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23日訊】「兩波民主化」指的是始於8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2011年發端的中東北非革命。
寫這篇博文緣起於我在一些電台作Calling節目的經驗。國內聽眾經常會發問：中國人權狀態這麼差，為什麼國際社會不幫助我們？聽其講述，似乎他們不了解國際社會是由價值觀不同、利益取向不同的各利益主體組成，往往將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價值共同體，在面臨任何國際爭端時都能統一行動。我絕對無意嘲諷這些可愛的同胞，但我想通過剖析第三波民主化與2011中東北非革命的國際環境，讓讀者對國際社會有一個粗略的認識。
近30年以來，世界經歷過20多年前的第三波民主化與發端於2011年的中東北非革命。觀察國際社會在這兩波撼動世界的民主化浪潮當中採取的姿態，對還未民主化的中國極其重要。據我觀察，兩波運動有個最明顯的差別：第三波民主化當中，外部勢力的干預行動往往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而2011年發生的中東北非革命，卻完全是本國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結果，並無外部勢力的介入與 「操縱」。
對於外部勢力在第三波民主化當中扮演的角色，亨廷頓在他的名著《第三波：20世紀後半葉的民主化浪潮》中已專列一節分析，其中提到當一些國家達到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時，就進入了最可能朝民主化方向過渡的地帶。在這一階段，外國政府或機構的行動也許會影響、甚至是決定性地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在1970年代的29個民主國家中，有15個民主政權要麼是在外國統治期間建立起來的，要麼是在從外國統治下獨立后建立起來的。
接下來，亨廷頓列舉了以下事實：上世紀80年代末，世界上主要的權勢和影響來源如美國、梵蒂岡、歐洲共同體（歐盟的前身）和蘇聯（指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都在積極地促進自由化和民主化。羅馬教廷使天主教國家的威權政權失去了合法性；布魯塞爾為南歐和東歐的民主化提供了動力；華盛頓則推進了拉美和亞洲的民主化；莫斯科消除了阻礙東歐民主化的障礙。我想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當時這些國家除梵蒂崗利用其宗教影響力、莫斯科主要利用其政治影響力之外，美國、歐共體等正處在經濟上升時期。尤其是美國，使用了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手段來大力促進國外的民主化進程，為輸出民主提供了大量實質性的財政支持甚至軍事行動方面的支持，比如里根政府在1983年入侵格瑞那達，布希政府曾命令軍用飛機飛向馬尼拉上空，以示支持阿基諾。
但中東、北非今年的「茉莉花革命」，其發端卻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完全不同的特點：無明顯宗教主張驅動，無強大反對派組織，無外部勢力在背後「策劃唆使」，完全出自於北非中東國家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要說這輪革命與第三波民主化有什麼瓜葛，大概就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為突尼西亞、埃及等國人民獲得相對寬鬆的環境創造了條件——90年代蘇東波之後，在外部壓力與危機意識的驅使下，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為了長治久安而採取了相應的寬鬆措施，如部分放開言論自由、允許私人資本辦報、允許民間結社與多黨制。說到底，民主化雖然首先是一個價值觀念傳播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正是突尼西亞本阿里與埃及穆巴拉克這種開了一條門縫的施政措施，種下了今天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的種子。
中東北非革命潮起，應該說完全出於美歐意料之外。自「冷戰」結束之後，西方自由世界失去了「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的敵人，紛紛調整外交政策，不再以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為主要考量因素。當中東北非發生革命之際，西方國家正好陷入2008年開始的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蕭條而財力衰竭。因此當革命發生之時，美歐等國反應遲鈍，幾天以後才算是表態從道義上支持。利比亞在陷入卡扎菲政府軍與反對派的內戰之後，聯合國安理會在一些阿位伯國家的要求下，才被迫於3月 18日通過旨在保護利比亞平民的1973號決議，在利比亞設置禁飛區。一直是世界民主化領頭羊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得不一再對內向國會保證此次軍事行動不增加政府開支，對外一再強調美國參與軍事行動的合法性和有限性。這一「有限」，使得利比亞的反對力量在與卡扎菲的武裝對抗持續了整整4個月左右，才算是看到了曙光。7月中旬的伊斯坦布爾會議標誌利比亞事件進入收尾階段，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領導人馬哈茂德•賈布里勒向會議呈交了一份詳細計劃，表示一旦卡扎菲屈服於國際壓力下台之後，將把利比亞轉型為全面民主國家。基於此，美國和其它30個國家承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為該國合法管治當局。承諾在辦完相關法律手續后，就會將卡氏家族存放在英美等國的320億美元財產移交給利比亞反對派。
分析兩波革命中外部勢力的作用與態度，主要是幫助中國國內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認識一點：推動中國今後的民主化進程，主要依靠本國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及行動能力的增強。世界現在處於一種此前很少見的歷史階段：西方與中國經濟同時陷入衰退期，歐洲經濟頹勢已成，短期內難以復甦；美國經濟雖然比歐洲好得多，但目前也處在U字型底部，加之因阿富汗及伊拉克等幾次戰爭而積欠的巨大的國債，不得不部分調整其國際戰略，放棄或者減弱在某些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者職能。比如在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擔當了重要角色的美國之音，其中文廣播至今前程未卜，就是在這全球包括美國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當下，中國其實也進入了朝向民主化過渡的緊要階段。當一個國家用於對內鎮壓的維穩經費超過對外的軍事開支，全世界都知道這條路最後只會通向動蕩混亂。中共領導層如果順時而動，主動推進民主化進程，將成為世人景仰的戈爾巴喬夫。如果固步自封，頑固地堅持高壓維穩，在今後某一天失去了權力，那也完全是自作孽，而非外部勢力干預的結果。
文章來源：《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