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22日訊】李大釗，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1889年10月29日出生於河北省農村，在其出生前，父親就已亡故，一歲半時母親又不幸病故，因此由祖父撫養長大。
1907年，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此後赴日本東京留學，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並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學成回國後，1918年1月經章士釗向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了北大圖書館主任，並兼任其它職務。後來被聘為教授，開設了一門課程。不過，以其學術地位而言，完全不可與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語，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儘管在學術上李大釗並未有太多建樹，但卻因與陳獨秀在北大共同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而聞名。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並共商建黨之舉。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先後任二、三、四屆中央委員。
中共為了發展壯大，採取了“借殼”方式，即中共黨員加入實力強大的國民黨，藉機發展自己。而事實上，根據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應該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能公開批評國民黨。然而，中共黨員如李大釗、周恩來等人在加入國民黨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
比如，1924年7月，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連梁啟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此時，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的所為與賣國者何異？
再如，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而開會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李大釗等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中山乃宣布四人無罪。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下，中共逐漸奪取了國民黨的組織權、黨權、軍權和輿論權，而李大釗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重要的領導和組織作用。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佔領北京後，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發現了大量軍火及策劃進行顛復中華民國的活動證據，共七大卡車文件；此外亦在藏匿在兵營中的李大釗的駐地查獲了蘇聯大使館的關於發動武裝起義的文件，毫無疑問，叛國罪乃是重罪。李大釗全家被捕。
李大釗被捕後，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張作霖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於是發電向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將領徵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复外，其馀人等皆主張立即正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里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為什麼要採用絞刑呢？要知道當時中國殺人主要採取殺頭或者槍決的方式。原來李大釗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因此提出採用比較體面的受刑方式——絞刑。
對此，大老粗張作霖並沒有置之不理，而是表示尊重，並命令駐外領事館，向有關國家購買絞刑架，最後從美國買到了一個，完成了李大釗最後的願望。中共黨史中說“行刑者為了折磨李大釗，竟絞了他三次，歷時28分鐘”，而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是行刑者缺乏經驗才導致如此慘況的發生。
李大釗去世後，北大教授及其友人紛紛捐款，並發起公葬。但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李大釗出殯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示威，並打出了“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 的輓聯。然而，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想一想，一個寧願保衛一個紅色侵略政權而不要自己祖國的人的精神可讚嗎？是什麼讓他變成了這樣一個忘記道義而心向他國之人呢？
──轉自《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