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7日訊】在群體事件多發的背景下，大連市民反PX事件之所以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首先是因為這次事件的參與人數之眾，已經突破了近年來類似事件的規模，這樣的規模顯示民眾集結的能力在迅速提升。而對於以嚴格限制民眾遊行示威以保持所謂穩定的中共政權來說，大連PX事件的含義不言而喻。
由於集結規模的提升，公民的力量在這次事件中得到有力展現，為防事件擴大，大連市委書記唐軍連「集體決策」的幌子都不再打了，而是在遊行發生當天直接向遊行現場的民眾承諾大連PX項目搬遷，為消除民眾的懷疑，甚至連中共新聞媒體也被調動起來，當天就宣佈了該項目停產、搬遷的消息。目前還難以判斷大連地方政府是否會嚴格履行這些承諾，但無論如何，大連民眾已經取得了一次巨大的突破。
對比四年前的廈門反PX事件，我們會從大連遊行事件中發現中國社會的一些變化：首先，民眾的公民意識明顯提高，這是公民維權運動的根本，8月8日，大連福佳化工廠因海水沖擊而發生洩露危險，僅僅六天之後，民眾便大規模上街遊行。再則，民眾動員的效率在大幅提升，組織動員的方式也體現了現代公民運動的特點。借助現代通訊工具和網路媒體，短期內發起幾萬人規模的遊行示威對民眾來說已不再是夢想，而這樣的發動還是在沒有明確領導人或領導團隊的情況下進行的，僅僅時隔四年，大連的遊行人數已達到了廈門的十倍。我們也看到，政府擔心維穩失敗的恐懼心理也在提升，廈門反PX事件的遊行被員警驅散後，廈門政府走了一些「聽證」等過場才將正在建設中的項目搬遷，而大連市民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已經得到了自己的訴求得到正面回應的消息，這一次他們反對的是一個早已全面投入生產的全國最大的PX項目，其搬遷成本非廈門可比。
後面這一現象非常值得玩味，中共專制政體相對於民主國家而言的「高行政效率」這次在「採納民意」時得到充分體現。我想，即使在民主國家，面對民眾的遊行示威，政府領導人也未必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作出「從善如流」的決定，因為民主政府有其正常的意見表達、採納和表決機制，也許只有當中共的專制政體用於「採納民意」時才能體現出這樣的「效率」。
這種效率顯示中共對於穩定的自信已接近崩潰。他們既要擔心大連抗議人數的繼續增加，又要擔心事件向其他地區的蔓延。我們看到，就在大連民眾遊行的同時或前後幾天，成都、長沙等地都出現了頗具規模的群體事件，這些抗議一旦以足夠大的規模在相同時間內爆發，那一定中共的末日。在統治合法性不足、官民情緒對立嚴重的今天，中共已經承受不起1989年那樣的民眾聚集。所以，除了調動軍警進行鐵腕控制外，他們也不得不輔以柔性的方式處理問題（有時民眾無須上街，只通過網路抗議也能達成類似效果，比如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的被解職）。不過，在處理類似事件時，中共往往採用對多數人「軟」和少數人「硬」的兩手策略，我們需要注意到中共當局製造民眾對政府暴力的恐懼心態是其維穩的基本策略之一，所以公民運動也要注重策略，進退有序，儘量不給當局留下在民眾中製造恐怖的機會，一旦有人受到迫害，各界輿論應及時給予聲援，以促使公民運動的持續發展。
考察六四之後的群體性事件，我們會發現目前的民眾抗議事件已經從中西部城市、小城市向東南沿海、大城市擴散，這是中國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表現，另外，一般來說，東南沿海大城市居民生活相對富裕，來自個人生活的直接壓力相對較小，抗議事件往往來自於民眾對公共議題的關注，顯示了民眾權利意識和公民意識的提升。
在這些事件發生後，中共在「順從民意」的同時，一般會抓幾個所謂的「不法分子」作為懲戒和威脅，但這是徒勞的，因為在這些此起彼伏的群體事件中，很難確定誰是真正的領袖，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沒有領袖的運動，是民眾自我領導的運動，在事件組織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民眾的責任心、勇氣和智慧，所以，試圖通過打壓的方式壓制民間力量的凝聚不會長期奏效。只要中共繼續其專制統治，官員就會繼續侵犯人權、與民爭利，那麼，民眾對於權力的不信任和反抗就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把劉曉波這樣的異見人士全部關進監獄，中國仍然不可能達到中共所需要的「穩定」。
作為身在海外的異議人士，對於網路媒體所稱大連員警事後抓捕反PX示威人士的消息，我們應該盡快予以調查，做出必要的反應，以增加中共政權打壓民間力量的成本和難度，這也是切實促進民間力量壯大的步驟之一。中國有一個其他轉型國家不具備的人數眾多的海外人權活動者群體，這一群體理應成為國內公民力量的後援和助手，海外朋友不宜妄自菲薄。
這次大連事件中，有一點令我驚訝。作為一個長期研究非暴力抗爭的知識分子，我發現大連民眾在遊行抗議中表現出的理性、成熟，幾乎完美地體現了一切非暴力抗爭的基本原則。這樣的表現可以駁斥某些人有關「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搞民主」的論調和擔憂。我相信，有這樣成熟和理性的民眾，中國未來的社會變革不會是某些人所渲染的那種動盪、流血的前景，而一定是和平、有序的偉大革命。
明年中共將召開十八大，完成又一次人事更換，輿論往往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中共黨內派系及人際關係上，我認為，這些派系關係的變化不應是研究中國未來的首要切入口，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社會基礎上的一些變化，那就是公民素質的提升和公民力量的發育，當這種力量壯大到可以迅速改變政府決策的時候，民眾力量作為政治力量的形成是必然的趨勢。劉曉波認為：「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間的自覺，需要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或民間維權運動。」我想，目前越來越頻繁的民間維權運動已經彰顯了自下而上改革的路徑和政治可能性。我們應該沿著這一方向而努力。
就在大連反PX抗議事件發生的同時，還有一個指標性的事件沒有引起足夠廣泛的關注：北京維權人士王荔蕻的庭審過程中，三四百人現場圍觀。在今年2月份開始的罕見的強力打壓之後，對於敏感案件，能夠形成如此規模的圍觀，再次顯示了公民力量的韌性和堅定，也顯示了公民力量發育的多層次化。我相信，一旦當這樣的力量同時展現出廣度、韌性和多層次化的時候，專制政權的喪鐘就會敲響。我們不必預測等待中那一個關鍵的節點何時出現，但是，信任民眾、擁抱民眾，以不同方式推動公民力量的發育一定是中國民主化的最為關鍵因素。參與這一過程的不僅是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也包括很多體制內人士，更不用說一般民眾，未來中國的民主化變革將是社會各階層共同參與的過程，那些看似沉默的人一旦行動起來，才是公民力量真正彰顯的時刻。
文章來源：《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