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8月3日訊】我在北京第二監獄被關押8年，於2011年1月出獄。不久，我在互聯網上看到有關梁波女士的情況，得知她在北京海淀看守所和北京女子監獄遭受到歧視和酷刑，獄警對她身體的摧殘和精神的折磨，給她和她的家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這讓我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不安。
現年43歲的梁波，本為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教師，因練習法輪功，被中央民族大學停止授課。2009年3月，中央民族大學派人強行收回梁波的住房，梁波就此事找學校理論，校方卻對她說，早就把她開除了。同年5月，梁波再次到學校就被開除一事進行交涉時，該校文傳學院副院長陳允峰誣告梁波到學校派發法輪功光碟，公安隨即將梁波拘捕，後因梁波絕食抗爭將她釋放﹔2010年5月20日公安在梁波家中再次將其拘捕，關押在海淀看守所，在該處梁波受到了慘絕人寰的折磨與虐待。2010年10月26日，梁波被海淀法院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判刑3年半。
梁波女士自失去自由後，受盡了酷刑折磨，在歧視、虐待、恐懼中熬過了一年多的屈辱日子。我真為梁波女士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還會受到迫害而擔憂。
出於對梁波女士的同情和擔心，我通過野靖環大姐的聯繫，認識了梁波的丈夫薛孟春老師。我和野靖環大姐之所以對反歧視、反酷刑特別關注，一是我們都有著受歧視、受酷刑的類似經歷，二是酷刑和其他殘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不僅違反了國際法也違反了中國的法律，無論怎麼講，歧視和酷刑都是反人性的，是人類文明的對立面。三是今天我雖然走出了監獄，但監獄裡的一切我不能忘記，作為一個為社會進步盡責的人，自己有義務去促進監獄人權的進步和發展！
野靖環大姐在北京勞教人員調遣處一年零七個月失去自由的日子裡，她所遭遇到的虐待，蒙受的酷刑折磨的程度遠在我之上，偶爾聽野大姐說起一些事，就令我這種曾經受過酷刑的人毛骨悚然。而野靖環大姐沒有被酷刑的迫害屈服，不但在被關押期間進行頑強的抗爭，在被釋放之後，憑著堅強的意志，憑著超強的記憶，在一個字也沒有帶出來的情況下，竟然寫出了25萬字的詳細記錄。同時，她帶領著“新國大”團隊，每個星期都要到勞教局、司法局、各級檢察院、司法部、人大等等部門控告、投訴、舉報勞教的虐待和酷刑。終於，她們的控告被有關方面重視，北京勞教調遣處於2009年6月被撤銷、原調遣處的有關領導於2011年5月6日向野大姐道歉。所以，類似的遭遇和反對歧視、反對酷刑的實踐，使我們希望能與北京女子監獄的管理人員溝通，促進他們改進管理方式。
於是，在2011年6月13日，我隨同薛孟春老師第一次去女子監獄。
在這裡，首先要說明北京女子監獄的會見方式很特別，希望能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市政法委、北京市司法局和關注社會進步的人士注意。北京市目前現有的13所監獄、一個少管所，只有北京女子監獄還在使用“不定式、臨時性書面通知”的老手段來應付服刑人員家屬的探監工作。（與勞教所相同）
我和許多坐過牢的人都知道，每年年底，各個監獄都在家屬探視廳裡張貼出“某年某監獄的探視一覽表”，家屬拿著紙和筆把下一年的會見日期記錄下來，到了那一天，根據自己的時間需要，上午或下午的哪個時間段都可以見到監獄裡的親人。可以說，這是普通的常理，十幾年來都習慣了。
可是，北京市女子監獄別出心裁，搞臨時性的不定式會見，每個月由被關押的人給家裏寄一封信，把會見的日期時間通知家人。如果家人沒有收到信就錯過了會見時間，那就自認倒霉了，這個月就見不到了。薛孟春就有過沒接到信的情況，幸虧他聽別人說了四監區會見的時間，就早早地趕過去等著。之前他還沒有控告北京女子監獄的虐待的問題，所以等到最後還是讓他見面了。也就是這一次，梁波告訴丈夫所受的虐待，並說原來她不說，是怕家裏人著急，而且每次會見家人前，獄警都威脅不許說，但是現在情況越來越嚴重，她不得不告訴家人了。也就是在這次之後，薛孟春和梁波的會見受到阻撓。
北京女子監獄的會見方式，說好聽的，是只考慮自己的工作方便，不給服刑人員家屬一點自由的選擇。說不好聽的，這就是變相的歧視，連犯人的家屬都受牽連。從這點看，北京市女子監獄與其他監獄相比確實沒有一點人情味。更值得人們注意的是，北京女子監獄居然是司法部挂牌認定的部級文明監獄，是北京市14所監、所中的典範，最亮的監獄光環。
6月13日上午8點40分，薛孟春老師拿著監獄寄來的探監通知書和他們的兩個孩子及梁波女士的老母親到女子監獄家屬探視接待窗口前辦理會見手續。本來已經更換了會見牌，但是突然又被另一位女獄警趙海霞制止，說“梁波是第二批接見，現在不能辦理會見手續”。其實，這是一個藉口，目的是不讓梁波的丈夫、母親和孩子與梁波見面。因為，在5月的會見中，梁波向丈夫講述了自己受到包夾等虐待的情況，而薛孟春在會見之後就多次致電北京女子監獄獄政科希望交流解決問題，但十多天的聯絡未獲得獄方任何回應，薛孟春只好向北京市監獄局投訴了。這種投訴當然是被監獄方否認的，而且對投訴人更加懷恨在心。
我聽說女監不讓給犯人送書，感到不可思議，就帶了3本書，這3本書都是我從二監帶回來的，我找到坐在值班臺的四分監區的監區長劉迎春，跟她說明想把書送給梁波，因為梁波的文化程度很高，如果不讓看書，對有文化的人是非常嚴重的精神折磨。
但是，劉迎春的態度非常堅決，說女監有規定，就是不許送。我就跟她爭執起來，我強調，女監不能自行制定規則侵犯在押人員的利益，應該執行國家的監獄管理法規。劉迎春乾脆就不理睬我們了，坐在臺子裡面低頭看書，還故意地念出聲音。其實，我們看得出來她已經是氣憤到了極點，她拿書的手一直哆嗦著。她說：“從來沒見過你們這樣的。”她的話是真的，犯人和家屬在這裡都是老老實實的。但，劉迎春是無理的，是違法的，她的內心也充滿了恐懼，這是對正義的恐懼。
9點多，女子監獄獄政科的鄭科長打開了監獄長接待室，讓薛孟春老師和親友們進去，說要跟大家談談。這時，我就說了二監比較人性化的做法和女監需要改變的地方。野靖環大姐就說了勞教調遣處向她承認過去的錯誤並道歉並改變的情況。我們一再說明：監獄管理可能有歷史慣性，希望能聽聽其他地方的做法，能有所改變。
鄭科長一直聽著，基本不說話。突然，十幾個警察滿臉怒氣地魚貫而入。有的站著，有的坐在空位子上，一個個虎視眈眈地盯著我們，接著劉迎春就舉著攝像機進來了，挨個給我們攝像。
我們根本不在意他們的這種威脅氣勢。又談了15分鐘，我們覺得該說的話也說完了，於是，就主動跟兩個穿警察制服的、佩戴的臂章是“公安”字樣的警察說話。這才知道，女監居然向當地派出所報警，說我們“擾亂辦公秩序”，要求派出所來人解決。大興區公安分局林校派出所派出了孫警官、李警官和兩個協警出警。
此時，孫、李兩位警官還特意對鄭科長說：別影響家屬的正常會見，你們馬上安排家屬的會見工作。鄭科長卻說，在派出所沒有解決問題之前，不能安排會見。
孫、李兩位民警說，沒有發現我們有擾亂的行為，讓我們登記身份證，然後就走了。
鄭科長本來表現得很安靜，這時露出了真面目，惱羞成怒了。他們以為會把我們都帶到派出所，沒想到派出所的人竟然走了。於是，鄭科長要和薛孟春老師單獨談一談，薛老師不同意。鄭科長出去了，回來又說給薛老師辦理會見手續。於是，薛老師跟他們到另外一間屋子，3個獄政科的人跟他談話。
眼看第二批接見的人都出來了，時間已經到了12時20分了，鄭科長才告知薛孟春老師：由於你帶著其他無關人員到監獄鬧事，停止會見梁波。
12點30分，出來了十幾個男獄警，推搡拉拽，把我們一行人轟出了接見室。這天的氣溫高達35度，梁波的老母親被折騰得頭暈目眩，痛苦地流著眼淚。兩個孩子，一個7歲、一個10歲，在烈日炎炎下，朝著監獄的大門高喊著：媽媽！媽媽！
我在監獄裡坐過8年多的牢，每個月都和家屬見面，親人的所思所想我最熟悉了。看著眼前的老母親、丈夫、孩子盼望看到高牆裡面的親人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的，內心一陣陣地絞痛，淚水也忍不住地湧了出來——我在監獄的8年多，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中午飯後，我和野靖環大姐、楊凌雲大姐、鄭威大姐陪同薛孟春老師，冒著酷暑，趕到北京市監獄局遞交了臨時手寫的書面材料。
第二天，薛孟春老師接到女監的電話，說可以讓梁波的母親帶著孩子來見面，不許薛孟春見面。
過了半個月，薛孟春又接到了7月份的探監通知，這次安排的是第一批，早上8點30分會見。我和野大姐約好，還是利用這個機會找鄭科長、劉迎春等獄警談談——仍然寄希望他們能改變管理方式。
2011年7月14日，薛孟春一家人早上6點鐘就出發了。從北京的海淀區最北面到南面的大興，路途遙遠，所以，一家人就早早地出門了。大兒子那天腸胃不舒服，在汽車上就要拉肚子了。薛老師停車尋找公共廁所，讓孩子方便。恰巧，我和野靖春要乘坐地鐵也走到那裏，就搭乘汽車一起來到女監。
8時20分，我們的汽車剛剛開進女監的停車場，鄭科長就帶著幾個獄警跑過來。鄭科長指著我和野靖春說：這兩個不是家屬，讓他們出去。那幾個獄警就立即把我和野靖春推到停車場的大門外，還把鐵柵欄門緊緊地關閉，十幾個獄警在大門裡面，三四個獄警在大門外面，如臨大敵。
大門裡面的獄警拿著攝像機朝我們攝像，大門外也有獄警給我們攝像。野靖春拿著照相機給這些情景拍照，獄警竟然揮著手阻擋，說：“這是我們監獄的地盤，不許照。”野靖春說：“你們女監也太牛了，這荒郊野地的都成了你家的了？你說中南海也是你的地盤吧！”還好，獄警沒有搶奪照相機。
8時35分，野靖環大姐和20多名關注反歧視、反酷刑的朋友來了，野大姐隔著停車場的柵欄對裡面的鄭科長說：“鄭科長，我還想跟你說幾句話。”鄭科長黑著臉，根本不理睬。這時，又有增援的麵包車載著十幾個獄警堵住了大門口。還有一個穿白色警服的、我判斷是監獄長一級的領導也到停車場親自指揮。我數了數，大約有30多個獄警。
這個停車場是探視登記處外面的一個大院子，南面、東面、西面用鐵柵欄圍著，南面有一個大門緊挨著公路，從前都是敞開的。西面緊挨著登記處有一個小門，是工作人員從監區到登記處最方便的出入口，也是探視家屬進入監區的出入口，這裡連門也沒有。
有一輛小汽車開過來，車裡的人看見這麼多獄警把守大門，恐懼地問：“我來晚了嗎？不讓進了嗎？”有獄警過來問：干甚麼的？那人說：探監的。獄警看了他的“會見通知”，就打開柵欄門讓他把汽車開進院子了。
這樣的場面，表現出了女監超出常理的恐懼。他們到底怕甚麼？我實在是搞不明白，我在二監8年也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事。我的妻子賈建英在外面為我上訪了8年，她廣泛地和國際社會聯繫，廣泛地到各級有關部門上訪，也沒有被停止與我見面的問題發生。
野靖環女士招呼大家到公路旁邊的樹蔭處坐下，拿出胡錦濤的七一講話高聲朗讀：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9點整，我們離開此地。我在回家的地鐵上聽到一個萬萬沒想到的消息：薛老師一家不但沒有見到梁波，又被監獄報警了，林校派出所的警察口頭傳喚：“因為薛孟春把汽車開進大門，擾亂了監獄的辦公秩序”，全家老小被帶到派出所。
薛孟春問派出所的警察：“我每次來都把汽車停在院裡，從來也沒人管。再說了，院子裡停了那麼多汽車，為甚麼偏說我把車停在院子裡是擾亂了？”
警察也無可奈何地說：“我們也沒辦法，女監說大門關著，你用汽車撞開大門進來的﹔還說你用汽車撞獄警，如果不是人家跑得快，就被你撞死了。”
派出所的警察還仔細地查看薛孟春的汽車，然後說：我們也不相信你用汽車把大門撞開了，你的汽車一點兒都沒有撞擊的痕跡。
薛老師說：我還舍不得用我的汽車去撞那個破鐵門。再說了，車裡坐著我一家老小和我的朋友……
女監的鄭科長還把我們在樹蔭下坐著的錄像給派出所，說我們是“靜坐”。這也成了薛孟春的罪行。看來，他們真的把女監當成中南海了。
薛孟春全家老小從上午10點被關押在林校派出所，老母親又急又氣又怕，犯了心臟病。派出所的警察說：我們也沒辦法，女監告到了市局，我們等著上級指示。一直到15日1點多才向薛孟春宣佈：經調查，你的行為不構成擾亂辦公秩序。
根據我的經驗，犯人被虐待的程度越深，就越不敢對監獄裡的黑暗面提出批評，而監獄領導越是沒人批評，就越對犯人嚴加管制。這樣的惡性循環，將使黑暗變得更黑暗。從許多事實來分析，北京市女子監獄中的犯人已經處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環境之中了，無論是國際法還是中國自己的法律，都是不准許的！
我相信，反歧視、反酷刑是寫進國際法和中國法律的，任何一所監獄也不敢把自己在黑暗中的醜惡行徑拿到桌面上來。從梁波家屬幾次探監的遭遇，我們可以認為，必須對北京女子監獄進行監獄人權監督。應儘快把女監的問題在社會上公布，讓它透明化，讓女監裡的犯人喘喘氣，該講點人性了。
2011年7月15日於北京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