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13日訊】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上萬人到北京中央信訪辦上訪，後來被說成是圍攻中南海。十二年過去了，究竟法輪功學員為甚麼要到中央信訪辦上訪？真的是圍攻了中南海嗎？上訪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甚麼？江澤民真的是四•二五當天才知道法輪功嗎？何祚庥為何在那個時間選擇在天津發表詆譭法輪功的文章？以及隨後的“香山集體大自殺”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結合當時的情況及相關的報導作一分析。
一、四二五之前，江澤民、羅幹已把對法輪功的打擊上升為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
時任中共政法委書記的羅幹，分別於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通過公安部對法輪功搞了兩次秘密調查。第一次調查沒有發現法輪功的任何問題，得出的結論都是非常正面的。第二次調查是先內定法輪功為“邪教”，然後再蒐集證據。
這樣的調查在一些地區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向所屬公安部門發出了朝公發（1998）37號《關於禁止法輪功非法活動的通知》，有的輔導員被數次罰款，纍計金額達4000多元。由此引起40餘人到公安部上訪﹔1000餘人聯名投訴朝陽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而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等地還出現基層公安部門強行驅散煉功群眾，非法抄家，私闖民宅，沒收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等違法亂紀問題。
對中共本性有所了解，或經歷過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人士都清楚，中共如此調查，看來對法輪功圖謀打擊，在中共高層內的個別人心中，已是磨刀霍霍了。
中共內部，與意慾栽贓的調查相對的，對法輪功的發展持支持和肯定態度的人士，從他們良好的本願出發，也在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這在當時表現在兩個方面：一九九八年五月，國家體總主任伍紹祖到長春考察群眾體育活動，在中央電視臺播出的新聞背景中，就是長春大法弟子洪大的集體煉功的場面。
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市、武漢市、大連地區及廣東省分別由當地醫學界組織進行了五次醫學調查，調查人數近三萬五千人。這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全面的醫學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修煉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數有效率高達98%以上，被調查者的心理狀況和精神狀況也得到極大改善，他們所節約的醫藥費為國家和集體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調查結果向大陸國家體委作了匯報，
同年九月十日，李嵐清作出批示，要求並強調國家體總歸口管理人體科學工作。十月二十八日，國家體總印發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並要求“認真學習，積極貫徹落實歸口管理，協調好各地的人體科學和氣功工作”。（這一資料見國內公開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史》）國家體總於李嵐清副總理批示後在十月中下旬，派出以原中國氣功協會負責人丘育才為組長的考察組，赴長春考察法輪功學員修煉情況，除深入煉功點，明察暗訪外，還召開了由五十二名代表參加的座談會，與會的代表有企業家、個體業者、居委會主任、工人、政府官員、老紅軍、現職軍級幹部、專家學者，其中大專院校教授二十五人，考察效果是好的。丘育才發表講話說：“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份肯定的。”
同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分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國一家權威性雜誌《世界新聞週刊》發表文章談到了法輪功在健身方面的好處：“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說：『法輪功和其他氣功可以使每人每年節省醫藥費1000元。如果煉功人是一億，就可以節省一千億元。朱镕基對此非常高興。國家可以更好地使用這筆錢。』”
稍加分析我們就可看到，羅幹對法輪功“先定性”的調查是完全違背調查原則的，只有通過對事實的調查才能得出結論，怎麼能在調查之前就下結論呢？這明顯是在指令公安為他的定性而製造假證。那麼，羅幹有這個權力嗎？儘管他是中共政法委書記，如果沒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內握有實權的人物的首肯，他也不敢作出這樣的決定。這個人物是誰呢？
羅幹是政法委書記，他的頂頭上司是主管政法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李嵐清對氣功是持支持態度的。前面說，九月十日，李嵐清作出批示，要求並強調國家體總歸口管理人體科學工作。這個人體科學就包含氣功。而在此前的五月十一日，李嵐清說做出批示，要求國家體育總局歸口管理人體科學工作。一改原來由中宣部、民政部、公安部、衛生部、國家體育總局等九個部委共管氣功的決定，而為歸口由國家體育總局管理，這也證實伍紹祖於五月十五日視察長春是在中央和國務院主管領導的批示後實施的。
那麼，羅幹除受李嵐清領導之外，還有朱镕基和江澤民。朱镕基在知道羅幹秘密調查的事情後，曾把羅幹叫去批評說“放著大案要案不抓，卻用最高級的特務手段對付老百姓”。
羅幹與江澤民關係很好，他之所以敢於那樣對待法輪功，是有他自身的打算，及江澤民在背後的撐腰。
作為羅幹來講，挑起法輪功事件，有他政治上的需求。當時他年齡已大，能不能在下屆進入中共的最高決策層，尚無定論。但是他明白一個道理，在中共內部要想站穩腳跟，擴大自己的勢力，那就得利用職權，挑起並加劇自己管轄範圍內的社會矛盾。大家知道，作為政法委，主管公檢法司，是國家的執法和司法機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著中國的政治生態。當然，政治這個問題，在中國來講，可大可小。儘管經過十年文革的浩劫，國家已經轉向了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軌道，可是政治這個問題，卻仍然是中共唸唸不忘的。只要把普通的社會現象提到政治層面，仍然可以無限上綱。那就是說，只要對法輪功的打擊做到了，那他羅幹在中共官場上的地位就絕對沒人可以動得了的，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鎮壓法輪功後的事實也表明，羅幹把自己和江澤民與中共牢牢地綁在了一起。既然是他挑起了這麼大的事件，那他同時也擁有了在這方面的資本。
伍紹祖、喬石對法輪功的調查與支持沒有甚麼可說的。作為伍紹祖來講，他是國家體總的負責人，考察群眾的健身和各地的體育運動，是他份內的事。他派出工作組去調查再正常不過了，而且工作組的調查採取的形式也是相當的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只是實事求是地調查，由法輪功學員講自己的修煉過程和感受。有的學員為了證實自己煉功後的變化，還拿出了當初醫院所下的無法治療的病例證明。喬石雖說是原人大委員長，可是他組織的都是一些離退休的老幹部，這些人對一個群眾性的健身運動完全可以不去調查。那麼他們的調查無非是因為法輪功確實在袪病健身和提升人們的思想道德方面有著突出的效果，本著為國家前途和民眾利益的良好願望出發才去做的而已。這無可厚非。
心胸狹窄的江澤民對喬石等人公開他的繼任者的作法異常嫉恨（參見《九評共產黨》、《江澤民其人》及《中共高層在法輪功問題上的分歧》），所以是凡喬石推崇的，那就是他所要打擊的，這是由他的本性決定的。另一方面，加上羅幹的煽風點火，江澤民已把這一尋常的法輪功煉功活動，當成了打壓異己、提升自己威望的手段。而且，作為共產黨來講，打擊法輪功，那是無神論與有神論的鬥爭，只要把法輪功問題上升到這樣的一個高度，那他江澤民就有絕對的勝算。其實說白了，一旦上升到這個高度，那就勢必成為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用這種路線號令全黨，江澤民的權力與勢力就會得到極大的提升與放大。
上升到黨內的路線鬥爭，在當時的江澤民看來，他已經勝券在握了。因為法輪功是傳統的修煉功法，講到了另外空間以及神佛的存在，這與中共所信奉的無神論截然相反，所以，在江澤民看來，只要他祭出中共無神論的血旗，打擊法輪功可謂暢通無阻。這從江澤民在鎮壓法輪功後所作的系列講話中可以清晰地看 出。
然而，江澤民在法輪功問題上並沒有絲毫的態度表露出來。他在等待時機。
二、挑起法輪功事端
儘管羅幹對法輪功先定了性，可是反饋上來的材料仍然沒有發現甚麼問題。羅幹不得不思忖對法輪功的事端如何挑起。
法輪功信仰真、善、忍，講究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且全憑自己約束自己，沒有人管，頂多就是學員之間交流一下，談談認識而已。
甚麼是事端？不過都是由謾罵、打架鬥毆引起，甚而至於流血衝突。面對法輪功學員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怎麼製造事端？羅幹與其連襟何祚庥採取了一種非常隱蔽，卻又能單方面挑起法輪功事端的作法。那就是由何祚庥出面在雜誌上發表詆譭法輪功的文章。
何祚庥，名義上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實質上他是一個中共安插在科學界專為中共政治鬥爭服務的筆桿子，一生沒有甚麼科研成果，卻很能順應形勢需要，站在所謂科學的立場上，寫出為中共青睞的文章。熱衷於吹捧“自然科學的階級性”，控制論被他說成是企圖用“純技術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從而掩蓋了資產階級社會腐朽沒落的根本原因”﹔愛因斯坦被他說成是“自然科學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二零零一年他甚至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的可笑觀點。
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曾在北京電視臺誣陷法輪功，在北京法輪功學員特別是社會科學院內的法輪功學員講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北京電視臺在私下作了道歉，並製作了一個正面報導法輪功的節目作為彌補。
這次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的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覽”上發表“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也是有著充分的考慮的。從地點上看，天津離北京很近，又是一個直轄市，便於製造出事端來直達中共最上層。“青少年科技博覽”也是一本名不見經傳的刊物，加之又是針對青少年的，在這上面發表詆譭法輪功的文章，應該是非常低調吧。其實這也正是羅幹、何祚庥這對連襟的陰險之處。他們知道，在這樣的地方、這樣不引人關注的雜誌上發表詆譭法輪功的文章，法輪功學員只要去澄清事實，說明真相，那這自然就給了他們製造事端的藉口，而且這藉口還冠冕堂皇：一個科學院院士出於對青少年的關心，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有何不可？不是出於對祖國未來的關心嗎？
可是如果稍微細究一下就會發現，何祚庥之前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過文章嗎？以科學院院士的身份，借關愛青少年的名義，完全不顧事實，無中生有，信口雌黃，發表誣陷法輪功的文章，居心何其毒也！
從時間來看，一方面，中共體制內實事求是對法輪功調查的正面結論正在產生深遠影響，國家體育總局也已經對法輪功作了正式的官方的調查，並且面臨著接納法輪大法研究會申請註冊的問題。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刺激著妄圖加害法輪功的江羅一夥，所以他們對法輪功的造謠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江澤民於法輪功大上訪的當晚給政治局及相關領導人物的信件中，明確提到，“敏感期已近”的字句，這也自然給了人們極大的聯想。
江澤民所認定的“敏感期”是甚麼？就是指十年前江澤民得以登上中共最高位置的六四學潮。六四學潮中有兩個相當敏感的日期，一個是四月二十六日，一個是六月四日。這個四月二十六日，是中共對學潮進行正式定性的日期，也就是在那一天，中共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史稱四二六社論。也正是因為這個社論，才使得學潮漫延全國。而且大學生遊行以及與政府交涉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要求政府糾正錯誤的定性。
四二五法輪功學員大上訪之後，對法輪功展開全國範圍內的迫害時，這個日期被再次重提，筆者曾記得中央電視臺播音員說過這樣的話，大意是：法輪功學員選擇在這一天圍攻中南海，與十年前那個敏感的日子極其接近，其中大有深意。當然，後面還提到了甚麼法輪功在海外的政治背景等等誣陷之詞。
可是我們適當往前推算一下就會發現，導致法輪功學員上訪的這一天，也早在中共的謀算之中，只是上訪的及時處理，使得本來應拖延至二十六日的事件提前一天得以解決。
天津防暴警察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發生在二十三日晚間，並且，當法輪功學員到天津市政府上訪時，拖至第二天凌晨一點多鐘，才來了幾個官員，一個穿警服的說：“我們這裡沒有權限解決問題，你們如果想解決問題，那就去中南海。”並說，北京公安部介入這個事件，“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 題。”
當天，也就是二十四日，法輪功學員便決定到北京上訪反映情況。於是便有了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學員的萬人大上訪。
早上八點多鐘，朱镕基來到學員中簡單問詢情況，並指示官員和法輪功學員商談解決。那麼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朱镕基當日不在中南海，或到下午才有機會得以解決這一事端，或者是解決問題再慢一點，那麼很自然的，法輪功學員就要站到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了。
我們對這一時間提出質疑是有根據的，一個是江澤民在他當晚所寫的信中自曝的，說是敏感期已來臨。另一個根據就是天津警察非法毆打抓捕法輪功學員的時間。法輪功學員是四月十八日開始陸續到天津教育學院反映情況的，可是卻在拖了五天之後才實施暴力驅逐。並且前幾天，編輯在了解情況後，還善意地向學員承認了錯誤，並有糾正之意，可是到了二十三日，編輯部卻一改先前承認錯誤的態度，說他們沒有錯。顯然他們說自己沒有錯誤，與後面的特警打人抓人，以及市政府出面解說情況要到北京才能解決問題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內都接受到了為同一個目的而下的不同的指令。由此可見，中共設置這個圈套的周密，甚麼時間讓出現甚麼樣的情況，都是經過周密的佈置的。
如果把這樣的事件反過來看，可能更明白一些。何祚庥以他院士的身份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這家雜誌上發表文章很自然，雜誌社也根本沒有不發表的理由，平時這樣身份的人，不要說蒙他們賜稿了，連約稿都沒法和他們聯繫。那麼何祚庥為甚麼不往後拖呢？“青少年博覽”是月刊，每月出版一次，再怎麼拖也不可能和六四連在一起。看來只有他的文章發表的四月十一日這一個日子可用，因為雜誌的發表需要時間，法輪功學員了解文章的內容也需要個時間，這對羅幹與何祚庥一夥來講，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游刃有餘地構陷這個事端。
四二五後，人們在盛傳著法輪功學員的堅忍、和平與理性。這固然是法輪功以及法輪功學員思想境界的體現。事情能這樣平緩地過去，也不是甚麼政權說干涉就能幹涉得了的。可是這場事端確乎由江羅挑起。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朱镕基的處理，而放任由羅幹處理的話，那結果會怎樣？何況這樣的事件，涉及到公安抓人、打人，明顯屬於社會治安事件，而這些又都是在他這個政法委書記職權範圍內的事。要是由他處理，他會派人坐下來和法輪功學員和平談判嗎？那麼會不會繼續拖延下去？其實，只要拖延下去一天，公安就有了暴力清場的可能。當然，那樣的話，中共喉舌的報導也會完全站在中共一方而對法輪功大肆誣蔑。
我們不排除，江羅只是想借誘使法輪功學員上訪之機以栽贓法輪功的動機，因為只要法輪功學員上訪人數達到了一定的期限，就為他們下一步打擊法輪功找到了藉口。可是我們也不排除，羅幹想在法輪功學員上訪時使用暴力的可能。
這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天津特警抓捕法輪功學員是在二十三日，法輪功學員要形成大範圍的上訪，只有二十四日這一天的時間準備不可能夠，四月二十五即使有來上訪的人，也不可能多，再怎麼著也得等到二十六日。
當然，這些我們都是猜想，是中央電視臺的報導，與江澤民的信件給了我們這樣的提示。江澤民在信中說：“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在北京地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
針對江澤民的信件，我們不妨問一句：天津抓人、打人，怎麼不提前兩天或再滯後兩天呢？要知道，“青少年科技博覽”編輯部、天津公安以及天津市政府官員的言行中，都明確表露過受到了上級的指令或暗示。何祚庥當然沒有這樣的權力，那麼誰的權力這麼大？可以凌駕於天津市政府之上？須知，天津市是一個直轄市，它的上級就是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儘管天津的官員說是公安部介入了此事，但是能排除江澤民對此事的關注嗎？公安部的介入說明瞭羅幹的參與，羅幹背後的靠山，只能是江澤民。
三、江澤民跳到前臺直接陷害法輪功
許多參與過大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在追述時大都寫道，當時，法輪功學員是由警察帶著隊從信訪辦那條街，走到了一路之隔的馬路對面的中南海圍牆外。法輪功學員都很自覺，站在路邊，不影響交通，連盲道都讓了出來。至今我們見不到中共警察站出來解釋為何那樣不約而同地引領法輪功學員站到中南海周圍。當然，國務院信訪辦就在中南海門口附近，法輪功學員反映情況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共領導看一看法輪功學員都是一些甚麼樣的人，其實即使是他們主動站在中南海周圍又能說明甚麼呢？這其實不是甚麼問題，可是中共事後卻據此栽贓說法輪功圍攻中南海。
朱镕基在與法輪功學員代表往中南海走的過程中問學員：“你們反映的情況我不是做了批示嗎？”“我們沒有看到呀！”法輪功學員愕然的答道。
顯然，朱镕基隨意的一句問話，反映了身為一國總理的批示，竟然也有人扣壓。那麼法輪功學員向總理反映的是甚麼情況？那只能是對羅幹“先定性後調查”所造成的後果的如實反映。這方面的批示也只能轉給公安部，因為這屬於社會治安方面的事情。而敢於扣壓總理的批示者，非羅幹莫屬！當然羅幹扣壓朱镕基的批示，可以說是有恃無恐，因為他背後有江澤民的全力支持。
關於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態度，四二五之前沒有見諸報端及中共的各種文獻資料。可是這不等於他對法輪功沒有態度。四二五這天下午三點多鐘，江澤民坐著防彈車在中南海周圍轉了一圈，又神秘地回去了。晚上他寫了那封信。在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法輪功的態度非常明確。他的這封信，與後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一脈相承。可以說，他的這封信是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綱領性文件，在信中已經完全暴露出他對法輪功的仇視態度。
江澤民在信中誣陷法輪功有全國性的組織，並以臆測的口吻說法輪功有國外勢力，有“高手”在指揮。他的這些說法，相信人們都能從前些年中共對法輪功的抹黑宣傳中見到，實際上他已經為迫害法輪功定下了基調。
本來，作為一國之主的江澤民，面對這樣的事件，完全應該深入進去，全面了解一下法輪功。最起碼，他也可以問一下那些在中南海執勤的警察吧。可是他神秘地轉悠了一圈後，就又回到了中南海。在朱镕基派出的人員妥善地解決了糾紛後，他卻在當晚，寫下了這封將他自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信件。（這封信已被收集在他的文選裡，改名為“一個新的信號”）
他向中共政治局釋放的信號中其實已經包含了所謂圍攻的信息，他在信中說：“前兩天，天津發生了『法輪功』人員圍堵一個雜誌編輯部的事件。在此之前，其他地方也已出現過『法輪功』人員圍堵機關、靜坐的事件。”
顯然，他對法輪功要比其他中央領導的關注深的多。法輪功學員就在中南海門外，他怎麼不派人調查？怎麼不喊幾個法輪功學員代表來問下情況？他的這封信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顯示，他對羅幹、何祚庥設置的這個圈套已然十分了解。
他在信的最後有這麼一句：“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江澤民是否真的參與了當時對天津事件的策劃，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憑他對羅幹的信任，對喬石等人的排斥，對把法輪功問題在內心深處上升為路線鬥爭的想法，以及中共體制內正義人士支持法輪功的呼聲，特別是他想藉打壓法輪功提升自己威望，鞏固自己獨裁勢力的私心，我們可以洞徹，即使他沒有參與到具體的對法輪功事件挑起的事件當中，他也是密切關注的，最起碼是有明確的態度的。不然的話，他寫不出那樣完全把法輪功推向政府對立面的態度鮮明的信。
江澤民在二零零零年的談話，曾被海外公開，他在談話中提到：
“中央鑒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消亡的歷史教訓，一直決心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信仰和理論進行批判，奪回並鞏固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次消毒，法輪功鼓吹『真、善、忍』，給了我們動手『消毒』的機會。”
“相比之下，其他氣功組織就不那麼容易解決，很可能在全國引起劇烈動盪，甚至於製造暗殺、毒氣、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動，就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對社會穩定起破壞作用，起不到懲戒的效果，法輪功講『真、善、忍』，我們的打擊工作就可以放手進行。以後利用打擊法輪功的經驗，可以有效的運用於其他氣功組 織。”
顯然，江澤民是在非常了解法輪功的情況下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全國性草菅人命似地比文革更甚的邪惡迫害。江澤民早在他對法輪功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之前，就已經對法輪功，以致整個氣功界有了打壓的打算。而迫害法輪功之後的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緊隨四二五法輪功學員大上訪之後，還有一起非常陰毒的造謠事件，那就是“香山集體大自殺”。這次謠言最初出現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文件之上，據曾就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該部工會伙食監督委員會副主任的傅江鷹，在他致中共十六大的公開信中說：中央文件傳達，1999年5月1日有上萬法輪功學員要到北京香山集體自殺。他在信後親自附註解釋“香山集體大自殺”：記得1999年4月底，開會宣佈中央辦公廳文件，聲稱有上萬法輪功學員在5月1日要到香山集體自殺！到現在我都為這個文件感到震驚。我想這是中共建黨歷史上最赤裸裸的無恥、惡毒的文件。有的人在中共黨內居然能膽大到像黑社會老大一樣耍流氓！這麼多人為甚麼要自殺呢？為甚麼北京幾十萬學員經中央文件宣傳才知道這個無聊的“新聞”？
其實，有關這個香山集體大自殺的謠言，後經多方消息證實，首先由中央辦公廳發出文件，稱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將在香山集體自殺，並將此消息通過海外媒體傳出，然後通過片警、便衣、特務向法輪功學員散佈去香山集體活動的信息。對此我們可以作一點簡要回顧。羅幹兩次派公安調查法輪功，期間便參雜著大量的特務。就包括四二五當天，也都有特務在活動。我們看一個法輪功學員今年所寫的一篇紀念四二五的文章中提到的一個細節：
“我順長安街往西走找廁所，忽然發現有一個燙著頭髮、抹著口紅，穿衣打扮非常時尚的年輕女子，胸前還戴著法輪章正在給停在各單位門前的外地牌照的汽車拍照。我挺納悶：大法學員不在府右街站著，跑這兒干甚麼？再者她的穿衣打扮也不像大法學員。大法學員穿戴都非常樸素，沒這麼妖冶的，她究竟是甚麼人哪？等我再回到府右街上，又發現了那個女人，胸前還戴著法輪章，手裡還多了一本《轉法輪》，不過卻換了一身運動衣，正在鼓動學員喊口號。學員都沒理睬她。我吃了一驚：她原來是特務呀。
眾所周知，中央辦公廳是直屬於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它不但對中央政治局負責，更對中共黨魁負責。它所傳達的信息，特別是在這個時候傳達這樣的信息，沒有江澤民的旨意，它是不敢發這樣的紅頭文件的。另一方面，這樣的謠言怎麼造出來的？不管是日後的追究，還是謠言的後果，解釋起來就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中共特工提供的信息。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央辦公廳發文造謠栽贓法輪功，充分表現出江澤民與羅幹已經從形式上緊緊地抱到了一起。
那麼，中央辦公廳出面造謠的目的何在呢？羅幹深信，憑他手中的權力，特別是特務的暗中作祟，製造謠言誘使法輪功學員前往香山參加所謂的活動，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法輪功學員有一部分去了香山，其製造集體自殺的場面就會實現。因為他們在造謠的同時，已在香山調集部隊，潛伏荷槍實彈的武警了。只要製造出“集體自殺”或“集體自殺未遂”的現場，就能掀起更大範圍的誣陷與鎮壓。但是偏偏沒有一個法輪功學員前去香山，江、羅的臆想再次落空。
於是，在沒有任何把柄可抓的情況下，就單單憑藉一個純粹表達法輪功學員自己意願的上訪，開始了對法輪功的構陷與打壓。
通過對四二五前後的回顧和梳理，我們可以看出，四二五並非法輪功學員在圍攻中南海，而是法輪功學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向中央信訪辦反映當時的嚴峻問題。羅幹當時作為挑起法輪功事件的主謀，指派其連襟何祚庥為先鋒發表文章挑起法輪功事端的，而江澤民則是他們實實在在的靠山。江澤民與羅幹是在數次的密謀後，才由羅幹放手去做的。何祚庥發表甚麼樣的文章，造成甚麼樣的後果，正是江羅所希望看到的﹔羅幹發出哪些指令，怎樣調派警察，指使天津政府將法輪功學員推至中南海，也正是他們行動的目的﹔而江澤民對何祚庥、羅幹這對連襟的合作成果，也是樂見其成，極力支持。江澤民就憑藉法輪功學員萬人大上訪這起事件，藉助中共無神論的幌子，對法輪功展開了長達十多年至今仍在持續的血腥迫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