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6日訊】 就像所有現代革命一樣，俄國革命始於“上層”對於自由化的遲疑——其理由已經超越了對於經濟的必要調整，以及讓國際環境更加有利。毫無疑問，戈巴契夫的創業思路有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想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
每次革命都是一次驚奇。儘管如此，上一次俄國革命卻可列入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列。時間回到1991年之前，當時在西方，無論專家、學者、官員或是政客們都沒有預料到整個蘇維埃聯盟及其一黨專政制度、國營經濟體以及克里姆林宮對於國內和東歐各國的控制會在一夜間分崩離析。自視為未來革命者的蘇聯國內異議分子，同樣也沒有預計到這一點。1985年，當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成為總書記時，他的同代人完全沒有預計到一場革命危機的到來。雖然圍繞蘇聯體制中存在問題的規模和深度有著各種爭論，但沒人想到這些麻煩會危及體制的生命，至少不會這麼快。
這種普遍的短視由何而來？西方專家對於蘇聯崩潰的始料未及，或許部分出於一種歷史修正主義的思想作祟——稱之為反反共產主義——它傾向於誇大蘇維埃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然而，另外一些幾乎完全沒有對共產主義持懷柔態度的人，也對其突然死亡感到困惑。作為美國冷戰戰略的設計師之一，喬治.肯南在《當代國際事務史》中回顧這段歷程時，認為“很難有比它更加詭異和出人意料，甚至乍看上去有些難以理解的事件，先後以俄羅斯帝國和蘇維埃聯盟面目出現的一個強大國家，頃刻間便土崩瓦解，完全消失的無影無蹤”。作為美國總統羅奈爾得.雷根的顧問之一，理查.帕普斯或許是全美國最專於俄國歷史的學者，他也稱這場革命“始料未及”。1993年，在保守的《國家利益》雜誌上，他發表了關於蘇聯滅亡的論文集，標題目是《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詭異滅亡》。
於是，可以理解的是，這種集體性誤判可以被毫無風險的被納入一份心理檔案中，分類在奇怪和變化無常的社會科學之下，隨後便被遺忘。然而直到如今，二十年過去了，一種認為蘇聯會繼續延續其目前狀態，或是至多會開始冗長的衰退的假設，似乎仍被看作是理性的結論。
實際上，1985年的蘇聯，與其十年前相比，擁有類似的自然及人力資源。當然，其生活標準比絕大多數東歐國家低得多，更無法與西方相比。物品短缺，食品配給，商店門口的長隊以及劇烈的貧困都是頑疾。不過，蘇聯經歷過比這遠大得多的災難，而且沒有為此犧牲哪怕一點點對於社會和經濟的控制，在這一點上它們從不讓步。
在1985年，沒有任何關鍵經濟資料表明這個國家會面對即將到來的災難。與1960和1970年代相比，從1981到1985年，該國GDP增長雖然緩慢下降，但仍保持平均每年1.9%的正增長。這種漫不經心卻很難構成災難的增長模式，一直持續到1989年。同時，自法蘭西大革命以來，一直被視作即將爆發革命危機徵兆的預算赤字，1985年也仍保持在不到GDP的2%水準。雖然此後增長迅速，但直到1989年，也不過不到9%而已——這是一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會認可的資料。
在此期間，石油價格急劇下跌，從1980年的每桶66美元跌至1986年的每桶20美元（以2000年價格衡量），對於蘇維埃政權的財政來說，這當然是個打擊。然而，按通脹調節後，在世界市場上，1985年的油價要比1972年昂貴的多，這一價格水準高於整個1970年代的三分之一年份。與此同時，蘇維埃收入在1985年增加超過2%；經通脹調節後，其工資水準在接下來五年中繼續增長，直到1990年，平均保持了7%增速。
不錯，經濟的停滯明顯，令人擔憂。但正如衛斯理大學教授彼得.洛特蘭德所言，“說到底，慢性病並不必然置人於死地”。即便是研究革命爆發經濟根源的專家安德斯.阿斯蘭德也指出，從1985到1987年，局勢“沒有任何變化”。
在執政者看來，政治生態甚至有所改善。經過此前二十年對政治反對派不間斷的鎮壓之後，幾乎所有突出的異見分子都已被羈押、流放、強迫移民或是死于勞改營和監獄之中。
這個國家沒有表現出任何即將爆發革命的跡象，包括其他傳統上被看作國家滅亡的根源之一——外部壓力。恰恰相反，之前十年間，正如美國歷史與外交學家斯蒂芬.塞斯塔諾維奇所言，他們已經“實現了所有軍事和外交目標”。當然，阿富汗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場長期戰爭，但對於擁有五百萬人的蘇軍來說，這點損失不過是九牛一毛。實際上，在1987年之後的辯論中，雖然為了維持帝國而付出的巨大財政負擔成為主要焦點，但阿富汗戰爭的成本本身卻並不過分：1985年其花費估計約在40到50億美元之間，與蘇聯的GDP相比，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美國也不是催化劑。如果可能的話，“雷根主義”政策逆轉了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優勢，給帝國周邊帶來了相當大壓力，比如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亞。然而，蘇聯面對的這些困難遠不致其崩潰。
當意識到潛在的昂貴競爭的徵兆時，雷根提出主動戰略防禦的思想具有決定性——但考慮到克里姆林宮完全瞭解有效部署空間防禦武器是幾十年之後的事情，因此此時距離軍事上的挫敗還差得遠。同樣，對蘇聯領導人來說，1980年波蘭工人的和平反蘇起義是個非常令人頭疼的事件，同時也是對其歐洲帝國的動搖，但到1985年，團結工會看上去已經式微。對於每隔十二年在東歐大陸承擔流血的“和平使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1980年在波蘭——蘇聯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且毫不顧及世界輿論。
換句話說，無論在其本身還是世界其他國家看來，當時的蘇聯都在國力和全球影響力方面達到頂峰。“我們傾向忘記這件事。”歷史學家亞當.烏爾姆後來指出，“在1985年，全球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政府能像蘇聯那樣權力穩固，並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
當然，就蘇聯為什麼會崩潰，有大量結構性推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然而當這件事發生時，這些理由卻全部無法解釋其為何發生。1985到1989年間，無論經濟、政治、人口、以及其他結構性環境，都沒有發生急劇惡化，那麼，這個國家及其經濟體系是如何突然間被大量善男信女看作可恥、非法和不能忍受，以至於走向滅亡呢？
就像所有現代革命一樣，俄國革命始於“上層”對於自由化的遲疑——其理由已經超越了對於經濟的必要調整，以及讓國際環境更加有利。毫無疑問，戈巴契夫的創業思路有著某種理想主義色彩：想建立一個更加有道德的蘇維埃聯盟。
雖然以經濟改良為旗幟 ，但戈巴契夫及其支持者無疑首先修補了道德，而不是經濟上的錯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公開談論這場改革時，無不對精神文明的倒退，以及史達林主義過往的腐敗影響感到痛心疾首。如此一來，歷次大革命爆發前夜曾提出過的那些問題，便再次吸引人們絕望的尋找答案：什麼是好，有尊嚴的生活嗎？構成一個公正的社會和經濟的只需是什麼？一個合法與正派的國家是怎樣的？這樣一個國家，應與其公民社會保持什麼關係？
“在這個國家，一層全新的道德空氣正在成型”，1987年1月，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中，戈巴契夫講話中指出。在這次會議上，他宣佈開放和民主化將成為這次俄式改革，或者說蘇維埃社會重構的基礎。“要開展對於價值觀的重估，及對其創造性的反思”。後來，他曾回憶道“我們無路可走，我們必須徹底改變，與過去的失職行為劃清界限”，他將其稱之為自己的“道德立場”。
1989年，在一次採訪中，號稱“開放教父”的亞歷山大•亞科夫列夫曾回憶道，擔任十年駐加拿大大使，並于1983年返回蘇聯之後，他感覺人民已經忍無可忍，就要發出怒吼，“夠了！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須以一種全新的方式開始。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思路，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看法……此時人們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生活——那是一種無法忍受的恥辱”。
在戈巴契夫的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看來，1985年的“道德社會國家”有著“極為驚人”的特徵：
我們監守自盜，行賄受賄，無論在報紙、新聞還是講臺上，都謊話連篇，我們一面沉溺於自己的謊言，一面為彼此佩戴獎章。而且所有人都在這麼幹——從上到下，從下倒上。
戈巴契夫自由化小圈子的另外一名成員，外交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則對普遍存在的目無法紀和腐敗墮落痛心不已。據他回憶，1984年至1985年冬天，他曾對戈巴契夫講到：“每件事都已經腐爛，必須做出改變”。
早在1950年代，戈巴契夫的先輩，尼基塔•赫魯雪夫也曾認為史達林時代建立在恐怖和謊言基礎上的建築早已搖搖欲墜。但這位第五代蘇維埃領導人對於政權的恢復力顯然更有信心。戈巴契夫及其派別似乎相信，可以在保持政治可控的情況下撥亂反正。民主化，戈巴契夫宣稱，“不是一句口號，而是這場改革的精髓”。許多年後，他在採訪中表示：
不僅在經濟和社會層面，甚至在文化層面，蘇聯模式也已經失敗。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人民，絕大多數受教育者，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排斥這種文化，因為它不尊重這些人，反而從精神和政治上壓迫他們。
這場改革導致1989年革命，多半是出於另外一個“理想主義”理由：出於對暴力的深深厭惡，因此當改革的深度及規模超出他最初的預想時，他頑固的拒絕訴諸於大規模鎮壓。為了保護這個體系而採取史達林式的鎮壓，是對他內心最深處某些信念的背叛。一位目擊者曾回憶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末的對話，“我們應該在桌子上揮拳”，他做出握緊拳頭的樣子。“一般來說”，總書記講到“可能會這樣。但這不會令人感到愉快”。
在克里姆林宮之外，這種理想與觀點對於俄國革命帶來的促進甚至更加明顯。一位元著名記者，後來成為開放的熱情先驅的亞歷山大.鮑文，在1988年曾寫道，隨著人民對腐敗、無恥的偷竊、謊言，以及城市工作的妨礙越發“煩躁”，俄式改革的理想已經“成熟”。據另外一位曾與他共同規劃激進改革選取的目擊者回憶，他預感“大量變革已經蔚然成風”。實際上，這種呈現在上臺不久的戈巴契夫面前的預期如此強烈，並逐漸增長，對他的政策形成起到了決定作用。突然間，這些理想被物質化，成為點燃革命的結構因數。
官方意識形態的信譽，用亞科夫列夫的話說，是整個蘇維埃政治經濟體系“木桶上的鋼箍”，此時正在迅速弱化。新的認知為“價值觀的轉變”以及對於政權的看法改變做出貢獻。逐漸的，政治上無懈可擊的合法性開始遭到詰問。在羅伯特.莫頓不朽的“湯瑪斯定理”——如果人們把某種情景定義為真實，那麼這種情景就會成為他們真實的結果——情形下，蘇維埃經濟的實際惡化在不久之後成為結果，並因此導致了對於這個政權的認知及評價的根本轉變。
1987年，在一本蘇聯雜誌上，一位俄國讀者稱在自己周圍看到一種“認知的劇烈轉折”。我們知道他是對的，這是首次從一開始就全程都有民意調查記錄留存的大革命。早在1989年末，第一界國民議會的公開輿論調查就發現，經過四代一檔獨裁通知，並且在獨立黨派仍然非法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和讓俄共之外的獨立黨派合法化得到勢不可擋的支持。1990年代中期，地區調查發現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需要政府“允許個體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六個月後，一次全餓調查發現，56%受訪者支持激進或漸進的市場經濟改革。一年之後，贊同市場經濟改革的受訪者已經增加到64%。
與那些引爆其他經典現代革命的人相比，傳播這類“認識轉變”的人們並無不同：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正如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所言，這些男男女女“幫助創造了那些普遍的不滿意識，那些凝固的公眾輿論……並由此創造了對於革命變革的有效需求”。頃刻之間，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教育”成為“文人的行當”。
因此，這是在蘇維埃俄國。賣報亭前排隊的長龍——每天早上六點就開始排起長隊，每天的報紙兩小時之內便被一掃而空——以及著名自由化報刊雜誌的銷量猛增，證實了話語權開始轉向絕大多數開放論點作者，或者用塞謬爾.詹森的話說，“真理教師”們手中，這些人包括：經濟學家尼古拉.什梅廖夫，政治哲學家伊格爾.卡爾雅美琴和亞歷山卓.楚帕科，著名作者瓦西裡.瑟宇甯、尤裡.車尼琴科、伊格爾.維諾格拉多夫和阿列斯.阿達莫維奇，記者耶格爾.亞科夫列夫，列.卡爾平斯基，費多爾.波拉斯基，以及至少兩打其他人等。
對他們來說，道德的復活才是精髓。此時，蘇維埃的政治經濟體系並未要求得到徹底更新，社會準則也沒有完全顛覆的要求，但在個體水準上，革命已經發生：俄國人品質的變化。
1987年，在《紅十月》雜誌一篇廣為傳頌的文章中，米哈伊爾.安托諾夫宣佈，“那麼，我們身邊正在發生什麼？”人民必須得到“拯救”——不是因為來自外部的危險，而是因為它們“被他們自己，被那些道德敗壞的行為扼殺了高貴的人類本性”。怎樣拯救？通過初生的，不可逆轉的自由化——不是赫魯雪夫那短命的“緩和”，而是整個氣候的改變。怎樣保證這種改變無法逆轉？首先，已經獲得自由的人，將“對再次成為精神奴隸免疫”。作為俄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刊物，《紅十月》在1989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寫到，只要“人不做告密者，不背信棄義，不言不由衷，無論他是誰，是什麼名字，都可以都可以從這個極權主義國家中拯救我們”。
為了拯救人民，必須拯救改革開放，但只有在改革開放能夠從“內心”改變人民時，它才可以被拯救，這種邏輯的迂回性質看上去似乎並無問題。鼓吹這套邏輯的人們似乎假定，這個國家的救贖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和讓人民擺脫無法逃避的精神沼澤來實現，兩者密不可分，別無他途。當務之急是把人民從“奴隸”和“農奴”改造為公民。“夠了！”著名二戰小說家伯里斯.瓦西列夫宣佈。“謊言夠了，奴性夠了，怯懦夠了。最終，我們要記住，我們都是公民。一個驕傲國家的驕傲公民”。
曾深入研究法蘭西大革命的托克維爾指出，與革命爆發之前相比，在革命中被推翻的政權傾向於減少壓抑。為什麼？托克維爾推測，人民或許“痛苦較少”，但他們的“感覺被放大了”。
像通常一樣，托克維爾一語中的。從美國開國元勳到雅各賓派，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革命者本質上是在同一個旗幟下戰鬥：提高人的尊嚴。要尋找尊嚴，需通過自由化和公民權，俄國改革毫無例外的也觸及到這一敏感點。就像《紅十月》等雜誌後來發表伯里斯.葉利欽在坦克上的照片作為俄國革命的象徵一樣，阿拉伯文的互聯網頁也成為展現開羅塔希爾廣場。突尼斯卡斯巴廣場，班加西街頭和敘利亞小鎮上革命運動的象徵。把語言和政治文化放到一邊不談，他們的主旨及情感都息息相通。
水果小販穆哈邁德.布拉齊齊的自我犧牲，引發了突尼斯起義，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點，這麼做“不是因為他的失業”，一位元突尼斯示威者告訴美國記者，而是“因為…..要地方當局對他遭到毆打負責”。在班加西，叛軍以大規模演唱開始，“人民要結束腐敗”！在埃及，紐約時報專欄記者湯瑪斯.弗裡德曼寫到，群眾們“全部自發組織起來，已經深受壓迫的人民不再恐懼，不再願意被剝奪自由，也不再願意被他們的領導人羞辱”。1991年在莫斯科，他也參與了報導。
“尊嚴高於麵包！”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號。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間，突尼斯經濟增長介於百分之二到八之間。隨著石油價格高企，本處於動盪邊緣的利比亞也享受到類似的經濟繁榮。這兩個國家的故事說明，在現代社會，經濟改進無法替代公民的尊嚴和自尊。除非我們瞭解到這一點，否則我們會繼續為後蘇聯時代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國或遲或早的動盪感到驚訝——就像對蘇維埃俄國那樣。“無論‘不可一世的’集權政權為我們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處，上帝賜予我們的尊嚴令我們不能容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遭到剝奪”，吉爾吉斯斯坦總統奧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寫到。“這就像魔法一樣，無論男女老幼，或者有著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會彙集在城市廣場，宣佈自己已經忍無可忍”。
當然，對於成功的重組一個國家來說，美妙的道德動力僅僅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它可以讓一個舊的政權下臺，但無法立刻戰勝根深蒂固的集權政治文化傳統。在一個群眾自我組織和自我治理傳統極為缺乏的社會裡，由道德革命產生的民主機制仍顯淺薄，因此或許無法支撐民主制度的運轉。就像在俄國一樣，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諾言的一個重大障礙。俄國的道德復興要挫敗的是七十年極權主義統治下培育的離心及懷疑。而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雖然肢解了一個帝國，但從此之後，帝國思想的遺產讓千百萬俄國人接受了同樣集權的普京主義，以及他“強敵環伺”和“俄國挺直膝蓋”的主張。此外，史達林主義的國家悲劇從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視著整個道德事業，就像俄國改革的行吟詩人們曾經發出的熱情警告一般。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的俄國似乎再次進入發起另外一場俄國改革的時點。雖然石油價格的高企和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為這個國家的千百萬人民帶來史無前例的繁榮，但統治精英的腐敗行徑，新式審查制度，以及對於公共輿論的公開蔑視，都已經促使社會的疏遠和憤怒達到1980年代的水準。
在莫斯科，只要花費幾天時間與知識份子潘談一下，或用更快的方式，流覽一下俄國人氣最高的生活雜誌博客，或是登錄反對組織的網站，就可以看到那些1980年代的警句——“我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重新成為人們的信條。自由道德的當務之急是重新煥發生機，而不僅僅是在民主活動家和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裡流傳。今年二月，由梅德韋傑夫主持的自由主義智庫——當代發展學會出版的一篇文章，可視作這位總統2012年參選的綱領：
過去，俄國需要自由，如今，俄國仍然需要自由……我們時代的挑戰是對價值體系的徹底改革，打造新的認知。我們不能在舊思維上建立新國家。……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對於人類尊嚴的敬意。
從對這個國家過去與現在殘酷的道德審視開始，知識份子對於尊嚴的尋求似乎同樣在短短幾年內挖空了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剝奪了他的合法性，終於在1991年秋天，讓這個燃燒殆盡的空殼粉身碎骨。在二十世紀最後一次大革命中，這段關乎探索道義神話，絕對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
──轉自《趙牧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