍進之福，二人的貪賄金額和情婦數目也大放衛星，一路狂飆，達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據傳，劉志軍有中國籍情婦18人，另與張曙光共用俄羅斯籍情婦2人，張 曙光有國外存款28億美元。這樣荒淫無恥、貪腐無度的壞人能夠在鐵道部裡長期坐陣，且如鳥歸林，如魚得水，呼風喚雨，遮天蔽日，這樣的部，上樑不正下樑 歪，小人得志，惡人得勢，豈能不壞？
鐵道部也很牛。與其他“條條”相比，鐵道部很特殊：地位不算高，但權力很集中；管事不算多，但油水特別肥；貪腐特容易，但懲處很困難。這是因為它 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自上而下，央地一體，行政集權，產業壟斷，對外封閉，自成一統，是個獨立王國。自己執法自己監督，自己立規自己批准，自己招標自己中 標，自己批錢自己花錢，連公檢法都由自家人包辦了，故而人稱“鐵老大”。同級機構讓它三分，地方政府敬它七分，一般人物碰它不得，平民百姓惹它不起。真敢 管它的，只有那幾個政治局常委。可是，以鐵道部獨家經營的“命脈”資源和過手財神的雄厚財力，就算“党和國家領導人”不受收買，收買“党和國家領導人”的 若干個親屬子弟則輕而易舉、不在話下，如此一來，政治局常委也就未必還願意管、管得住它。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專門的鐵道部，但中共政府一直離不開它。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還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無論是“機構改革”（比如所謂“大部制改革”）還是“央企改革”，永遠也改不到鐵道部頭 上，它毫髮無損，安然無恙，堅如磐石，穩如泰山。這樣的部，中國不多，外國沒有，豈能不牛？
既壞且牛，必失公信，必有積怨，必然招人煩、討人嫌、惹人恨。生為中國人，想要讓我們擁護鐵道部，或者哪怕只是不那麼反感鐵道部都很難，因為在我 們一生中註定要無數次地遭遇“鐵老大”，要無可奈何地受“鐵老大”的氣，年復一年地吃“春運”的苦，有時水深火熱，偶爾還需搭上性命，而“鐵老大”早已麻 木不仁。按照鄧小平制定的“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贊成不贊成”的“三不”標準，鐵道部早就應該壽終正寢了。
所以毫不奇怪，當鐵道部出了大事，闖了大禍，人民群眾逮到機會可以向它發洩怒火，它必定要比其他的政府部門承接更多的批評指責，忍受更多的橫眉冷 眼。同樣是特大交通事故，出在交通運輸部系統與出在鐵道部系統，其社會評判往往會大不一樣，鐵道部必定狠狠挨駡，交通運輸部則未必。這一是因為鐵道部體制 是行政集權、行業壟斷，責任主體單一明確，它不大好找替罪羊，沒有辦法諉過於人，二是因為它一向既壞且牛，積怨甚多，早已觸犯了眾怒，得罪了國民，早就想 罵它的人太多。恐怕第二個原因是主要原因。
二
“7•23”甬溫線“和諧號”追尾，鐵道部新欠下四十條人命，猛然間跌入民憤的深淵。事故調查尚未結束，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起由信號設備故障 和人工調度錯誤相疊加而釀成的責任事故，是百分之百的人禍，與天災無關。對此，鐵道部當然責無旁貸、罪無可逭，其成眾矢之的，為千夫所指，是它該當的（當 然，應該為救援和善後工作中的過失和錯誤負責的，並不止是鐵道部，還有包括“党和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其他“有關方面”）。
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因言語不當激化輿情，被線民“人肉”，一夜之間聲名狼藉，其臭名昭彰的程度，大概已不亞於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 炫富少女郭美美。以前並無惡評的鐵道部部長盛光祖先生，其公共形象也變得一塌糊塗，線民謠傳盛部長在新聞發佈會上“從旁門溜走，遭記者群毆”。顯然，“群 毆”部長的不是“記者”，而是民意，人民群眾翹首盼望鐵道部遭受嚴厲責罰。深圳某知名餐館甚至公然掛出了“鐵道部官員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以上種 種，足見鐵道部之不得人心。
他還說，鐵道部雖壞，遠遠不是最壞，最壞的是中宣部，它比鐵道部壞一百信一千部，首先李長春、劉雲山就是好東西。兩人不只貪污也包養小蜜，與鐵道 部劉志軍扯不清的關係。出於利益，在7月29日晚上，就在“7•23”亡靈即將進入“頭七”，各大平面媒體與網路媒體正忙於推出揭示真相、追問責任的深度 報導之際，中宣部向全國媒體發佈禁令，緊急叫停所有事故報導，除了權威機構——想必包括鐵道部發言人在內——發佈的消息和新華社通稿之外，一律不得再發任 何獨立新聞和評論。中宣部這麼做，理由不外乎“維穩”。是怕亡靈不穩，還是怕亡者家屬不穩？是怕線民不穩，還是怕線民把鐵道部批到不穩？抑或政治局、政治 局常委會已經有些不穩？人們未知其所以然。中宣部發禁令從來不需要向人民講道理，它就是這麼霸道，“7•23”不過是一起交通事故，與政治、意識形態扯不 上太多關係，媒體禁令有何必要？可中宣部就是這麼做了。中宣部“7•29”禁令比鐵道部“7•23”事故壞一百倍。讓我們打一個不一定準確的比方：鐵道部 是過失殺人，中宣部卻是蓄意滅口。
鐵道部之壞與中宣部之壞的區別如下：鐵道部之壞，是壞在明面上，壞而尚知人間有羞恥二字，或許還有救，中宣部之壞，是壞到骨子裡，壞在根子上，壞而至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實在無藥可救；鐵道部之壞，尚有民憤作警戒，尚有輿情可牽制，尚有“党和國家領導人”可管束，尚須忍受包括線民在內的人民群眾 向它拍板磚、對它造謠言，尚有殘存的良知可為自我約束，尚需理屈詞窮地為自己辯解（有時難免會像王勇平先生那樣急中生愚、慌不擇言），而中宣部之壞，則壞 到做壞事無需解釋、不容分辯的地步，壞到專以扭曲公義、侮蔑良知為能事，壞到“党和國家領導人”也要與它沆瀣一氣，壞到不僅容不得人們罵它壞，反而還要頌 揚它（至少默認它）一貫正確。壞到中宣部這個程度，鐵道部已經望塵莫及。
中宣部之所以敢於比鐵道部更壞，原因之一是因為它比鐵道部更牛。中宣部直屬中共中央，名義部長通常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充任，可見其 級別之高。而實際上，中宣部的真正頭目，乃是擔任“中央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那位政治局常委。至於常委背後還有哪些高人強人為中宣部撐腰壯 膽，就不好說了。但既有常委幕後擔綱，中宣部焉得不比鐵道部更牛？
中宣部是與鐵道部完全不同的機構，性質不同，功能不同，組織結構也不同。鐵道部更像一間政府性公司，它既要“行政”，又要經營；既要講政策，又要講效益；既要“為人民服務”，更要“為人民幣服務”。所以它既幹好事，也幹壞事，有時候會把好事也幹成壞事。中宣部可就大為不同了，它是專門折騰媒體、蒙 蔽人民、包辦“真理”、替黨遮醜的機構，專心致志以言論自由為敵，一心一意與政治改革為仇，也就是說，它是個專幹髒活、專做壞事的機構。
當然，二者也有相同的地方，一是都有一個共同的大老闆——共產黨，二是都有特殊的部門利益，都愛好權錢交易、權色交易，都特別腐敗（但二者的腐敗 伎倆也有些差別，鐵道部是用經濟的辦法——即“搞建設”、“謀發展”——來搞腐敗；中宣部是用政治的辦法——即通過整人、整媒體、玩權謀——來搞腐敗）。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三點：在本質的意義上，鐵道部、中宣部及其各自統領的兩個“條條”，都是毛澤東極權時代殘存下來的遺留物，是新舊時代雜交的體制怪 胎。
鐵道部是計劃經濟色彩保留得最多的一個政府部門，與之相同的那些政府部門——如紡織部、化工部、煤炭部、石油部、第X機械工業部——早已不復存 在，與之相似的那些部門——如工信部、交通部、民航總局——也經受了或改頭換面或傷筋動骨的改革，建立起了更多的競爭性市場機制，只有鐵道部幾乎沒變，仍 然秉承政府壟斷、長官意志、政企合一、以官營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命令經濟體制。
中宣部則是所有黨政軍群機構中最具極權主義性格的政治機構：它的“血統”淵源是納粹、布爾什維克，戈培爾是它的老祖宗；它掛在“黨中央”名下，卻 不僅管黨員，也要管所有媒體、所有線民、甚至全社會；它唯一的使命，就是持續不斷地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權——言論權。像中宣部這樣的機構，在任何一個合法政 府裡都是非法的，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裡都是反常的，在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幸福社會中，它都是不幸生活的源泉。
所以，關於鐵道部與中宣部，本文的結論是：中國要想變成一個正常的文明國家，中國人民要想成為有尊嚴的幸福的人民，鐵道部或可改革，中宣部則必須取締。
文章來源：《參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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