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林昭祭日“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新唐人2011年4月29日訊】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槍決。明天(4月30日)是她逝世43週年。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刑事判決書,宣布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書中認為80年的判決書宣告無罪的理由為精神病不妥,但依舊對林昭宣告無罪。

林昭生活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了。然而歷史總是要頑強地呈現出本來面目。飛機機械師出身的胡杰,以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形式,重現了這個被人遺忘的傑出的中國女性。紀錄片引出了無數人的淚水、震驚、憤慨和無盡的沉思。

“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閒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她17歲那年,出於對時局的擔憂,母親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面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雖然在文學方面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

“她笑著,兩條小辮子從後面掛出來,穿一件白色的襯衫,工人褲,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張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記憶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得她走起路來輕柔的樣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句詞:嫻靜時似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在這裡,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這種對親情、對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許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林昭是唯一不肯檢討的右派──“昭,刀在口上之日”

張元勳,林昭當年的北大同學,向胡杰講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勳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斗?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對張元勳說:“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證中,林昭並非因為贊同張元勳的言論而跳上桌子為他申辯。她感到痛苦而無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這段時期,她在日記中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折點。不久,她成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這個數字佔當時北大學生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還多),並因此永遠沒能畢業。

“刀在口上之日”,這句精彩的即興演講,成為林昭短暫一生的縮寫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我知道的惟一一個不肯檢討的,就是林昭。”陳愛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憶說:“不僅不檢討,還在會上公開頂撞。有人對她說,你是什麼觀點,講出來。林昭回答: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平心而論,林昭那時的言論,實際上都是常識。”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學在接受胡杰的採訪時說。這名同學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無芥蒂,仍然同他談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沒敢吭聲”,也“從來沒和別人談過”。

“但我們那時處於歷史的低谷,把常識說出來,就是反革命。”面對胡杰,他激動地揮著右手,一遍遍地重複:“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

林昭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係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一位右派,開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繫,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一塊三兩多的玉米麵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裡面夾了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看———驚呆了。

“一張糧票,兩張糧票,三張糧票……”在胡杰的鏡頭前,他含著淚,一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牢獄生活近8年所追求的只是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杰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獄似乎給了林昭一個充分的理由,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 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籤、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製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麼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儘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

這些血書能夠最終保留下來,並傳遞到胡杰手上,有賴於數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胡杰,他們中有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母親發瘋7年後死於街頭

張元勳,是胡杰採訪到的惟一一位見過獄中林昭的人。 1966年5月,張元勳結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義,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了林昭。監獄同意他與林昭見面的條件是:說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給她買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鐵扦子一個個插進去檢查。

“進來十幾個武警,每個都帶著槍,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接見場面。又有腳步響,林昭來了,一個女獄醫攙著她,後面有兩個武警帶槍跟著。

“她穿一件白色襯衣,很髒。外面披著夾的外套,也很破舊。手裡抱著一個破布包。頭髮很長,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頭髮都白了。頭上頂了一塊手絹,上面是血寫的字———冤!

“她一進門,站住了,看見我,嫣然一笑。整個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後來別人告訴我,從來沒見她這麼笑過。

“她對我說:我現在趁此機會告訴你,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請你多多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她就哭了。”

臨別時,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給張元勳一件禮物。張元勳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紙疊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鮮黃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裡,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

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 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她的親友後來從一位獄醫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槍決那天,是從提籃橋監獄衛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來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終在反抗與呼喊。這位獄醫嚇得躲進隔壁的病房,聽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對他道“永別”。

12年後法院宣告林昭無罪北大師生為她召開追悼會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決書上,林昭憤然寫下《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血書。 12年後,她的預言應驗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為右派平反後,開始內心平靜地相互聯繫時,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學和老師在那一年年底為林昭召開了追悼會,沒有骨灰,只擺放了一束林昭的頭髮,和一張遺像。照片上,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雙眼沉靜、憂傷而略帶笑意。

在這個追悼會上,出現了一副無字的輓聯

上聯是:?下聯是:!

事隔20多年,當胡杰再次追尋那個充滿了回憶的悲慟與無奈的惋惜的場面時,卻無人能回憶起這副輓聯的作者,但他們都承認,這的確是對林昭一生最好的詮釋與哀悼,或許,也是對他們所共同經歷過的那個時代,一副含義最為深刻的輓聯。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她堅持自己的信仰,並書寫了二十萬字的血書與日記。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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