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4日訊】 台灣地區學者1990年以來有關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敵後戰場研究綜述
容繿光（台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的文章《抗日戰役長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國》1990年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對抗戰中三次長沙會戰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認為三次會戰均為大捷，對八年抗戰有巨大貢獻。與此類似，容繿光的另一篇相似文章《對日抗戰“長沙三次大捷”史述》（《近代中國》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對三次長沙會戰敵我戰略戰術及會戰經過進行了的敘述，並對敵敗我勝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容繿光的《對日抗戰“衡陽血戰四十七日”之研究》對衡陽保衛戰的經過進行了細緻的論述，作者認為戰役沒有取勝，主要在於兵力絕對優勢及戰術運用受限制，戰略上無罪，而衡陽浴血也遲滯了強大敵軍，提升了全國軍民同胞的精神戰力，不能以一城之得失而匡衡！
李君山在《八百壯士與抗戰策略》（《歷史月刊》第37期，1991年2月1日出版）一文中，認為1937年10月27日日軍攻陷上海後，留在上海的八百壯士成為“上海孤軍”，繼續抵抗，固守四行倉庫，主要是為了國民政府政略的需要，當時的國民政府對日實行雙軌政治，交涉抵抗並行，爭取國際重視，要求國際組織主持正義，但由於九國公約會議無果而終，中國外交失敗，八百壯士退入租界。
李君山《論“八一三”淞滬戰役的政略目的》（《近代中國》第102期，1994年8月31日出版）一文幾乎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國民政府為了達到引起國際注意的政略目的而與日軍進行淞滬會戰，準備死守上海，希望九國公約會議通過制裁日本的決議，但由於各國的相互推諉而失敗。在上海作戰的國軍雖然英勇，但由於種種原因而使精銳斷喪，而其中等待九國公約會議的結果又為軍機延誤的主要原因。
劉鳳秋的《抗戰時期的平型關大戰》（《歷史月刊》第54期，1992年7月1日出版）一文認為中共所謂殲滅日軍一個旅團三千餘人，是平型關戰役中我方各軍聯合達成的總戰果。林彪參與此役，圓滿完成了指揮部交付的側面伏擊任務，確有功績，但據此說林彪指揮平型關戰役是不合實情的，因為當時閻錫山是戰役階層的指揮官，朱德是戰術階層的指揮官，林彪僅為戰鬥階層的指揮官。
劉風翰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的《長城抗戰六十週年》（《近代中國》第95期，1993年6月1日出版）敘述了長城抗戰的背景、經過，並總結結論八點。
唐德剛在《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傳記文學》第62卷第6期，總第373期，1993年6月10日出版）中（作者在1993年4月8日舉行的“紀念台兒莊大捷五十五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台兒莊現場開幕式上的發言）認為，在民族大義之前，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大家都會舍生取義，視死如歸，這才是台兒莊大捷的最重要的歷史意義。
畢春富的文章《南昌會戰中日軍使用毒氣述評》（《歷史月刊》第86期，1995年3月1日出版）認為，從南昌會戰全部過程來看，日軍使用毒氣並不像大多數資料和論著中講的，是作戰失利後的洩憤行為，而是把毒氣看作重要的戰役突擊力量，主動地有計劃地使用毒氣。國軍的作戰深受日軍毒氣襲擊的妨障。
傅鏡暉《八一四筧橋空戰辨訛》（《歷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一文認為“八一四筧橋空戰”在抗日史上或是空軍戰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役，但這一役並不是我空軍宣稱的“六比零”大敗日軍，而當天的戰果為“二比零”，並糾正了各方史料的許多錯誤記載。
李君山的文章《南京保衛戰國府的決策與執行過程》（《歷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認為，國民政府對南京保衛戰的決策和執行過程是決定南京命運的重要因素，注定了南京保衛戰會以悲劇收場。
陳鵬仁（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從日本資料看中共的抗戰——以“百團大戰”為例》（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一文，以日本資料來驗證“百團大戰”的真相，藉以說明中共所宣傳的“百團大戰”並非事實。
柯惠玲（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史政員）的文章《從“百團大戰”看抗戰中期中共軍事策略》（台灣中華軍史學會主辦“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將百團大戰的發動、進行及結果，放在中共軍事政治發展史的角度來觀察，希望透過研究抗戰中期中共軍事發展情況來重新檢視“百團大戰”的真實面貌。
楊秀然的文章《一頁不為人知的中國空軍對日大戰果》（《傳記文學》第80卷第4期，總第479號，2002年4月1日出版）記述了1939年10月3日，蘇聯援華空軍十二架蘇制SB-2中型高速轟炸機奇襲湖北日軍漢口機場，使日軍近二百架飛機幾乎全軍覆沒的事蹟，並認為中國空軍此次輝煌戰果，破了五項抗戰中的戰果記錄。作者還分析了此次戰役鮮為人知的原因。
黃文範的《抗戰史上中國空軍漢口大捷之役》（《傳記文學》第80卷第5期，總第480期，2002年5月1日出版），作者認為，此役是中蘇雙方聯合作戰，漢口一役領隊為蘇方庫力申闊上校，國軍以及近代史家對“漢口大捷”諱莫如深，主要在於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來台灣後，基於“反共抗俄”國策，對抗戰初期的俄援歷史，一筆抹殺，而中共方面研究戰史，自認抗戰是他們領導，對抗戰中國民黨空軍作戰，幾近隻字不提。
蕭文的《青史未盡成灰——敬答楊秀然先生》（《傳記文學》第80卷第6期，總第481號，2002年6月1日出版）一文又對蘇聯空軍志願隊配備sB3重轟炸機兩次執行轟炸日軍佔領的漢口的轟炸任務進行了詳細描述，並對少有人知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