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9日訊】一無所用心言不及義的無聊人士，曾受到孔子嚴厲批評。其實這種人放在當今中國，已堪稱優秀。就算是用心於利、唯利是言，開口就是錢錢錢，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也不過庸俗討厭而已。
最可怕的是用心於惡損人利己，坑蒙拐騙不以為恥，為了金錢，為了享受，為了眼前一時的利益，什麼親情友情鄰里之情都可以利用和傷害。無論政治動物經濟動物，都成了利益動物。這種動物化、畜生化生存，大多數國人已習以為常。互相利用互相欺騙互相坑害互相下毒已成為社會常態。
牟宗三說過：當今中國人是有史以來最醜陋的。然哉然哉。其中最最醜陋的又數官員。除了暗箱操作出來的特權和借權謀來的髒錢，馬家官員及「類官員」什麼都缺，缺道德，缺智慧，缺文化，缺人性。（足協、證監會、紅會等管理者似官非官，故稱之為「類官員」）。
連紅十字招牌都可以用來吸血，成為發災難財國難財的方便法門，連「慈善家」都可以做成大富豪（注意，不是大富豪做成慈善家），何況其他？（不過，前幾天不小心見紅十字會秘書長在微博上與網民對罵，還是禁不住心生憐憫，愚痴無極限啊。古人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為絕大多數國民厭惡憤恨切齒咒罵者，活著也是煎熬，而且只怕活不好也活不久，縱不受法律懲罰，也難逃天譴天殃。）
高薪養廉的主張，在西方和古代都有效，唯獨在當代中國行不通。民主社會法律健全嚴明，貪污腐敗大不易，高薪養廉行得通，薪水高了，官員沒有後顧之憂，守廉拒腐更容易；儒家社會，官員文化品德較高，「有恥且格」，有「內顧之憂」，高薪養廉也行得通。唯獨馬家社會，外沒有良法良制的防範，內沒有良知信仰的約束，薪水最高也喂不飽貪婪的胃口。
二或認為共官總要比「封建官僚」好些，是對歷史和傳統的無知。「封建官僚」以儒門中人居多，都有一定的文化修養道德底線，多少有些敬畏，敬天法祖，三畏，壞也壞得有限度，有止境，不至於崇拜邪說、邪惡和暴力，豈是馬列邪說唯物信仰培養出來的共官可比？
儒家不是以窮為榮，而是以道德為榮，以清廉和節儉為榮。崇儒的王朝，官吏都相對廉潔。即使是王朝晚期腐敗起來了，也有不少清官支撐門面，甚至清官廉吏仍為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化的王朝中，宋朝又是官場最有道德的朝代，從朝廷到地方，清廉的風氣廣泛形成，從大員到小吏，儉約的追求深入人心。《昨非庵日纂》一書中收錄了大量宋朝大小官員的廉潔節儉的故事。那時候如果「發明」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朝廷高官和各級大吏帶頭實行將沒有任何個人顧慮和障礙。
王旦曾任宰相11年。《宋史•王旦傳》載：「被服質素，家人慾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
除了秦檜和韓侂胄，宋朝宰相幾乎無不廉潔，王旦的表現在宋朝歷代高官中毫不稀罕。有些高官的廉潔已到迂腐不近人情的地步，馮夢龍《古今譚概》中收錄了一則關於《茶具》的故事：
范蜀公與溫公游嵩山，以黑木盒盛茶。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謝在杭曰：「一木盒盛茶，何損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子猶曰：「此箕子啼象箸之意也。」
這個故事出於宋周密的《癸辛雜識》，文字略有不同。明劉元卿的《賢弈編》和謝肇淛的《五雜俎》皆有收錄。溫公指溫國公司馬光，大家比較熟悉；范蜀公即范鎮，字景仁，仁宗朝知諫院，神宗時以戶部侍郎致仕，哲宗立，召不起，封蜀郡公。
堂堂副部長級別的領導（戶部為六部之一，戶部侍郎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不過古代是大部制，戶部侍郎的許可權比財政部副部長要大得多。）有一個茶具，也值得大驚小怪。難怪謝在杭嘲笑：「宋人腐爛乃爾！」窺一斑而知全豹，從二公身上，可見當時的官場風氣。注意：這裏腐爛是迂腐的意思，意謂廉潔過度到了迂腐的地步，與現在「腐爛」一詞意思正好相反。
儒家社會，盜亦有道，馬家官員則沒有底線。古代任何王朝的官場都不至於腐敗得這麼徹底、齷齪得這麼深刻、「貧困」得這麼全面。不僅官場黑幕重重，一些協會、學會組織也類官場化，從中國足協、證監會到紅十字會，無不黑幕重重。
三前三十年不用說了，后三十年的馬家政府，即使不是最壞，也是有史以來最壞的政府之一。就拿對自然環境和資源來說，幾十年的破壞和浪費，只怕幾百年、幾千年來也恢復不了彌補不了啊。
我在《九十光陰尚有幾》中指出：「現在生態環境惡化和各種資源浪費之嚴重都是空前的，政治社會文化道德各方面環境更是全面惡化。再這麼『堅持』下去，在並不遙遠的將來，中國這片土地是否適合人類居住都成問題。」《財經國家周刊》於2011年7月12日披露的消息，為東海這段話作了生動的註腳 —-當然，僅僅是註腳之一。
《財經國家周刊》題為《多城市飲用水標準降至劣五類，江蘇湖庫達標率僅3.07%》消息說，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一項調查表明，因為新中國60年間，經濟增長與水資源變化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水源大都嚴重污染，中國目前不缺水的省市僅有10個，占國土面積不到16%；而嚴重缺水區和極度缺水區占國土面積60%以上。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更發現，在中國一些大城市存在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政府通過去除某些水安全指標，降低檢測標準，來使飲用水水源地的水質 「達標」。如目前上海市青草沙水庫是上海最好的「水質良好的二類水水源地」，卻是在政府下令「去除總氮、總磷檢測指標」后而升質的 ——「沒有這兩個指標，青草沙水庫就是二類水，如果按照國家標準納入總氮、總磷指標，青草沙水庫的水質就一下子到了劣五類。」—-「劣五類水質」為水質最低標準，國際上禁止飲用。
由於目前中國尚未有一座城市的污水收集和處理能力能達到100%，很多污染在沒有入網的情況下直接排出，所以百姓喝的「劣五類水質」，不僅有總氮、總磷、化學需氧量等常規指標超標，還檢出不少有機污染物——「許多有機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發性，對人體健康存在長期潛在危害。飲用它無異於慢性自殺。」
前國家環保總局曾對全國56個城市的206個集中式飲用水源地的有機污染物監測表明，中國的飲用水源地受到132種有機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種屬於國內或國外重點控制的污染物。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調查表明，全國31個省市只有西藏自治區和新疆自治區地表水飲用水水源保護區不存在上游來水水質超標的問題。其餘地區上游來水水質不達標現象都極為嚴重，成為飲用水源地污染的重要原因。
專家認為，由於中國政府弄虛作假，將各地的「劣五類水質」皆謊稱為可飲用的「二類水質」，實際上是在逼民眾慢性自殺——這些「劣五類水質」是今日中國遍地「癌症村」、「腫瘤小區」的重要原因。
為了經濟發展，不僅犧牲生態、自然環境，而且弄虛作假隱瞞水質真相，根本不顧廣大國民生命安全。付出這樣高昂代價發展經濟，其意義、目的何在？還有比這更不負責任的政府嗎？這是剜肉補瘡、吃子孫飯啊，這是做一天領導維一天穩、「我身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態，這是隨時準備棄船的心態啊。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唯物者更鄙，不屑遠謀。
四政府官員所缺的，知識分子同樣缺，他們熱衷於為專制抬轎、為特權幫忙、為「共和國」站台，兼為騙子作配角。哪裡有醜劇、悲劇、慘劇及騙局，哪裡就有戲子們忙碌的身影。有的知識分子乾脆一身兼二職，既戲子又騙子。
古話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而今是：婊子或有情，戲子更無義。婊子不立牌坊，戲子騙子則都喜歡大立特立牌坊，一個比一個堂皇。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二曲曰：「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于影響。」 陸九淵說：「風俗成敗，系君子小人窮達，亦系幸不幸，皆天也，然亦由在上之人。」各級領導及知識分子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領導」社會潮流和時代風氣的。
明楊繼盛曾上書列舉嚴嵩「十罪五奸」第十條罪狀是：「自嵩用事，風俗大變，嚴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嚴嵩好諛，天下皆尚諛，敗壞風俗。」嚴嵩貪污納賄，賣官鬻爵，私財無數，富甲天下，曾得意地宣稱：「朝廷不如我富」。身為首輔，公開以富為榮唯利是圖，官場能不腐敗、風俗能不敗壞乎？
明朝雖出了嚴嵩腐敗集團，官場仍多清官廉吏，朝野仍多正人君子，假惡丑與真善美並存，官場縱腐，民間不敗，不像現在，官員腐敗全體性，道德淪喪全民性。這一切都是拜「滅天理，縱邪欲」的馬家所賜，唯物主義導向物質主義，專制主義造就特權至上，以經濟建設的為中心讓國民淪為經濟動物，理所當然啊。
五49年是一道華麗麗的分割線。經過中共持續不斷的努力，人騙人、人害人、人吃人早已成了中國社會的常態。強人吃弱者，弱者吃更弱者，甚至對親朋好友下口。人間地獄就是這麼造成的。
由於條件、知識、能力等限制，弱勢群體算計、欺辱、坑害的對象往往局限於親朋好友。流行已久的傳銷就是專「吃」親朋好友的，參与者都屬於弱勢。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窮斯濫，有點小錢更濫；常受欺，略有力量就欺人，甚至毫無力量也欺人。
有樂於助人的律師對我埋怨愚民太多，要助弱勢，不僅要與強勢集團斗，還要防範救助的對象。我告訴他：愚比惡好。當強者弱者都普遍豺狼化的時候，你沒變成東郭先生，算你幸運。
魯迅曾經嚴批「國民劣根性」，而今國民的種種劣根，比起民國時代，早已變本加厲。魯迅所謂的「國民劣根性」，其實不是民族性，而是文化和制度的產物。滿清政府的部族專制和對儒家的扭曲利用，導致某些國民劣根萌發，終究有限；馬列文化和黨主統治對人性的敗壞卻是無底的。
五四雖然鼓呼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並未全倒，真仁義與偽道德義並存。文革以來，別說真道德，連偽道德、次道德都沒剩下，一切都反著來了，不仁不義無道無德的東西被抬上天去，吃起人來就冠冕堂皇、肆無忌憚了。
一個致力打倒中華文化、高喊「仁義道德吃人」的人成了民族魂，這個民族還有什麼魂？有的只能是野蠻、邪惡的魂。「解放」六十多年來，各種惡習全方位釋放和大範圍泛濫，惡的力量完勝（儘管從歷史的陽光看是暫時的），良有以也。
特別羡慕古人，政治無道，還有民間可以寄託，有農村可供隱居，而現在的農村，早已不適宜隱居養老了，惡化的不僅是自然生態環境，還有民風和人心。天下滔滔，能夠倖免者寡。官員和知識分子缺的，其它階層照樣缺，連自古以來最為淳樸的農民也早已普遍非人化。
一些農民有一種可笑而又可怕的邪見：認為做老實人吃虧，總希望自己壞一點或者有機會壞一次，結果越壞越吃虧，越苦難，進入惡性循環。下一代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下，也很容易成為奸詐惡毒的「聰明人」。
曾有一輩子老實貧苦的老大爺對我說：「人死如燈滅，一切都是空的。趁活著時有好吃的好穿的就別省著，別苦了自己。」（大意）很感謝他的關心，可是這種物質主義生命觀卻讓我感到可憐，感到沒有生命信仰的可怕。
不能信解儒家或佛道，哪怕信鬼神信上帝也好，多多少少有點內在的約束。唯物信仰者則不然，一旦有了條件或有了權力，壞起來伊于胡底。即使沒機會壞，人生也是悠悠蕩蕩蒼白凄涼的。這個老大爺的觀點，實為唯物主義者共有。國人道德沒有底、心靈沒有家，根源就在這裏。
日前讀到（明）謝肇淛的兩段話，不由得感慨系之。他說：「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著膝間；或兀坐一室，習靜無營；或命駕出遊，留連忘返。此之為樂，不減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比乎？」
而今農村早已非古典的田園，山水被破壞，田地被污染，魚蝦麋鹿早無蹤，同調之友更難覓。兀坐一室，拆遷之聲隱隱，命駕出遊，怨苦之聲處處，何樂之有，又豈忍心獨樂？今時今世，身為儒者，富貴難求（邦無道，富且貴，恥也。）但隱居之處、養老之地、同調之友更難求。
六生平對心地不良者不僅有一種天生的反感，而且有一種特別的敏感。我想，是那種陰暗齷齪的心地散發出某種特殊「氣息」讓人不舒服。這種敏感，一方面說明我高度靈敏，一方面也說明修養不到家，未能抵達「不動心」之境。
在自己的文化道德力量還沒有形成一定的「勢」，還無法有效感化和普遍教化之前，我只能提醒自己，暫時離「壞心人」遠些。就一時一地而言，社會的力量、人類習性的力量太大了，滔滔者天下皆是，儒者個人的道德力量太薄弱了。
自古聖賢大儒不輕易見人，不輕易應徵，是有道理的。「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即使有尊儒為善的傾向，倘若程度不夠，君子也不一定 「入」。）公山氏召，佛肸召，孔子都有欲往之意，後來結果都未往，我想，根本原因在於，孔子知道公山佛肸終究是不可教化的。儘管自己可以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但也沒必要做無用功。
孟子說得好：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文化啟蒙、道德教化、良制良法建設等等都離不開一定的權位。程子曰：「孔子為宰，為陪臣，皆可以行大道。若孟子，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也。」（《二程集》）可見，聖賢在世，沒有相應的權位也難以行道。孔子也得為宰為陪臣才行，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而後行」。
宰，古代官吏的通稱。《周禮-目錄》：宰者,官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陪臣」 即臣之臣。諸侯國的卿大夫對諸侯稱臣，對天子稱「陪臣」；卿大夫的家臣對諸侯而言為「陪臣」。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長官；司空是主官建築與道路等事務的長官，大司寇是掌管司法的長官。錢穆認為：「孔子自中都宰遷司空，亦見《孔子家語》，應為小司空，屬下大夫之職。」（《孔子傳》）
賓師指不居官職而受到君主尊重的人，相當於客卿和帝王師。《孟子•公孫丑下》朱熹注引范氏的話說：「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
當今中國真知正見不彰，惡性異端為王，政治、文化、社會、道德諸環境皆遠不如孔孟時代，真正的儒者處境更為艱難，連「周遊」和「跑官」的動作都可以免了—-好在還有互聯網，真理正見不用藏之名山矣。
七每個人的命運與社會共業有關，但主要是別業（不共業）造成的，業由心造，歸根結底，命運決定於自心。救人、維權很重要，救心、「維心」更重要。心壞，命運就會敗壞，還會給他人給社會帶去災難，壞心人多了，社會的「命運」就壞掉了—-共業由別業綜合而成。
不過，一個社會不可能這麼無止境地墮落、惡化下去，良知不滅故，斯文不喪故；某些人物和勢力也不可能再這麼無限度地腐敗下去，天道好還故，否極泰來故。中國又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歷史最齷齪的一頁終將被翻過去。古人云：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舉而措之一家之人,謂之產業；舉而措之害天下之民以利一家之人,謂之冤業。以事業作產業,人怨之；以產業作冤業，天殃之。」
人怨天怒，焉能長久？黎明前的黑暗，預兆著太陽已經悄悄覺醒；儒家一陽來複，則預告了新時代曙光將現。儒家目前力量雖然微弱，但前途不可限量。釋迦牟尼說過，世間有四種東西雖小卻不可小覷：毒蛇、火種、王子、佛法。毒蛇可以咬死巨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子登基權勢廣大，佛法流傳普度眾生。儒家「仁法」也是如此。
挑戰與機遇並存，毀滅與新生同在。是隨波逐流還是砥柱中流，是被淘汰還是成德成聖，歷史把莊嚴的選擇擺在很多人面前，併為某些曾握屠刀但良知未泯的人物提供了「立地成佛」的曠世機遇。
或認為姑且冷眼旁觀，靜候世局變遷，就是獨善其身。其實身為體制中人，「不作為」就是惡，就有罪—-儘管相對較輕。某些惡業互相影響關係密切，大家一起受果報，稱為共業。濟群法師在講到共業時曾舉過兩個例子：
一，譬如你參加了一個詐騙集團，雖然你沒有直接參与詐騙活動，但是詐騙集團也給你了一份利益，將來招感果報的時候，你照樣有一份。這屬於共業；二，譬如同在殺豬場工作，財會人員雖然沒有直接參与殺豬的行動，但每月開工資的時候，他也照樣拿一份，將來招感果報的時候，他也要承擔一份。
因此，面對即將到來的歷史性變革，繼續「堅持」固然愚昧，逃避旁觀也不是辦法。方式方法可以因人而異，但不能毫不作為毫無動靜，至少要發出一點聲音來。
愛民是最好的自愛表現，道援是最好的成德法門。希望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參与到儒家「道援天下」的事業中來。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華民族將從血腥烈火中鳳凰涅槃，向世界重新展示真善美的輝煌。讓我們為了這一偉大目標共同努力。
2011-7-16東海儒者余樟法
文章來源：《儒家郵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