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月14日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的實現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當始終追求同一目標的一系列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的行為表明政府企圖把人民至於專制暴政之下時,人民就有權也有義務去推翻這樣的政府……。——美國獨立宣言
最近一段時間,一部賀歲片《讓子彈飛》衝擊了整個中國,令國人為此一震。這是一部深具現實意義和啟發性的影片,是值此嚴冬之際獻給全體國民新年的最好禮物。它為我們揭開了中華大地即將發生的歷史巨變的序幕。
電影的確是個好東西。看一部好電影,就像度過一段美麗的人生,與影片的人物一起同喜同悲,其情切切,其樂融融。正所謂戲如人生,人生如戲。自懂事起,我就喜歡看電影,可謂觀影無數。不過,我從未寫過影評,也沒有過寫影評的衝動。因為生活中已有太多的不平讓我每天都有一種衝動想說想寫,電影畢竟不是生活。
然而,當我看了姜文的《讓子彈飛》後,我決定發表我生平的第一篇影評,而且是非常另類的影評。如果你心臟不好,或者還在享受做奴才的快感,不想讓自己的生活掀起半點浪花,建議你最好別看,否則會擾了你的興致,傷了你的身體。
這部影片有一個很陽剛的名字:《讓子彈飛》。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我就被它所震動。因為在今天這個把和諧喊得震天響而實際上最不和諧、充滿壓迫和不公的社會,人們的怒火無處宣泄,任何與刀棍槍彈有關的詞語都令人聯想翩翩,被附上一種正義的色彩。楊佳單刀赴衙門,玉嬌只身斬淫官,早已成為人們競相傳誦的英雄故事。因此,當人們通過無遠弗屆的網絡用各種方式解讀這部影片所透露出來的反抗暴政的政治隱喻時,千千萬萬處在極度壓抑中的國人迫不及待地湧進了久違的影院。全國掀起了一股熱議《讓子彈飛》的狂潮。現在該片的總票房已經突破六億,打破了一系列國產片記錄。正如姜文在電影裡說的:站著也要把錢掙了。他做到了!
我完全同意很多網友的評價:這是中共三十年來最值得中國人看的一部國產電影—-應該說是中共掌權以來最具有觀賞價值的一部電影。它處處影射了當今社會的種種亂象和人生百態,恰到好處地切中了時弊﹔同時,還非常巧妙地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強烈不滿和控訴,可謂淋漓盡致。一部好的藝術作品,首先應該是能很好地反映現實生活,讓人產生強烈的共鳴,其次才是外在的美感。在我看來,與其說它是一部電影,還不如說是一曲吹響向暴政進攻的集結號。
《讓子彈飛》一開始就讓人進入了一種大開大合的詩畫般境界:一只雄鷹遨遊天空,直衝雲霄,仰天呼嘯,唯我獨尊,錦繡河山盡收眼底。接著,一句漢高祖劉邦的氣勢磅礡的“大風起兮雲飛揚”和楚霸王項羽的傲視天下的“力拔山兮氣蓋世”,一下子就將觀眾帶進了一個英雄輩出的偉大變革時代。一幅畫面,兩句臺詞,就已將這部電影的恢弘氣魄和製作者的勃勃雄心展露無遺。我不得不佩服姜文的功力和才智。人們似乎隱然感覺到,這部電影將會載入史冊,並改變歷史。
也許是因為我天生反骨好打抱不平,對於這部弘揚反抗精神的電影,我有著比一般人更敏銳的感悟。我絕對相信,電影製作人姜文是別出心裁的“別有用心”。他擺明瞭要跟有關方面玩一次高智商的捉迷藏遊戲,讓對方被坑了,還說不出話來。而且,姜文要的就是這種大家都來解他的電影裡的隱喻的效果。不過,我究竟解得如何,是否符合姜文的意思,只有姜文本人心裡最有數,其他人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我不奢望所有的人都對我的所有解讀表示贊同。就如後人在解讀曹雪芹的《紅樓夢》時,一千個紅學家有一千個不同的解讀。就連解讀聖經,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解讀。這很正常。因此,如果我的一些解讀不符合姜文的原意,請他莫怪。他自己也曾說過:“觀眾得到甚麼樣的啟發、快感,不一定和我來求證。就比如,讀者看了《紅樓夢》有甚麼想法,不必去問曹雪芹,對不對?”他已經說得很清楚,觀眾愛怎麼解讀就怎麼解讀,與他無關,他也無需對此承擔任何責任。其實他是在用這種方式暗示大家繼續深入解讀,讓子彈多飛一會兒。
在正式解讀和評論這部電影之前,我要特別聲明:在此之前,網上已經有很多高手寫了很多高水平的影評,讓人感嘆中華有英才!他們的很多觀點對我亦有很大的啟發。
下面我就試著從社會和政治兩個層面對這部影片中隱藏的密碼進行一番解讀。就當是解一首藏頭詩吧。
十大經典改動
要想知道電影裡的一些情節、對白及名稱等的暗喻,必須先搞清楚電影劇本與原著的關係。因為原著不是姜文寫的,而電影劇本則必須按姜文的意思改。因此,我可以很容易從改寫的部分看出一些端倪。
《讓子彈飛》是根據著名作家馬識途的原著“夜譚十記”中的第三記“盜官記”改編的。該劇組裡的六個編劇用了兩年時間來改編這一劇本。我仔細對照了電影劇本與原著,發現兩者除了張麻子與黃四郎之間的關係基本沒變,其他的情節基本上都改動了,而且增刪了很多內容。他們之所以大量修改原著情節,包括劇中的人名和地名等,明顯是為了使電影跟當今社會產生某種關聯,以達到借古諷今的作用,而不是為了拍一部忠實於原著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純粹的歷史故事片。姜文要通過電影傳達某種信息的意圖非常明顯。因此,我們可以從電影改動的那些地方,看出姜文的真實意圖。
將原著改編,不外乎兩個目的:一是使作品能更好地以電影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電影不同於小說,其表現手法是不一樣的﹔二是使故事具有現實感,能讓人們從中受到某些對現實生活的啟發。姜文的這兩個目的都達到了,尤其是後者,幾乎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姜文聰明就聰明在知道大陸的生存環境非常不易,尤其是要站著掙錢更難。於是,他選擇了打時間差,拿一個所謂“舊社會”的故事來指桑罵槐。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還有一種是回家以後,越想越好笑。”等當局反應過來後,已經晚了。他的這部電影最令人回味無窮的神來之筆是影片名:“《讓子彈飛》(一會兒)”——後面三個字在片頭出現後被抹去了,可謂一語雙關:即暗喻反抗者的子彈已經飛出去,一會兒就會擊中目標﹔又嘲諷當局居然不知道他的子彈—-這部電影已經飛出去了,等他們反應過來後,已經晚了。
姜文曾說過:“導演永遠在拍自己的內心”。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因此他的作品才顯得有血有肉,具有特別的感染力。按照他在電影裡詼默的說法是, “要有風,要有肉,要有火鍋,要有霧,要有美女兒,要有驢”,五味俱全。可以這麼說,這部電影是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拍了正確的故事。因此,它不紅火也難。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姜文倒底改動了哪些主要情節。
一,將原著中的某縣城取名為鵝城,還添加了一個從未出現的“康城”。
原著中的縣城沒有名字,稱為某縣城。姜文於是進行天才般的發揮,將它取名“鵝城”,即“惡城”——暗指如今這個充滿罪惡的社會,或“俄城”—-俄國扶持下的中共統治的國家,可謂一語雙關。這樣輕輕一改,整個電影就具有了暗喻當代社會的特點。而張麻子與黃四郎之間在鵝城所發生的衝突,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社會官民之間的激烈衝突。張麻子代表的是民眾和正義的力量,黃四郎代表了無惡不作的當權者。張麻子經過幾番周折,最後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剷除了惡勢力。而電影裡的另一個被湯師爺提到,但始終沒有出現的“康城”,則可以解讀為共產主義社會(註:共產主義的英文 Communism的第一個發音就是“康”),也即從來不存在的所謂假想的美好社會。一鵝一康,一實一虛,道盡了中國民眾在中共統治下的無數無處可訴的辛酸苦辣和悲慘經歷,道破了全體國人被中共虛構的美好未來欺騙達半個多世紀的令人不堪回首的殘酷現實。
二,將張牧之從流氓無產者改寫成民主革命者。
看過原著的人都知道,張麻子在作者馬識途的筆下只是一個被逼走投無路而落草為寇的普通窮人家。按照中共過去的說法,是具有樸素的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的造反者。他從小是一名給人干苦力的長工,後來因為他妹妹被地主大管家欺負被逼自殺,他為了替妹妹報仇而殺了管家,走投無路之下上山當了土匪。最後買了個縣長當,並藉機殺了當地最大的惡霸也是他的仇人黃四郎。而他自己也因買官的事情敗露而被處死。他的弟兄們後來投奔了紅軍,走上了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這是典型的中共御用文人所常寫的故事套路。也是當時馬識途們無法逾越的寫作障礙。基於作者寫作時所處的年代的局限,原著中最大的敗筆是嘲笑如今已廣泛被民眾所認同的三民主義理念。
如果這部影片忠實於原著的這條主線,它就不可能產生今天這樣巨大的商品效益和社會反應。甚至很可能人們會將姜文罵得狗血噴頭,認為他是在向中共獻媚,為中共鼓吹。姜文顯然深知這一點:如今甚麼都好說,就是不能再幫中共站臺,誰站誰討罵。於是,他就將原著中的主角張麻子改寫成了早年追隨被所有國人都視為大英雄的民主先驅蔡鍔的民主革命者(註:蔡鍔即片中提到的松坡將軍,蔡鍔字松坡),而且還是蔡鍔身邊的手槍隊長。可見他不僅能文,而且能武。他的個人形象一下子就從一名流氓無產者變成了具有民主理念、飽學多識的理想主義者。於是,由這樣的一個表面上是土匪實則是理想主義者來帶領廣大民眾剷除惡勢力,就不僅顯得名正言順,讓人能完全接受,而且還帶有濃厚的社會進步意識和強烈的社會現實感。因為如今中國社會正處在惡人當道亟待變革的危難關頭,我們急需張牧之這樣敢於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民主理想主義者帶領大家推翻專制暴政實現民主,使人們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能得到保障。這也就是張麻子這個角色能深入人心受到廣大觀眾稱頌的根本原因。
關於為甚麼在那麼多辛亥歷史人物中選松坡將軍作為張麻子的追隨者,我猜想是因為蔡鍔的兩個特點:反對復辟、義膽雲天。也許是姜文喜歡蔡鍔這樣敢為天下先的英雄人物的特質,他將蔡鍔的特徵植入到他飾演的張麻子身上,也就是飾演張麻子的他身上。而且他在電影中故意加了一個女性角色花姑娘,還兩次提到曾救蔡鍔的小鳳仙,將張麻子和花姑娘映射成蔡鍔和小鳳仙的浪漫動人的故事。有趣的是,飾演張麻子的姜文和飾演花姑娘的周韻確是現實生活中一對浪漫的情侶。
張牧之說:“我來鵝城就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TMD公平”,“不准跪,皇上都沒了,沒有人值得你們跪”。說完後,“砰”的一聲,子彈飛出去了。於是,一場革命爆發了。
三,將張麻子與黃四郎的關係,從原著中的狹隘的個人私人恩怨的關係,變成了為伸張正義的公仇。
原著描寫的張麻子為了替妹妹報仇而與黃四郎作對,最後買了個縣長,殺了黃四郎。他們之間完全是屬於私人恩怨。而電影卻改成他當縣長前並不認識黃四郎,他是在當了縣長後,因為為民申冤,主持公道,責罰黃四郎的團練武智沖,而開罪了黃四郎。他的義子小六子——一個說一不二、視名聲重於生命的年青人因此被黃四郎和他的手下設計陷害。他於是決定剷除惡霸,為民除害。
小六子是原著中沒有的人物,很顯然姜文是要用他被害的故事替代張麻子妹妹被害的故事。小六子是一個正派耿直的人,僅僅因為為了證明自己沒有吃兩碗涼粉就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令人很容易聯想到八九民運時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各地的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被誣陷的動亂分子而絕食抗議的學生。姜文給這個被害的角色起名為小六子,應該就是為了突出中間的數字“六”,暗指他是“六四”時被屠殺的學生(註:在後面的“八九六四”一節將會專門分析)。這樣一來,張麻子的復仇就成了替為堅持真理而犧牲的小六子討還公道,因此很容易讓觀眾產生一種同仇敵愾的心理,使張麻子與黃四郎的這場對立從私人恩怨上升到了社會公義的高度,張麻子的形象也因此一下子就高大起來,成了主持正義的英雄。
因此,電影安排用暗指六四學生的小六子代替原著中的妹妹,顯然是為了將原著的私仇轉化為電影中的公仇,這樣就使電影更具有現實意義,更容易使觀眾認同和產生強烈的共鳴。從而使整個故事更具有感染力和社會性。
四,將馬縣長來鵝城上任所走的水路改成陸路,將坐船改成坐馬拉的列車。
原著中張麻子當縣長之前的那個某縣長是坐船來上升的。不料還沒上任就扑通一聲掉進水裡淹死了。後來那個假冒縣長的人被劫也是在趕往省城的路上。因此,這兩個情節都沒有所謂的馬拉列車,而且整個原著中都沒有任何馬拉列車的情節。電影裡安排張麻子攔路打劫馬縣長,然後冒充被“淹死”的馬縣長去鵝城上任。馬縣長上任時坐的就是馬拉的列車。姜文費了個老大的周折,搞出個高成本的馬拉列車的滑稽場景,很顯然是意有所指。網絡盛傳是暗喻中共這個馬列子孫即將翻車。也有人解讀是諷刺中共現在的體制是在用落後的方式拉動表面現代化的經濟,無法勝任新時代的需要,很容易翻車。一旦馬與列車脫韁,列車就會倒退和翻車。電影中使用了極端誇張的手法來表達馬列翻車。令人非常感慨。
五,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從1930年代改為1920。
姜文對故事發生的時間特別予以改動,顯然是有原因的。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基於這樣兩個考慮:一,他要玩一把馬拉列車和馬列翻車的戲碼,用以隱射中共的祖師爺馬列和中共的倒臺。而要玩馬拉列車的遊戲,必須將時間往前挪。因為30年代基本上已經沒有馬拉列車的事情發生了。最初的馬拉列車是李鴻章在北京修了一條鐵路,讓馬拉著車裡的慈禧太后在京城轉,當時用的就是白馬﹔二,為了在電影中出現民國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即8.8.28這組數字。有人說電影中的民國八年暗喻八九六四中的八,與張麻子所戴的九筒,小六子中的六,黃四郎中的四,合成八九六四。以抗議中共的六四屠殺和封殺所有有關六四的信息。但是,我覺得張麻子上任的那一天民國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更像是在暗諷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開幕的北京奧運或在奧運上大出風頭、跪著掙錢的同行張藝謀。這兩組數字幾乎就是一組順序顛倒的對應數字:8.8.28對2008.8.8。這兩組數字如此對應,那也太巧了吧。如果不是姜文的意思,那就恐怕是天意了。
(未完,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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