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7日訊】大約三年前，一個青年人闖入了上海一所政府辦公樓，連續刺死了六名警察。儘管案情從未徹底公開，但大多數人願意相信，這個叫楊佳的二十八歲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誰來討回公正與尊嚴，他要報復整個警察系統。
楊佳的行為激起廣泛的同情，公眾甚至沒興趣關心，這六名警察是否是無辜者。它也是政府與公眾之間緊張關係的象徵。在中國社會，執法者濫用公權，傲慢殘酷，普通人則缺乏渠道保衛個人權益、尋求公正。
這一例證也不禁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的判斷：「公眾事務的官僚主義化越嚴重，人們就越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們不知道該與誰爭辯，不知該向誰訴冤，也不知權力的壓力能施加在誰身上。」
三年來，暴力化的傾向在中國社會日趨顯著。楊佳式的案例在不同的城市上演，手段則更為激烈，在江西省撫州市，甚至第一次出現了針對政府機關建築的連環爆炸。在城市街頭，一個很小的爭端都可能引發巨大的騷亂。暴力也不僅表現在政府與民眾間，也發生在不同民族、甚至地域的人之間。在新疆，維族人與漢人彼此仇恨，而在廣東地區，四川的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大打出手。似乎整個社會就像個火藥桶，任何零星的火星，都會點燃這憤怒之火。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短期來看，這些暴力行為與中國日益形成的「維護穩定」體制有關。當胡錦濤在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主張時，他必定感到社會內部日益嚴重的衝突。經濟增長與日益形成的多元社會，都需要一個更開放、靈活的政治體制，但中國的政治體制卻長期停滯，它仍是高度的封閉與壟斷性的，衝突則不可避免。
胡錦濤與他的募僚們一定混淆了「和諧」的概念。「和諧」是要建立在不同利益與聲音的共存之上，它要允許彼此的爭辯與協商。而他們心中的「和諧」是要讓所有的人都服從黨與政府的聲音。所有不同被視作某種異端與挑戰。於是「和諧」的口號實際被替換為對「穩定」的追逐。他們不是要給社會力量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而是決定加強對社會力量的控制。
這種趨勢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更為加強。中國政府在其中展現了強大的動員力與控制力，它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安全保護網路，嚴密監控社會。這種成功讓它陶醉，並把這種控制方式推廣到全國範圍。2009年，全國內保費超過5000億，幾乎與軍費相同。各級安全部門的擴張，則加劇了本就嚴重的社會矛盾。當社會衝突發生時，政府不依賴法律手段與協商機制，只尋求以國家暴力機器壓制抗爭者。而孤單的個體要麼放棄抗爭，要麼尋求最極端的手段。同時，由於政治與法律的失敗，人們既可能把憤怒與挫敗發泄到政府機構，也可能發泄到不同的族群之間。
但新中國對暴力的記憶其實更為長久。在毛澤東於1927年宣稱「槍杆子里出政權」的時候，傾聽他的是一個數千年來農民起義不斷更換王朝的農業國家。對暴力赤裸裸的崇拜來之已久，但毛澤東賦予了它新的口號：「階級鬥爭」、「專政」、「清除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這些火爆、極端的口號抹去了正常社會裡不同思想和諧共處、社會群體利益經協商而妥協的可能，暴力經過宣傳、教育和國家機器的脅迫，前所未有地滲入了國人內心深處，甚至徹底消泯了儒家文化溫和的外殼。暴力充斥於人們的行動、語言、眼神和內心，從批鬥會現場到街頭武鬥，再到一個家庭的內部，暴力曾經無孔不入，它頭戴意識形態的光環，不僅涉及上層的權力鬥爭，更深入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龐大的災難，也讓很多人興奮難耐。鄧小平的改革進程，也是一個用利益計算取代暴力爭奪的過程。人們在一個市場社會中討價還價，而國家政權則把自己的暴力本質掩藏在新的面紗之後。歷史的傷口從未得到清理，深層原因也從未被追問，堅持追問者大多數被迫失聲。謊言與暴力是這個政權的真正基礎，每當它感到自己的無能與失控時，就會本能性地訴諸暴力，這是最熟練、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飾它內在的脆弱性。
這種精神也污染了整個社會，很多人儘管深受暴力之害，卻也不自覺地成為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會不公，缺乏正常的溝通渠道，暴力則變成捍衛個人利益與尊嚴的最後依靠。實行暴力的反抗者認為，暴力是社會唯一能聽懂的語言，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也從未真正信仰過其他的語言。他們在個人尋求正義的途徑中，放棄了面對事實：暴力只能摧毀一箇舊體制，卻不能帶來一個新社會——他們可能正在重蹈20世紀早期的中國革命青年所犯下的錯誤。
今日中國仍在掙扎著學會暴力之外的變革語言，但暴力的誘惑卻無處不在。它最簡單、最直接，最能釋放恐懼與煩躁，但卻往往通向更大的悲劇。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