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10日訊】創新，innovation，可以說是世界各國都在奮力追求的好事。但20世紀中國著名社會評論家魯迅以及21世紀中國許多評論人士則認為，甚麼好事只要到了中國，就難免變得邪乎起來，甚至可以邪乎得厲害。
邪乎的中國高速鐵路創新
以戲劇性的措辭和表情把“創新”與“邪乎”密切聯繫起來的，大概應當算中國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和中國政府的一批頂尖的高速鐵路“專家。”他們一度信誓旦旦地明確表示：中國自主創新的高速鐵路技術已經大大超過日本﹔日本有人指責中國的高鐵是“盜版日本新幹線，”“這有點大言不慚了﹔”中國高鐵安全性無可置疑，絕對不會發生列車追尾事故。
然而，悲慘的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還是發生了。
令世界各國的鐵路專家至今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自動防止列車追尾事故的技術，在日本和歐洲已經非常成熟，以至於列車司機在列車上睡著了也不會發生追尾。但追尾卻在中國發生了。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了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故？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的做法，令人擔心事故的確切原因是否能夠得到適當的調查。事故發生後，中國有關當局先是急速搗毀、掩埋、再掘出事故車輛﹔然後又安排先前非常肯定地說中國不會發生列車追尾事故的專家王夢恕擔任事故調查組副組長。
中國政府的這些做法，再次令中國公眾和國際輿論驚訝。
中國到底有多少創新
中國現在的高速鐵路多是引進日本、德國和加拿大的技術。引進日本的技術尤其多。日本媒體以及世界各地的媒體普遍報導，中國的高速鐵路技術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國以合作為名盜竊的日本技術。例如，《澳大利亞人報》日前報導說，
“（日本高速鐵路研究設計專家）說，中國只是在早先的項目上進行了合作，然後，就盜竊了他們的技術，把他們排除在外。與此同時，中方尋找機會建立中國國內的高鐵龐大網絡，並試圖建立高鐵出口產業。”
為了打造高鐵出口產業，中國甚至準備申請高鐵國際技術專利。中國的這種舉動在日本招致強烈的反響和反彈。而且，這種反響也傳到了中國。
中國的《南方週末》8月3日發表文章，題目是“中國高鐵神話終結。”文章說，“就在『7.23』事故之前，川崎重工在內的主要日本企業聲言，若中國企圖用日本之前研發的高鐵技術獲取專利，將會提起訴訟。”
毫無疑問，有關中國專利的國際訴訟，將讓世人有機會看到中國的自主創新到底有多少。
俄羅斯跟中國打交道的教訓
抱怨中國以合作為名盜竊技術的，不僅僅是日本以及日本公司，而且也包括許多西方國家的公司，以及俄羅斯的飛機製造廠商。
美國《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就這個問題都有長篇的詳細報導。但是，把這個問題說得最簡潔、明瞭、全面的大概是俄羅斯的《真理報》記者謝爾蓋．阿爾馬索夫在2009年4月22日發表的報導，題目是“中國無恥地盜竊俄羅斯噴氣戰鬥機技術。”阿爾馬索夫這篇顯然至今依然沒有過時的報導說，
“中國在1992年購買了一批蘇-27SKK戰鬥機。中國隨後表示要根據俄羅斯的許可自己生產這種戰鬥機。俄羅斯隨後得到中國購買同類型的雙座蘇-30MKK戰鬥機的定單。”
“中國的瀋陽飛機工業公司的生產奇蹟殲-11戰鬥機在1998年起飛。實際上，殲-11是俄羅斯許可證產品。”
“中國軍方在6年後表示，不需要根據俄羅斯的許可生產的戰鬥機了，因為這種戰鬥機的戰鬥性能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與此同時，中國有了95架新的殲-11戰鬥機。這些戰鬥機實際上是在中國組裝的俄羅斯戰鬥機。”
“但中國最終未能生產飛機引擎，因此，中國現在繼續向俄羅斯購買蘇-27MKK和蘇-30MKK戰鬥機引擎，儘管它們在理論上不符合中國的需要。”
中國創新乏善可陳
從某種意義上說，對中國究竟有多少自己的自主創新這個問題，與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有利害關係的俄羅斯或日本作出的判斷，難免都有酸葡萄反應之嫌。最好的判斷，應當是來自第三方的不帶偏見、或者難以帶偏見的全面的統計數字。
美國兩位學者7月28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提供了這樣的硬邦邦的數字。
馬里蘭州立大學戰略和創業教授阿尼爾．古普塔和中國印度研究所幹事合夥人王海燕（譯音）發表的文章題目是，“中國的創新是紙老虎：仔細觀察分析中國提出的專利申請和研發支出顯示，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古普塔和王海燕兩位學者指出：“中國95%以上的專利申請是在國內向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的。其中大部分的『創新』只是對現有的設計進行了微小的改動。對創新的更好的測量是看這些創新在國外是否得到承認，即中國的發明是否能得到美國、歐洲聯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的專利認證機構的受理和批准。在這方面，中國大大落後。”
“把話說得難聽一些就是，在2010年，中國佔全世界總人口的20%，全世界9%的國內生產總值，全世界12%的研發支出，但是，向中國國外的專利認證機構提出的或得到批准的專利申請只是佔全世界的1%。另外，來自中國的獲得批准的專利有一半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提出的。”
古普塔和王海燕兩位學者接下來指出了雖然中國研究人員眾多、資金雄厚、政府大力提倡、然而技術創新卻乏善可陳的一些原因，其中包括：
1）用於研究和開發的政府資金配置嚴重政治化﹔
2）中國的研究注重數量而不是質量，使用中國的而不是國際的標準來評價研究﹔
3）學術欺騙嚴重﹔
4）中國的教育制度強調死記硬背，不鼓勵學生創造性地解決問題。
一位中國大學教師現身說法
古普塔和王海燕指出的這些問題，顯然只能發生於一個對信息和知識的傳播實行高度控制的國家，而這方面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互聯網封鎖。
中國政府用於互聯網封鎖的資金和人力之大令全世界嘆為觀止。在各國互聯網網站與日俱增的當今世界，中國在全世界獨樹一幟，在2010年一年之內把互聯網網站減少了132萬個，佔前一年中國互聯網網站總數的將近一半。（詳細報導請參看美國之音的“世界媒體看中國：逆世界潮流而動”）
對網絡空間的嚴密管制，顯然已經成為中國當局的既定國策。西安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網絡工程系教師張翔公開主張並教授學生突破網絡封鎖，在網絡空間自由探索知識。於是，張翔受到了匿名的威脅警告，要他停止教授學生突破網絡封鎖。
張翔在接到匿名警告之後，對那些匿名警告者發表公開信。他在公開信裡說：
“你想一想，全球百強的網站，我們在大陸80%都不能訪問，此外還有很多技術博客被限制，大量的教學視頻無法觀看，怎麼去學習先進的文化知識。大量教師水平低，不認真，不少學生的自學能力差，只能天天無所事事，沉迷於遊戲，或外出惹事生非。如果你是國保（秘密警察），你如果有孩子，你覺得這樣下去行嗎？”
──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