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6日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事件過去21年了，這已經超過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社會分化，大浪淘沙，歲月的沉澱，水落石出，但離真相大白依然遙遠。儘管如此，人們還是願意相信：社會歷史的演變仍有其無法逃避的規律，當年青年學生的民主運動雖然遭到了血腥的鎮壓，但是中共當權者也成了靈魂出竅的驚弓之鳥，21年來寢食難安，在六十餘年一黨專制的歷史上，足足有三分之一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恐懼中度過的！期間，不斷炮製大大小小的“天安門事件”成了中共執政能力、行為方式的寫照。由此，一個看來毫無合法性來源、隨時應該崩潰的政權，靠了這個“秘密武器”居然還能維繫著統治，天理何在？如今“殺20萬太平20年”的時限已過，與日俱增的恐懼已然成了滅頂之災的催命符。
當年，我也有幸躬逢其盛——因“《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入獄20個月。自忖在江西五年半的插隊落戶生活和華東政法學院四年的學習，再加上後來當律師和當記者的所有經歷加在一起，都遠遠及不上這20個月讓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那麼深刻。這個認識概括成一句話便是：中國是一個大監獄！
在中國，監獄內外只是圍牆有形與無形的區別。在獲釋時我曾告訴別人，自己是出了小監獄，進了大監獄。不管是在監獄裡面還是在監獄外面，但凡你只要是一個中國人，只要“被”中共一黨專制，你就喪失了最起碼的公民的人格和尊嚴，中國《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就是人世間最大的謊言。
中共當權者的專橫獨裁是史無前例的，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其實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後繼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發展出了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其所謂的執政，其實就是把整個國家當作監獄一樣來進行管理，把廣大的人民群眾當作監獄裡的“犯人”；尤其是胡溫當政這些年來，他們用“以民為本”作幌子，把“維穩”當作頭等大事，以致國家的“維穩”開支大大超出了巨額的國防經費，讓人民群眾實實在在的變成了一無所有的屁民、蟻民。
放在中共大肆吹噓的“崛起”、“盛世”背景上看，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監獄，充其量只是被不惜血本地裝扮得更加富麗堂皇而已，然而，本質一點也沒有變，監獄還是監獄。
21年來，中南海用億萬人民的血汗編織了一塊美輪美奐的遮羞布，迷惑了無數人；政府動用整個國家機器的刻意掩蓋六四事件的真相、和整個國家仍是一個大監獄的本質，讓六四似乎從老百姓的記憶和話語中消失了，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韜光養晦的伎倆成就了“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下一步的邏輯發展便是用蹂躪中國人權的鐵蹄，踐踏整個人類文明，取代美國的超強地位，獨霸天下。
如今的中共活脫脫一個成功的希特勒納粹，哪天它“一統天下”的夢想成真，中共勢必成為人類文明的終結者。對此危險的嚴重性，已經被越來越多有識之士所警覺，現成的對策是，拒絕遺忘、揭示真相。
孫寶強的《上海女囚》，相當細緻地記敘了六四後自己在上海監獄內的經歷。當年曾有傳說，上海當局處理六四與北京不同……其實，上海鎮壓所謂的“暴徒”下手比北京早得多；更何況，在中共的權力鬥爭中，後來的上海幫就是六四事件最大的得益者。相對而言，寫上海六四題材的文字卻不多見，所以《上海女囚》有它的特殊意義。在中共的發祥地、先後孕育了四人幫和上海幫的大本營，出一位孫寶強這樣的巾幗英雄，實在是上海人的驕傲。
也可以這麼說，一部完整記敘六四事件的歷史，就是每一個參與者回憶的細節的總和。 21年來，中共掩蓋、抹殺這段史實，無疑是在實行“第二次屠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拒絕遺忘是與極權專制鬥爭的一個極其有效的方式。 《上海女囚》體現了作者在當今中國大陸的社會環境下，拒絕遺忘的實踐、勇氣和意志。正是由於作者的這種努力，該書掀開了中共遮羞布的一角，讀者可以對中國監獄有一個較為感性的認識。
在回顧一九八九年那段歷史的時候，有越來越多的人指出：當時被稱為“暴徒”的市民群眾，才是六四事件中犧牲最大的承擔者！作者作為其中的一員來記述這段史實，這對於還原真相，提供了有價值的細節。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經過21年艱辛磨難和千錘百煉，作者對中國社會大監獄的認識更加深刻，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更加堅定。 《上海女囚》向我們展示的是：作者事實上已經從一位當年民主運動的自發的參與者，變成了一顆自覺的自由民主的火種。
只要有火種在，民主自由的希望就絕不會熄滅。
2010年6月
《上海女囚》，孫寶強著，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11年6月出版
──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