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1日訊】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因為朱鎔基很會向老百姓口袋裏掏錢，就被鄧小平說成是「懂經濟」，乃欽定朱鎔基出任了國務院總理。
我在《李逵比朱鎔基更懂經濟》一文中說過：「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甫一上臺，他就睜著眼珠子瞎說：現在地方集中了過多的財力，致使中央錢袋空空，所以要適當上收財權云云。於是就有嗣後的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趙體制‘財政分灶吃飯’的地方利益，卻保留了胡趙體制的框架結構。也就是把國稅和地稅進行拆分，把主要的稅收專案全部收進中央的錢袋之中，而把邊角零散的稅收項目留給了地方……
「當年……各地財政都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窘境之中。各地財政為了拿到胡趙‘分灶吃飯，超額分成’體制的好處，乃連年需要銀行協助搞‘財政空轉’。即通過銀行協助，進行掩耳盜鈴的操作，才能拿到較高比例的分成。否則，各地財政就面臨著發不出工資的窘迫之中。」
在地方政府「發不出工資」的巨大壓力下，乃想方設法，「廣開財源」。不管是白貓黑貓，只要能夠來錢就是好貓。無論偷摸搶還是坑盟拐騙，只要完成創收任務，都是好官或良吏。因而在那些年份中，苛捐雜稅多於牛毛。常常發生拆屋牽牛、破倉殺豬的事情。並時不時鬧出逼死人命的慘劇。
針對此況，1999年，中央又出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三提五統」收費政策。筆者所在的全州縣，政府乃組織幹部和警力，並動員所有教師和公職人員，傾巢出動。浩浩蕩蕩殺向農村，去向辛酸苦難的農民收取「三提五統」，並搭車加碼收取地方政權攤派的各種費用。幹部和教師們完不成收款任務，就扣發工資，或給予出身於該村的幹部以行政處分……如果哪個村拒絕交納，就提高該村在讀學生的學費標準來彌補。或拒絕該村中小學生報名，或掐斷電力供應……
在這些手段的作用下，各鄉各村的農民，大多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乖乖交納了名目繁多的「三提五統」。
但收費大軍來到永歲鄉慕霞村公所慕道村時，遇上該村幾個有見識的村民，與收費人員論理。收費人員被駁斥得理屈詞窮，收款一事自然是無功而返……
全州的蔣姓，以其家乘所載，乃系三國時蜀漢丞相蔣畹的一支後裔，為躲避西晉皇朝的迫害，而移居定居下來的。慕道村全村絕大部分姓蔣，由於歷史悠久，該村是遠近少有的一個大村莊。目前有村民2000多人。
永歲鄉政府在該村收費不成，惱恨異常。認為是該村那幾個有見識的人從中作梗阻撓，才造成這樣的結果。乃於農曆99年11月7日，派出員警和治安隊員，於半夜三更摸進該村，企圖將參與「跟收費幹部論理」的那幾個人抓住。
但只秘密抓住了該村的蔣士芬、蔣士行二人。其他幾個人，聽到情況異常之後，順利逃脫。因為該村很大，房屋之間巷陌縱橫交錯，很容易逃脫。
永歲鄉政府以為，把幾個「領頭羊」關了起來，已經起到了震懾作用了。那麼再到該村去收款，應該比較順利了。
第二天（農曆99年11月8日），乃由鄉長唐、鄉武裝部長蔣、鄉政府黨委書記肖、派出所幹事某、縣工作組成員帶隊，浩浩蕩蕩殺進該村開去收款。
他們剛一進村，就聽到幾聲「咣、咣、咣」幾聲銅鑼悶響，並呼喊著「鬼子進村了」作為暗號。於是該村的男女老幼，紛紛從各家湧出。把收款的幹部們團團圍住。
這時，該村的蔣濟松、蔣軍球、蔣時斌、蔣士仰等人，不由分說，先把這五個「當官的」捆了起來，將他們捆在村中最大一個祠堂的柱子上。並聲言，只有把該村無故被抓的人放出來，才可以放他們回去。
徵收三提五統的行動，鬧出了如此激烈的反抗，讓全州縣政府官員很是緊張。生怕暴力和脅迫徵收的事情穿幫。乃緊急磋商因應對策……
縣政府官員乃緊急出動，派人到該村，與村民談判。談判很快取得了結果，並由縣政府官員唐繼雨、蔣時秀執筆，寫下了如下協議：（大意，因為村民所持的《協議》原件，後來派1000多人的軍隊進村時，被幹部特意搜搶走了）
1、三提五統按政策收取，不加碼；
2、該村就讀學生按政策收費，不與三提五統掛鈎；
3、雙方放人（我去訪問時，村民補充說：當然，大家要求將被抓的兩個村民由政府送到村裏後，才放出五個被扣押的幹部）；
4、這件事情到此為止，以後概不追究。
村民與政府「交換人質」之後，善良誠實的村民，相信了政府的《協議》和承諾，乃安心下田忙自己的農活去了。
但時隔不久，大約過了一個星期，黃沙河供電站卻將該村的電費標準提高了差不多一倍。於是該村民向永歲鄉政府的幹部反映。得到的答覆是：你們派人去與黃沙河變電站協商吧。
於是該村派蔣濟松、蔣濟能、唐福元、蔣軍球（系蔣濟松侄兒）到黃沙河供電站去協商電價。他們正與供電站人員爭執過程中，永歲鄉政府已經派人將供電站包圍了起來。將軍球年輕眼快，從供電站逃脫。其餘三人全部被抓。
後來，縣公安局受命派人進村，又把蔣士斌、蔣松英（蔣濟松之妻，敲了一次銅鑼）、蔣軍球、蔣步寬、蔣本燕抓住。還有二人「漏網」，而沒有將蔣士行（音hang）、蔣士芬二人抓住。並順手牽羊，將該村20多名比較敢言的婦女抓去。
由於供電站事件之後，縣公安局緊接著就組織員警進村抓捕。村民們再也不敢相信政府的協議和承諾了。官員們感到，兩次行動，村民們已經被「打草驚蛇」了。於是派出1000多人的特警部隊，半夜三更，將該村圍了個嚴嚴實實。只准進村，不許外出。並帶了很多狼狗，打了十多顆照明彈，把全村照得如同白晝。然後派人進村搜捕。但該晚沒有抓著他們要抓的人之後，匆匆撤兵。
後來，蔣士行到附近的港地村親戚家辦喪事時，被鄉政府偵知，乃於「當大事」的喪堂上被抓去。
2000年3月3日，全州縣法院對慕道村村民進行「開庭審判」。縣城出動全副武裝的軍警進行戒嚴，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
慕道村村民趕去旁聽，但法院卻阻止他們進去旁聽。村民們感到冤屈，乃在庭外呼喊「冤枉、冤枉……」。後來，有關官員橫蠻下令：「誰喊就抓誰。」當天，該村又有40多名村民被抓，被關押了四十多天，才放出來。
當天，「公開審判」的宣判結果是：
蔣濟松，有期徒刑22年；
蔣松英（蔣濟松妻子，只是敲了一次銅鑼而已），有期徒刑21年；
蔣軍球，（蔣濟松侄兒）有期徒刑20年；
蔣時斌，有期徒刑15年；
蔣士芬，有期徒刑13年（今年雙搶前回鄉辦身份證被抓）；
蔣士行，有期徒刑12年；
蔣世軍，有期徒刑10年；
蔣本燕，有期徒刑8年；
蔣步寬，有期徒刑1.5年（已刑滿出獄）；
事隔八年之後，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蔣士芬，以為風聲已過，且現在執行的農業政策，已經遠遠走在他們當年提出的要求的前面了。自以為沒有什麼事情了。乃與2007年雙搶前回鄉辦身份證。但全州有關官員卻沒有忘記他。於是，蔣士芬就在辦身份證的地方被捕。
蔣本燕之父蔣加東，對如此荒唐苛重的判決不服，以為是下面的官員一手遮天造成的。乃賣掉生豬，賣掉耕牛，賣掉稻穀等，籌資上京上訪和申訴。但他多年上訪申訴下來，卻是一無所獲。他為此把家庭財產變賣得一貧如洗，而只能徒歎奈何。現在七十一歲的蔣加東老人，經過長期勞累，再加上無妄的冤枉和憋屈，已經是貧病交加，奄奄一息。
我問該村村民：「那些為了全村的利益而坐牢的人，村裏的人對他們的家人有所關照沒有？」村民告訴我：「誰敢公開地表示關心呀？這不是與政府對著幹嗎！再說村裏人都很窮，都是泥菩薩過河。在桂林和雒容服刑的，有人以個人名義去看過他。再遠一些的，就沒有人去了……」
當時判處上述村民的重刑，由於沒有適當的法律條文。這卻難不倒全州有關官員。他們於是靈機一動，就以政府當時調動軍隊包圍該村時，附近村民紛紛自發前往探詢，從而阻斷了桂黃公路黃沙河致全州段的交通為由，說他們「聚眾鬧市、阻斷交通」，來「煽動顛覆某某專政政權」為理由，來「依法判處」上述村民的重刑。
對於這件「葫蘆官亂判糊塗案」，素來甘當馴服工具的法院院長，都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畫押。但這絲毫不影響有關官員的「嚴肅執法」，而把這些可憐的村民紛紛投入大牢。
現在，蔣士行、蔣士斌被關押在駱容監獄六監區，蔣濟松被關押在桂林第六監獄，蔣松英被關押在南寧某個監獄裏。
筆者之友李志友君，因一九九八年參予組建中國民主黨而入獄。他曾與蔣濟松是同監舍的難友。前段時間，李志友告訴我說，「蔣濟松現在很可憐，監獄的饑餓和勞役，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已經兩耳失聰了。要不了多久，他會死在監獄裏的。他是你的全州的同鄉，你能用什麼辦法幫幫他嗎？」
受朋友託付之重，再說幫助這些悲慘的村民，我責無旁貸。但我現在失業多年，靠寫作拿點稿酬來補貼一下「粗茶淡飯」的生活，在經濟上幫幫他，我確實感到無能為力，並為此內疚不安。
但中國監獄的慘無人道，中國監獄的黑暗殘酷，國人有目共睹。服役犯人成了監獄管理者無需支付工資的奴隸，這是不言自明的常識。
這些不幸的村民遭受如此重判，確實讓我們這裏的很多人為之憤憤不平。當年，我雖然聽說過此案的大致情形，但對於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等情況，則不甚了了。乃應朋友之托，專門抽出時間，一路詢問找到該村。
找到慕道村之後，在兩千多人的大村莊內轉悠，問了許多村民，當問到其他事情，他們都樂意跟我聊聊。但我一旦把話題切入這樁案件時，村民們則紛紛閉口不言，並臉色發青，心有餘悸。後來費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一位比較有膽量和有頭腦的老人，才為我作了詳細的介紹。
我只能盡我所能地把他們的悲慘遭遇報導出來，以期引起人們的關注，以供海內外的熱心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並在此強烈呼籲——儘快釋放這些被地方當局構陷的悲慘不幸的村民，還他們人身自由。
回來的路上，每當我回憶起村民們提到此案時驚恐神色，回憶起村民們的冤屈和無奈的悲涼，我在心裏流淚。
寫於民國96年11月10日
修改定稿於主後2007-11-11
──轉自作者文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