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2月10日訊】2月6日，埃及政府與反對派舉行對話。對話取得具體成果，包括：政府承諾開放新聞自由，不再封鎖互聯網與手機；釋放被捕的示威人士；承諾加大力度，打擊官員貪腐。反對派則同意已經在位30年的總統穆巴拉克留任到今年9月大選之前（他回應民意，承諾到時退位，不再參選），以確保和平過渡。雙方同意：將成立憲法改革委員會，修改憲法。
參加對話與會談的，政府一方，包括副總統在內的高級領導人；反對派一方，包括深孚眾望的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曾遭當局取締的最大反對派團體—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其他具有影響力的團體。
通過平等的對話與會談，朝野雙方初步擬定民主改革路線圖。儘管前景還不完全明朗，但，這是埃及邁向民主之路的重要一步。埃及民眾抗爭僅僅兩週，就取得如此重大成果，令世界欣慰。這一成果，是埃及政府與民間彼此妥協的結果，而其中，又主要是政府的讓步。
反觀1989年的中國，中國學生和民眾示威，持續兩個月，中國政府毫不讓步，鄧小平聲言：一步也不能退，退，（共產黨政權）就全垮了。其間，哪怕莘莘學子以絕食抗爭，至氣弱命危，鄧當局也絲毫不為所動。
學潮一個月後，鄧當局曾假意與學生「對話」，但當時的中共總理李鵬在其日後的「六四日記」中，頗為自鳴得意地披露，就在他與學生領袖舉行對話的當天，鄧當局已經作出次日調兵進京的決定，李鵬也在對話中予以暗示。表明，對話是假，乃緩兵之計；鎮壓是真，早已磨刀霍霍。
埃及朝野對話後，仍有五千民眾堅守解放廣場，誓言抗爭到底，直到穆巴拉克下台。這一呼聲，也不可忽視，是一種無形壓力，迫使政府兌現承諾，確保埃及民主進程不致逆轉。
與此同時，抗議人數已經劇減，不再是動輒上萬、十萬、或百萬之眾。包括首都開羅在內，各地秩序恢復正常，銀行和商店重開，交通重現繁忙。
而1989年，中共當局無視民眾呼聲，僅僅強調，民眾示威，影響了「正常的生活與工作秩序。」同樣為了恢復秩序，埃及政府以對話達成，中共當局以屠殺實現。
在埃及持續兩週的抗議活動中，因警民衝突、或反對與支持穆巴拉克兩派民眾的衝突，死亡300餘人；而在1989年遍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在中共軍隊介入之前，中國警民無一死傷，甚至沒有發生任何警民衝突。與埃及、與世界各國民眾相比，中國民眾抗爭，堪稱最溫和、最理性、最和平。而中國民眾遭受當局的鎮壓，又堪稱最殘暴、最血腥、最令人髮指。
埃及抗爭期間，每天蒙受經濟損失高達3.1億美元，但埃及政府沒有把責任歸到抗議民眾頭上；示威期間，有人趁機洗劫商舖、超市、購物中心和高尚住宅區，但埃及政府並未以「打砸搶燒」為名，嫁禍民主運動，並以此作為鎮壓理由。埃及政府的做法是：向遭受暴力攻擊者道歉；設立賠償基金，補償那些因搶劫和破壞而受到損害的人；拍賣25億美元的政府短期債務，以補救經濟。
而1989年，中共當局僅僅以「經濟發展受到影響」為名，就調集重兵，殺氣騰騰。埃及軍隊明言：決不鎮壓民眾。哪怕抗議民眾躺在裝甲車底下。而中共軍隊，不僅大開殺戒，而且駕駛坦克，高速追碾和平撤退的學生。那支「黨指揮槍」、「聽黨指揮」的中共黨軍，以虎狼之師、殘暴之師的惡名，冠於全球。
地處北非的突尼斯和埃及，經濟增長與專制統治並存，因而表面繁榮、表面穩定，這與1989年的中國或今日中國，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新一波民主運動，發生在突尼斯與埃及，並實現和平轉型。官民對話，朝野和解，突尼斯能，埃及能，中國為何不能？
從政府到民間，從軍人到知識分子，都可以羅列無數因素，找出種種差別。最重要的一條：同樣是獨裁，同樣是一黨專制，在埃及與突尼斯等國，是開明專制、溫和專制；在中國，卻是黑暗專制、極端專制。中華民族的大不幸，彷彿命中注定。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