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1日訊】 已離任的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僑務領事仁真洛色（韋剛）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近二萬字的長文，和一位“旅美學人”談西藏問題（“旅美學人：與藏族外交官談西藏問題與中美關係”共識網： http://goo.gl/ayEfu ）。這 是一篇典型的對內宣傳文章，談西藏問題的歷史卻完全不顧歷史事實，讀來給人以恍如隔世的感覺，好像是中國文革年代的作品。這樣的宣傳文字，只有在一個封閉 的，只允許單一信息來源，嚴密鎮壓一切反對意見的地方，才有忽悠民眾以一時的作用。這種文章是經不起討論的。只要有人出來質疑討論，那篇洋洋灑灑的文字立刻漏洞百出。
“西藏問題”是美國製造的嗎？
韋剛先生開篇就借“國內許多學者”的口說，“所謂『西藏問題』實際上就是『美國問題』。”他說美國中情局在1949年後涉入分裂西藏活動，指揮和策動藏區叛亂，等等，造成了今日之“西藏問題”。他的結論是，“如果沒有美國等外國勢力插手，中國西藏的當代歷史進程的確會完全不同”，“如果美國就此放棄插手『西藏問題』，『西藏問題』也許就不會陷入今天這樣的僵局”。
韋剛先生提到了拉莫次仁的藏文回憶錄和美國中情局人員公開出版的回憶。研究西藏現代史的人都知道，拉莫次仁是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的助手。於是，這段有關西藏問題歷史的說法，似乎是來自於達賴喇嘛方面的人和美國中情局的內部人員，確乎是可靠的史實了。韋剛先生在這裡忽略了一切細節，不動聲色地使用了一個老套的宣傳技巧：倒果為因。
今日西藏問題，來源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藏區的事變。這些事變到底是怎麼引起的，發生了甚麼，影響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家庭，至今在中國是諱莫如深的秘密。國內的當事人和學者，是不能自由而公開地討論這些事變的。如此禁忌必有慾圖掩蓋之事。韋剛先生既要把中國在西藏的麻煩推給美國，又要繼續掩蓋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變，就只能半遮半掩，直接跳向結論。他不能讓 讀者停下來思考，不能讓讀者有問一個為甚麼的機會。他說，“美國中情局在1949年後涉入分裂西藏活動”。這“1949年後”到底是甚麼時候？中情局又是怎樣“涉入”的？他為甚麼不說得稍微具體一點，為甚麼不提另一個現代藏史上更重要的年份，1956年呢？
事實上，1949年前後的西藏，還處於封閉狀態的最後階段，英國已經在1947年印度獨立後退出了印度次大陸，而美國對西藏內部的狀況以及即將到來的變故，還處於幾乎一無所知的狀態。解放軍佔領藏區以前，最早對即將到來的藏地變故發出警訊的，是康區的商人邦達倉家族，也就是韋剛先生的四川甘孜同鄉藏人。他們委託在四川的英國傳教士喬治．帕特森前往印度噶倫堡，向印度和英美發出中國將佔領四川藏區並入侵西藏的警訊。印度政府排斥帕特森的警訊，堅稱中國政府會和西藏政 府談判，達成和平的協議而不會入侵西藏。他們甚至一度要把“危言聳聽”的帕特森趕出印度去。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不可能對西藏事務採取任何行動。韋剛先生說的“1949年後”，如果包括1949年，那就是無中生有。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以後，世界進入了東西方兩大 陣營的冷戰時代，美國中情局人員產生了在西藏搜索情報的需求，也願意幫助藏人。可是，在他們的概念裡，幫助藏人只能是通過西藏政府，而這就需要西藏政府自 己要求幫助，至少是願意接受幫助，但他們對此長久沒有肯定的結論。美國中情局通過達賴喇嘛的哥哥向西藏政府傳達的信息是，如果中國入侵西藏，達賴喇嘛可以選擇流亡，美國將為流亡的達賴喇嘛提供生活等幫助。而年輕的達賴喇嘛剛剛接受了西藏政治權力，不到迫不得已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子民。在解放軍即將佔領拉薩前，他率領官員和近親，前往藏印邊境的亞東避難。達賴喇嘛的哥哥為了他的安危，竭力勸說他出走流亡，而他在自己的經師和三大寺的勸說下，決定返回拉薩。 在張經武經印度來亞東見到達賴喇嘛以前，達賴喇嘛就作出了返回拉薩的決定。
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後，為了安定局面，為了讓高原雪國免於刀兵之災，忍辱負重，和解放軍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官員合作。1954年，他和班禪喇嘛應邀率領西藏僧俗兩界的眾多人士，訪問北京和中國內地城市。毛澤東多次向達賴喇嘛承諾，中國政府到西藏來“只是”為了幫助西藏，西藏將來還可以打出自己的旗幟，中國在西藏的任何變革，都要在西藏方面自己願意的前提下才展開。直到1955年達賴喇嘛啟程返回拉薩的時候，達賴喇嘛仍對中國幫助西藏的物質進步抱有很大希望。這就是有些西方藏學家所說的“中國和西藏的蜜月時期”。
顯然，在西藏被佔領的最初幾年裡，美國中情局對西藏事務即使想做些甚麼也做不到，因為那時期的西藏政府，根本不願意中情局插手做任何事情。韋剛先生用“1949年後”的說法，把這個階段一筆帶過，不提美國中情局正式開始西藏作業的時間點，正是要掩蓋這一變化的原因，那就是1955-1956年藏區的重大變故。
就在達賴喇嘛一行返回拉薩的一路上，事情似乎和前一年去北京的時候不一樣了，以至於1956年達賴喇嘛爭取到印度去參加佛祖涅磐2500年朝聖的時候，就想留在印度不歸。他想流亡的願望驚動了中國，周恩來與賀龍在出訪和歸途中兩次特地途徑印度，動員尼赫魯一起，說服達賴喇嘛回拉薩。也就是在一時期，美國中情局和藏人武裝取得聯繫，開始在西藏的作業。那麼，這1955-1956年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呢？
1955-1956年間，中國在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藏區，展開“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運動。這一運動是完全按照漢地土改的動員方式進行的。以政府和解放軍武力作為後盾，在四省藏區開展“群眾鬥爭”，批鬥 部落領袖和寺廟高僧，沒收土地和寺廟財產，侮辱藏人的僧俗領袖，強行收繳藏人自有的武器。這些做法，是藏人所無法接受的。特別是毀寺滅佛、侮辱僧侶和沒收 武器，把藏人逼到了忍無可忍只有反抗的絕地。於是，各地藏人紛紛暴動。
就在韋剛先生的家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1956年2月15日色達暴動，打響藏人反抗第一槍，2月25日白玉暴動，28日理塘暴動，29日新龍暴動，3月2日德格暴動，5日雅江暴動，20日鄉城暴動，21日巴塘暴動。到三月底，全州18個縣45個鄉藏民暴動達16,000人。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1956年春天也紛紛發生暴動。甘肅南部的拉卜楞（夏河）在6月8日暴動，劃歸西藏的昌都從7月起發生暴動。《新中國國防大事記》記錄，1956年四川43個縣參加暴動人數達十萬以上。青海省1958年起的暴動人數超過十三萬。
1955-1956年開始的“民主改革”以及藏人的 反抗暴動，都是發生在四省藏區，這些地方在行政上已不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管轄，但是寺廟和民眾還是認達賴喇嘛為最高領袖。所以，作為名義上的全國人大副委 員長和西藏的最高領導，達賴喇嘛無法阻止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四省藏區的反抗，一開始是各地自行其是，沒有統一的組織和領導，反抗藏人向拉薩政府呼籲，卻得不到拉薩政府的支持和幫助。達賴喇嘛向毛澤東和中央政府寫信表示關切和焦慮，卻得不到回音。
至今已經公開的檔案、文件、回憶錄和海內外藏史學者的研究，已經確認了無數證據，可以證明1955-1956年開始的藏區暴動，是中共在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逼迫下發生的。“民主改革”是因，藏人暴動是果。這些暴動遭到中共嚴酷鎮壓。1957年“中央三月指示”明確說：“只要向上層表示江東要堅決改，就要打，建筑在大打上，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徹底，越好，這條一點都不能放鬆。”，至於“政治爭取”，也就是“勸降”，“三月指示”說：“打一些好仗，才能爭取。”（《四川民族地區民主改革資料集》28頁）
於是“改革”漸漸蔓延成一場戰爭，是導致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的主要原因，也是當代西藏問題的起因。藏區的“民主改革”是西藏問題的源頭。所以，1955-1956年的時間點，是了解和理解西藏問題的關鍵點。韋剛先生在年份上打馬虎眼的正是這個時間點，而慾圖掩蓋的，就是西藏問題的真正源頭。
藏區遭受“民主改革”和藏人被迫反抗，以及理塘長青春科爾寺、巴塘康寧寺、鄉城桑披寺被解放軍空軍轟炸的消息，通過印藏間商人的傳統商路傳到印度，美國中情局獲得這一信息後，仍然遲遲無法向反抗藏人提供幫助，因為他們必須確定一個接受幫助的對像，而且這個對像得自己要求外界的幫助。他們希望西藏政府明確表示藏人需要幫助。可是，達賴喇嘛和拉薩政府仍然在極其困難的狀態下維持著和駐藏解放軍及中共西藏工委的合作，不能 向四省藏區的反抗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更不能接受來自美國中情局的援助。
四省藏區的反抗暴動，遭到了中國軍隊的殘酷鎮壓，從而蔓延成一場戰爭。在理塘商人貢保扎西整合部分反抗藏人，組成了四水六崗衛教軍以後，美國中情局才找到了提供幫助的對像。而中情局在西藏的作業，一是情報收集，二是幫助藏人獲得游擊戰的戰術和一些武器。第一批接受中情局訓練的六位藏人，全部是四川省理塘藏人，他們到達塞班島接受訓練的時候，已經是1956年12月了，這時候，解放軍在四川藏區的第一波大規模軍事行動已經基本結束。
可以確定的史實是，當年藏人的反抗，根本不是美國中情局策劃和組織的，而是中共在四省藏區的“民主改革”逼迫引發的。是藏人的反抗暴動起來以後，中情局才有機會提供訓練和武器幫助。韋剛先生故意倒因為果。
“西藏的當代歷史進程”中發生了甚麼
韋剛先生說，“如果沒有美國等外國勢力插手，中國西藏的當代歷史進程的確會完全不同”， “是否有美國的資助和扶持，直接關係到達賴喇嘛和他領導的政治團體在國際上的露面程度及政治生存”。韋剛先生想說的是，當代西藏問題是由於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 政府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是美國等外國勢力插手才形成的，沒有美國的資助和扶持，就沒有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國際上的生存，就沒有當代國際政治中的西藏 問題了。
這一說法，只能忽悠封閉環境下的國內民眾，經不起對具體內容的細節考察。對“西藏當代歷史進程”的考察，應該包括境內和境外的藏人。
1959年以後，中國政府完全控制了西藏三區，全面實行“民主改革”。韋剛先生大概也不會不同意，那是“沒有美國等外國勢力插手”的。那麼，“西藏的當代歷史進程”，到底發生了甚麼呢？有些甚麼是“的確會完全不同的”呢？
1959年後的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藏區，通過“民主改革”完全破壞了藏區的社會結構，同時進入了合作化。
韋剛先生的故鄉甘孜藏族自治州原有540座寺院，在被稱為“民主改革”的藏區社會改造期間，除了7座之外，其餘悉被被關閉、拆除、毀壞。寺院中的財富統統“不翼而飛”。以德格八邦寺為例，“據1958年『四反』時統計，八邦寺重要文物，有大型鍍金菩薩7尊，各類紅、黃銅菩薩9835尊，較珍貴的唐嘎10150幅，各種經書32400余部，印版129845塊，其他佛具3000余套。”經過“民改”之後，“1987年（德格）縣宗教局統計， 全縣57座寺廟(不含格薩爾紀念堂) 主要文物有唐嘎2402幅，塑像2128尊，其他各種佛事用具，經書30316件(部)。”（《德格縣誌》420頁）
再看建於1560年的四川石渠縣嘎依寺：“經堂樓上珍藏15尊純金小佛像， 114個銅質鍵金佛像， 8個佛塔， 800余卷經書。”（《石渠縣誌》471頁）
請教韋剛先生，八邦寺的近萬座佛像、12多萬塊印版、3萬多部經書到哪裏去了？ 嘎依寺的15尊純金小佛像現在哪裏？甘孜未在“保留寺院”之列的503座寺院中，曾有多少金銀銅佛像和法器？下落如何？
除了寺院財富之外，民間財富也沒能逃脫。僅在色達牧區，“（1959年12月）縣工委對前段時間沒收的財產進行總結: 牛16759頭， 馬929匹， 羊6877只，黃金23兩，金粉10兩，銀元33354元，銀寶167個，銀器833件，人民幣11460元，珠寶50斤零9162顆，外幣6240元，藏洋6756元，手錶4只，酥油10638斤，奶渣2614斤，茶葉26730斤，糧食61986斤，牛、羊皮7307張，各種服裝19824件，帳篷25頂，生活用具2553件。”（《色達縣誌》11頁）
在藏區“沒收的金銀珠寶按照規定上繳國庫”（《道孚縣誌》327頁）。那麼，我以一個獨立民間研究者的身份，謙卑地請教外交官韋剛先生和不具名的政治學教授：在這段武力逼迫的“西藏當代歷史進程”中，整個藏民族被“上繳國庫”的金銀珠寶到底有多少？價值幾何？
“當代進程”的結果， 藏民族被強行納入中共體制，大規模地掠奪財產導致了藏民族的集體貧困。在“合作化”和“大辦食堂”時，青海果洛的牧民每戶“留一頂牛毛帳房、一口鍋、一把 杓子、一把茶壺、一個糌粑箱、一個『酷毛』（燒火吹風用）和一人一個碗，其餘東西一律收繳到大隊庫房。”（《果洛見聞與回憶》116頁）
緊隨“民改”的是糧食高征收和統購統銷。
新龍縣1957-1960糧食徵購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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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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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
（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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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減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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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購總數
（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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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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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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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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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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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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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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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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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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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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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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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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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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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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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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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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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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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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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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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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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龍縣誌》170頁
若爾蓋縣部分年度糧食徵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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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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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產量（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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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購（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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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購量佔產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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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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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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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5（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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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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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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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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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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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萬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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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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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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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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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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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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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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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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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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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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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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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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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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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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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若爾蓋縣誌》256、398頁
如此高征收勢必造成飢 荒。在歷史上，藏區遇到自然災害造成食品短缺的時候，有特殊的救助系統，這就是遍佈藏地的寺廟。藏人在豐年有盈餘的時候，都主動地把盈餘的食品和財富捐獻 給寺廟，由於高原氣候因素，寺廟能夠長期保存這些糧食和財富，在遇到災荒的時候用於救助。但是，在藏區“平叛”鎮壓以後發生大飢荒的時候，大多寺廟已經被 搗毀，存糧已經被沒收運走，原有的救助系統已經不存在。在交通困難，人煙稀少的藏區，藏民得不到救助，沒有其他糧食來源，結果可想而知。
藏區大飢荒是我研究中 最困難、資料最少的一部分。國內研究大飢荒的學者們通常使用政府公布的人口數據，可是由於某種神秘的原因，藏區人口數據極其混亂，公開發表的數據和內部掌 握的數據相差極大，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人口數據至少被修改了三次，每修改一次，人口基數就隨之減少，用來掩蓋鎮壓和大飢荒造成的大幅度人口下降。因此， 通過人口數據來研究藏區飢荒十分困難，最多只能做到局部地區的研究。不知領事和教授就此是否能賜教？ 請不要給我1953年到1990年藏人人口增長數據。整體的人口增長並不等於特定地區、特定時間內的人口持續增長，但卻會掩蓋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由於某種歷史事件導致的人口猛然下降，這是高中生都懂的常識。
以國家權力掠奪一個民族的財產被冠以“民主改革”的美名，保衛家園卻被扣上“武裝叛亂”的罪名，被大批正規軍用現代武器鎮壓。我根據國內公開出版的資料中統計出，1956-1962年，在西藏三區無數次“平叛”戰鬥中被“殲滅”（死傷俘降）的藏人數據：34萬6千。這僅僅是不完全統計。這個數字包括被迫逃離家園的男女老幼，但不包括後來在“防叛”中，按照總人口一定比例被捕、被關押或死於監禁的藏人。衛藏地區抓捕比例為總人口的2%﹔青海被捕人數高達10%-15%，部分地區，如果洛州班瑪縣，1961年該縣複查71個案件，其中68人是“已決犯”，也就是“先殺後查”。1981年該縣複查1958年的“平叛擴大化”案件時，複查了1565人（沒有說明複查人數是否與當年捕辦人數相同），除了140人維持原判，其他全部“平反改正”。1565人是甚麼概念？ 1955年班瑪縣藏族人口為9270人，1958年該縣捕辦人數至少為1955年總人口的16.9%。（《班瑪縣誌》279頁）如果加上人數不明的戰場死亡人數，可以說1958年該縣至少有接近20%左右的人口被殺被關，差不多是平均每家一人，這就是所謂“民主改革”。
在官方正史中，1956-1962年中共在西藏三區對藏人的濫殺被稱為“平叛擴大化”。“擴大”到甚麼程度？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批准對青海藏區的“平叛擴大化”平反，玉樹州的平反率為98.52%，果洛州為83.6%，黃南州為71.64%。在沒有發生“叛亂”的海西州，當地幹部製造了一個無中生有的案件，導致11975人被捕，後來該案被宣佈為假案，平反率就是100%。韋剛外交官和不具名教授是否能提供一個我無法查找的數據：平反之時，有多少人活著走出了監獄？
如此“歷史進程”，當代任何一個文明國家都會盡一切力量避免﹔而被強加給如此“歷史進程”的民族，於走投無路之時不得不尋求外援以自救，此乃天經地義。
藏民族在中共統治之下 經歷的苦難，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極其危難的地步。在那些年裡，藏區有多少財富流失，有多少藏人死於“平叛擴大化”和隨後到來慘絕人寰的大飢饉。這是藏民族 歷史上罕見的大災難，是中共在藏區的反人類罪行造成的，是一種國家罪行。連中共的幹部自己都承認，中共在土改和民主改革中犯下了“極左”和“擴大化”的錯 誤，承認了大飢荒。韋剛先生和教授先生居然視而不見，到今天還要倒打一耙，相幫洗乾淨國家罪行的血手。在族人的苦難面前，韋剛先生難道連一點惻隱之心也沒 有？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藏民族現代化的貢獻
韋剛先生說，“1970年代，美國出於對抗蘇聯的戰略利益，與中國建立了友好關 系，取消了對達賴喇嘛的資助和扶持，達賴喇嘛和他的政治集團立即陷入空前的國際困境和生計危機。所以那個時候達賴喇嘛就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回國要求，中國政 府不計前嫌歡迎達賴回歸，從此也就有了中國政府與達賴私人代表的『接觸商談』。” 如此不顧事實的編造，實在是一種欺世行為。
1959年3月， 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以後，發生了藏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流亡遷徙。來自西藏三區，包括後來的西藏自治區及其周邊四省的幾十萬藏人，包括老人、婦女和嬰兒，拋 棄家鄉的一切，徒步翻越世界屋脊，追隨達賴喇嘛。這一遷徙潮，沒有任何人鼓動，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完全是藏族民眾自發的逃難。他們想 逃避的，就是中共的外族的血腥佔領和統治。講得具體一點，就是中共的“民主改革”。
在這一逃亡潮中，不知有多少人在途中失去生命，也不 知有多少人在到達印度以後，由於地理、氣候、飢餓、勞纍、疾病而死亡。達賴喇嘛到達印度後，立足未穩就面臨著照顧流亡族人的艱難任務。通過達賴喇嘛的努 力，流亡藏人先是在筑路營，後來是在農業定居點，漸漸地安居下來。也是通過達賴喇嘛的努力，取得了全世界民間人士和組織的同情與援助。印度政府承諾建立專 為藏人學童的學校。流亡社區建立了照顧藏童的西藏兒童村。寺廟、醫院、學校和致力於自給自足的手工業合作社漸漸建立起來。藏傳佛教四大流派的所有最高上師 幾乎全部流亡境外，藏傳佛教從此開啟了走向世界的新時代。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達賴喇嘛帶領下的西藏流亡社區，成為人類史上組織最為良好的和平的政治流亡社 區，在當代世界史上有口皆碑。
回顧半個世紀前，藏人流亡初期，曾經經歷了非常困難 的時期。由於物質和精神上的艱難困苦，很多藏人沒能堅持下來，永遠倒在了異國他鄉。幸虧他們有他們的精神領袖，始終不移地教導他們，我們必須懷著佛教慈悲 和智慧的理念，堅持佛法的教導，堅持生命的智慧，堅持在佛教誕生的地方生存下去。在流亡初期，年輕的達賴喇嘛就告誡流亡的族人，我們是難民，一年兩年裡我 們不可能回到家鄉，我們要做好安居的準備。他要族人種樹，要族人建設這塊流亡之地，要開展教育，要自給自足。我走過印度的很多流亡藏人定居點，到處看到藏 童的學校。很多藏童來自非常貧困而偏僻的遊牧家庭，是達賴喇嘛派人到他們家裏，告訴孩子的父母家長，要把孩子送到學校，接受現代教育。
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從一開始就看到，並且一再勸告流亡族人，舊時的西藏並不完美。藏文明在現代世界的生存和發展，一定離不開改革，離不開良好的社會制度，離不開文明和科學技術。而這一切，需要長期的努力建 設。流亡藏人社區在弘揚佛教，保留豐富多彩的藏文化遺產的同時，很早就開始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他們在達賴喇嘛指導下通過了憲章，明確了民主制度的建設方向。在分散於世界各地的流亡社區之間一步一步建立起當代開明政治制度的同時，藏民族歷史上破天荒開始民主選舉。第一任民選的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一位德高望重，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高僧大德。他連任期滿，今年又一次大選，經過競選，選出了一個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區出生，在流亡藏童學校開蒙，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獲得博士學位的年輕法學家洛桑森格。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宣佈政治上退休，不再過問流亡藏人的政治事務。達賴喇嘛的退休和新噶倫的選舉，標誌著藏人政治制度現代化的長足進步。這是多麼值得藏人驕傲的成果。流亡藏人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和讚揚，一點也不奇怪。
流亡藏人的成就，是半個世紀奮鬥的結果，也是達賴喇 嘛從流亡一開始就為族人指出的道路。全世界為達賴喇嘛的和平理念所感動，為流亡藏人的處境所感動，為流亡藏人提供了幫助，提供幫助的大多是民間組織和人士，其中包括來自台灣、東南亞和旅居歐美的漢人。我在訪問過的流亡藏人定居點都看到外界提供修建的房屋設施，很多是個人捐助的規模非常小的援助項目，例如 一個廚房，一套供水設備，一個教室等等。把流亡藏人今日之成就，說成是美國的策劃與支持，那就太小看藏民族了。韋剛先生作為藏人後代，何以不顧事實，如此貶低自己的民族？
就在流亡藏人經過十幾年奮鬥處境漸漸好轉的時候，經 過了文革的中國領導人胡耀邦等，意識到了中國政府在西藏犯下的嚴重錯誤。這些領導人自己在文革中都吃過了冤假錯案的苦頭，現在終於對別人產生了惻隱之心， 第一次用反省的眼光來看中國政府的政策。於是就有了幾次西藏工作會議，就有了胡耀邦等領導親自前往拉薩考察，有了西藏工作的糾偏。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中國政府派人秘密聯繫在香港居住的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邀請達賴喇嘛自己或者派代表回藏區視察，並且傳達鄧小平的邀請，“除了獨立，甚麼都可以談。”
嘉樂頓珠前往達蘭薩拉向達賴喇嘛匯報中國領導人的邀請，達賴喇嘛經過思考，同意讓嘉樂頓珠率一個小組，回藏區親眼看看，這些年裡藏區到底發生了甚麼。以後又陸續派出了三個代表團。
達賴喇嘛的代表團先是在周邊省份藏區考察，然後到拉 薩。在代表團到來之前，中國的幹部們還想著要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勸告群眾不要向“奴隸主”的代表團吐唾沫扔石頭。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代表團所到之處，藏人 民眾聚集，紛紛向達賴喇嘛的代表表達他們的思念和祝福，傾訴在中共統治下的苦難和冤屈。而境內藏人幾十年苦難後的悲慘境況，也讓代表團震驚萬分，悲憤難 忍。中共意識到這樣做對他們的統治合法性的風險，於是中斷了“除了獨立，甚麼都可以談”的進程。
這一段史實，當事人和親歷者還在，還留下了很多回憶與敘述，有照片為證。韋剛先生竟然把事情倒過來說。如此指鹿為馬，還像一個正派人的作為嗎？外交官和教授的“討論” 雖然“出口轉內銷”，仍然不過是一種宣傳。這種“討論”只能拿到國內去忽悠，在國際學術界是拿不出手的。所以，“國際涉藏宣傳”始終達不到中宣部所希望達到的效果，原因很簡單：罔顧事實、編造歷史的宣傳經不起質疑。
韋剛先生和旅美學人的對話，通篇充斥著這樣的指鹿為馬，顛倒因果。這種中宣部產物的致命點，是藐視讀者的基本良知和智慧，於是表現出絕對愚蠢的傲慢。這位旅美學人有一段話：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我剛好在北京。一邊近距離觀察事態，一邊也不斷收聽美國之音的事態動向廣播。美國之音的報導總讓人感到事態非常嚴峻，待 在北京非常危險。在美國的親友也來電催我返回。但身處北京的我，卻感到北京的人們生活一切如常，大街小巷其實很平靜。政治上也沒有覺得會發生甚麼大規模的 政治轉向或大清洗，大專院校中參與上街遊行的師生也很快恢復正常上課，我感覺沒有任何必要離開北京，後來整個暑假下來的確也平安無事。”
別忘了，經歷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人，大多還活著，還沒有忘記。怪不得他連大名也不敢亮出來。就西藏問題的起源和發展，我願意與教授先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在任何媒體上討論，唯一的條件是：討論必須公開，發表也不可修改。
至於中共的前外交官韋剛先生，以藏人後代的身份來談 論西藏問題，雖然更有利於宣傳工作的效果，卻應該記得我們漢人有句話：“文章千古事”。寫出來就是白紙黑字，就是歷史，不僅今人會讀，後人也會讀的。所 以，開口之時不要突破道德底線，最好還是顧及基本事實。否則，你現在何以面對自己鄉親父老的冤魂，將來又何以面對自由的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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