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4日訊】這次廣東增城事發，儘管當局動用了除開槍之外的一切手段以震懾，但據說至13日為止，在廣東各地打工的川籍民工還源源不斷地趕往增城支援。一名孕婦在一超市門口佔道經營擺攤引發的衝突如此激烈，讓中國社會各界從中聞到了一觸即爆的濃濃火藥味。
對這種局面最感痛苦傍徨的其實是以知識分子、城市白領為主體的中產階級。道義上，他們都知道這是政府多年壓榨過度所致。老百姓比較怕官府，在與官府發生矛盾時，一般是退讓避禍，只有退至無可再退之時才會起而反抗；但理智上，中產階級更清楚地知道社會失序以後，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可能就是他們。
在日益劇烈的社會衝突當中，中國的中產階級註定將成為被殃及的池魚。中產階級是中國社會中最辛苦的人群，因為得以進入中產階級的前提是受教育獲得專業知識。這些知識不能通過家世傳承，完全依靠學習積累。在中國這個上升機會稀缺的社會，無論是城市平民還是農家子弟，大多都得經過多年辛苦打拚方能躋身於中產階級行列。在政府體制化施暴而引發的利益受損者無定向報復性暴力中，他們是最無奈的一群。比如社會底層在種植養殖及食品加工過程中大量生產有害食品，中產階級是主要消費者，政府部門、大型國企及金融系統早就通過建立蔬菜及食品自種基地來保障自身的食品安全；如果將社會底層反叛視為一個漸進的過程，社會治安惡化可被視為底層社會成員零星的叛亂。官員與富豪集中居住的小區早就有了嚴密的安保設施，倒是一般中產居住之地付不起昂貴的安保費用而疏於防範，容易成為搶劫強姦等各種治安案件中的受害者。
雅虎在增城事件發生之後，推出的專輯「城鄉衝突不能用暴力對話」，集中表達了這種憂慮。
該專輯有些說法正確，如「暴力的結果就只會帶來以暴制暴，暴力革命在我國政治宣傳中曾有過正義光明的一面，但事實上，它所展現的幾乎都是血腥、破壞、動蕩不安和一地雞毛，尤其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暴力革命從沒有帶給人幸福，而是使人通往奴役之路，留給人們的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記憶。」而有些說法放置在今天中國社會政治大背景中來看，實有污名化社會反抗之嫌，如「暴力實施者和讚美者往往打著追求平等權利的旗號，但是從邏輯上看，暴力與反抗是矛盾的，…… 反抗者一進行打擊，便把世界分裂為兩個，他以人與人的同一性的名義而奮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認可了差異，從而犧牲了同一性。也就是說，一旦暴力的壓制與反抗存在，便不可能重新建立起平等的公正的理性的社會。因為違法剝奪他人生命，本身即是作惡。」
楊海鵬在其微博中的發言既表達了他對政府的絕望，也表達了他對暴力革命後果的認知：「讓我們為國家的和平祈福吧！別指望那些政治家們，他們在手淫和諧社會，意淫大國崛起；別指望暴力，暴力只會誘發更大規模的暴力，國家將失去再造之機會。我們只有身體和常識，把身體放在威權的槍和民粹的矛之間，用常識說服他們。知識分子，惟一可做，就是剔肉還骨，以酬國家！」
楊海鵬的願望，即「站在威權的槍與民粹的矛之間」，用常識去說服雙方，其實一直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竭力在做的事情。但因為這類知識分子主張實施憲政民主，通過政治制衡將民眾被剝奪的政治權利（選舉權、自由言論、自由結社等）還給民眾，而政府卻將他們的建言與思考當作顛覆政權的言論。他們對暴力革命後果的深刻反思，使得他們希望告別革命，因而也使民眾與部分邊緣知識分子將他們看作是權力的同盟。在樂清錢雲會之死事件中，參与公民調查團的于建嶸的遭遇就已表明，中國知識精英已經沒有選擇中間立場的可能性了。
作為一位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我深深理解中產階層的憂慮疑懼。因為無論當局是否能夠幡然醒悟，改革的迴旋餘地越來越小已成定局，因為幾乎沒有可供再分配的資源。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國當局已經耗盡了資源，沒有足夠的可供農民生產生活的土地，沒有為失業者提供足夠就業機會的現代生產部門，甚至連中國人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也被糟蹋得不成模樣，污染的水與土地正在侵蝕人們的健康。任何一種能夠設想的改革方案都不能解決許多堆積下來的問題。
正因為中間地帶的消失與和平轉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不少精英都選擇移民海外。據人民網一文引述的研究報告，稱內地27%富豪已完成投資移民，47%正考慮。在外人看來，這些精英是經濟成功國度的成功者，為何他們不以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安居之地？原因就是他們對中國的感受完全與外國觀察者那種霧裡看花的觀感不同，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已經讓他們嗅到了濃濃的火藥味。
──轉自《美國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