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0日訊】三．中國文化傳統演進的可能
上述所說的文化演變的可能性，修正、變通自己的可能性當然也存在於中國文化中。中國人早就認識到“天不生仲尼萬古常如夜”的深刻含義。因為有了孔子，才會有今天的中國文化。
向內化的中國文化當然不同於二元對立的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尋求的是天地人的和諧轉化，而非天人二分，人神對立，精神和物質的二元。在這裏筆者要強調說的一點是，中國的陰陽和西方的對立統一根本不是一回事，把陰陽作為“西方”“辯證”思想在中國的體現是牽強附會。因為中國的陰陽是一種互補轉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如精神和物質問題一樣，中國人的精神中有物的一面，而中國人看“物”都是有魂靈的。這個問題其實也在中西性學的不同中反映出來。中國的房中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采陰補陽，陰陽互補。而西方的性卻是兩個個體各自欲望的滿足。誰若只從時下西方的二元思想基礎看待中國的房中術，誰就是“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西方的環境主義者們至今才從人對自然的過度索求而受到的危害中認識到動物的生命和自然世界也是應該尊重的，可東方的輪回思想中，早就感到生命的無所不在、形式無限。中國人早就認識到，自然界和天地相通，和神相連，你如何能夠把它只作為一個對象去開掘，縱欲享用。
所以內化的中國文化關系是多重的，絕非二元。內化的中國文化固然沒有，也不可能有二元文化中的“單獨個人”的“人權”問題，“自由”問題，但是誰也不能夠否認內化的中國文化中對人的問題的關切，對人的問題的探究。
三綱六紀，三綱五常正是在東方的天地人的關系基礎上對人和社會秩序的探索的產物。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
三綱六紀的地位，猶如西方在上帝之下的建立的人和社會的秩序與倫理。既然上帝統治下的森嚴的等級制能夠最後反彈而產生人權與自由，那麽在另外一種天地人關系的社會當然也能夠演進出新的更人性的關系。
我認為在這一點上陳寅恪是深刻的，他在二十年代就談到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這種根本不同的區別：
“自宋以後，佛教已入中國人之骨髓。唯以中國人性趨實用之故，佛教在中國，不得發達，而大乘盛行，小乘不傳。而大乘實粗淺，小乘乃佛教古來之正宗也。然惟中國人之重實用也，故不拘泥於宗教之末節，而遵守‘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訓，任儒、佛（佛且多為諸多宗派，不可殫數）、回、蒙、藏諸教之並行。而大度寬容（tolerance），不加束縛，不事排擠，故從無猶如歐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來，虐殺教徒，殘毒傾擠，甚至血戰百年不息，塗炭生靈。至於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視，幾欲盡鏟除異己者而後快。此與中國人之素習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諸多行事，均與中國之禮俗文化相悖。耶教若專行於中國，則中國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為甚）決不能容他教。（謂佛、回、道及儒（儒雖非教，然此處之意，謂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問其信教與否而））。” （《吳宓與陳寅恪》，12頁）
對於這個問題，陳寅恪後來雖然沒有在思想、價值等基本問題上做更進一步的論證，但是卻一直如中流砥柱，力抗排山倒海般的社會潮流，堅持三綱五常。
陳寅恪堅持的三綱五常是什麽？以我的理解，他堅持的是一種生命的關系，人的關系。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左右前後，天地六合關系互相關聯，互相有責，互相有愛，宇宙中沒有絕對孤立的個人，沒有絕對孤立的個人的幾十年的生命，也就是沒有孤立的個人的空間與時間。人的生命和萬物永遠是相關聯的，人之間永遠是相關聯的，所以要仁、義、禮、智、信。
在這種意義上，如果對生命沒有這種輪回與萬物關聯等的理解，你對一個西方人說人要“仁、義、禮、智、信”是沒有用的，因為對他來說生命只有一次，為何不及時行樂、而要如此？為何不唯物主義，也就是唯物質主義呢？！
陳寅恪當然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明確地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制度”，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
這意思就是說，在時下西化的現代社會中，也就是在那種二元的精神文化傳統及社會秩序中，不僅沒了基礎、前提，而且在另一種前提導致的秩序中，三綱六紀，“不可救療”！
這在一般“現代”社會中尚且如此，在極權的共產黨社會中就更不要說了，三綱六紀，“不可救療”！
然而，“不可救療”卻絕對不意味著三綱六紀是負面的東西！
四．對陳寅恪推崇的三綱六紀的再思索
人類文化絕對不只是只有一種唯一的價值觀，換個角度思索與追求，我們可以看到同樣可以用另外的價值觀作為基礎，演繹出和諧美好的文化來。這就是說，人不僅是可以以個人的人權為最基本的價值觀，也可以以人和禽獸或其它存在區別的，最具人的生命特點的“仁、義、禮、智、信”為價值基礎，也可以以“真善忍”為自己生存的價值基礎。在前者是建立在二元的分法，人和宇宙的對立，人和神的分立上。在後者則是建立在在生命生生不息，萬物陰陽轉化的基礎上。
為此，我們可以明確，三綱五常涉及的是根本的文化思想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因此三綱五常問題也就絕對不是一個非黑即白，對還是錯的二分法問題，而是一個多種可能變化，演進的文化問題，關系問題。
任何試圖從政治上解釋，或者利用陳寅恪推崇的三綱五常為現代社會的政治服務只能說是用心叵測，居心不良。
任何在二元論，馬克思主義思想基礎上的對於陳寅恪三綱五常的詮釋都不可能接觸到它的真諦，都是一種扭曲，或者說是閹割。所以王元化們不可能理解到陳寅恪的真髓，季羨林則更是直接放肆的對陳寅恪思想的褻瀆。把陳寅恪思想用來為共產黨思想服務，為共產的政治論證，更是一種令人不能夠容忍的無恥！
這裏我們當然也必須說的是，陳寅恪之前的三綱五常，也就是被權勢利用的三綱六紀造就的是中國的平行於西方中世紀的過渡時代和社會。對於這一段歷史與社會，無論你如何評價它，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對異端的迫害的殘酷性和野蠻性，它都無法和西方相比。
對於中國的這個漫長的“昏暗社會”也用不著妄自菲薄。這至多不過說明，中國人也是人，中國文化和歐洲在中世紀黑暗中的徘徊一樣，也長期徘徊於片面擴大了的君權、父權、夫權等嗜權者們的陰影下。
然而，如果把孔子那一代賢者對比於西方希臘時期的繁榮，那麽對比於西方近代的演進，在經歷了萬古之後的中國近代，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次的演進，可以說陳寅恪所思想中的那種“三綱五常”，在最近二百年卻沒有取得西方那樣的成功。這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西方的崛起，強力擴張使得東方沒有了機會，其中當然也包括由於未曾有過、亦或說一直在等待孔子式的人物再次出現。無論是哪個原因，可以肯定的、也是我必須要說的一點，那就是中國文化同樣具有如同西方成功地產生人權自由觀的那種成功演進可能。
五．文化演進與政治
關於文化演進與政治的關系，文化思想雖然會影響、甚至導致政治問題，但是文化思想問題卻不能等同於政治問題。
同樣，政治會帶來一種文化思想，例如五四之後，四九年之後，但是也要註意的是，某些政治上觀點的對立卻並不意味著文化思想一定對立，例如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德國雖然和英美對立，但是在基本的基督教文化基礎上，德國從來也沒有和西方對立過。再例如伊斯蘭恐怖主義與西方對立，但是它們的來源都是聖經，文化思想基礎都是二元論。
文化與政治問題，值得註意的還有，政治變化了，伴隨它的文化問題還可能繼續存在。在中國的黨文化問題只是這個問題的一個狹義表現，在更廣泛的基礎上，極權主義是二元文化觀的產物，也就是一元化傾向的產物，要想徹底根除一元化的極權主義，只有揚棄二元化的文化觀，擴展到多元的基礎上，否則法西斯緊隨布爾什維克而來，二次大戰接續著冷戰，恐怖分子繼續著共產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伴隨著杭亭頓……歷史不僅沒有終結，而且由於這種二元的矛盾沖突，極權主義永遠不會徹底退出。這就是極權主義沒有因為八九年柏林墻的倒塌，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而消失；這也是福山先生八九年匆忙地宣布“歷史的終結”，如今又居然把共產黨文化混淆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福山先生在認識論上缺乏堅實的基礎，所以必然造成對於現象認識的一錯再錯。
綜上所述，時下陳寅恪所推崇的文化，西方對於環境問題的反思，對於佛教的接納，法輪功的誕生與發展都為我們思索傳統文化的演進問題帶來新的視角。
2011-5-17 埃森一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