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1月6日訊】原中國民主黨廣西負責人李志友來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揭露中國政治警察如何施暴于政治異議者，來函如下：
我是李志友，1998年在廣西組建中國民主黨（廣西），12月份被廣西桂林市政偵警察抓捕，中共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我入獄三年。判決生效後我即被送往廣西重刑監獄服刑，2001年出獄。出獄的當天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想到恢復自由後可以再為爭取中國民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見到日夜思念的親人，特別是我的媽媽，我真的有點“責怪”她，因為自從我坐牢後她一次都沒有來看守所和監獄探過我，我要當面問問媽媽這是為什麼？
當我背著一個裝有一些衣服的破編織袋回到家裡時，只見爸爸、哥哥、嫂子與其他人，唯獨沒有看見媽媽。當我追問媽媽的的去向時，家裡人總是含糊其辭；我當即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經我再三追問之下父親才瞇著雙眼低著頭告訴我，其實在我被中共當局抓捕後的第三天，一批政治警察氣勢洶洶到家裡搜查有關我的“罪證”，母親阻攔未果反而被推倒在地，精神大受打擊，一個星期不到就含恨去世的事實！
當我聽到母親已經不在世上的字眼時，心裡有說不出的痛楚！一陣陣的難過！這種悲涼與難過我甚至是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幾個小時前剛出獄的那種興奮狀態，一下子讓我跌入了冰谷的深淵。之前，想當面問問母親為何這些年都不去探監的原因？沒想到這個機會永遠也不會有了…….因為，母親的“回答”充分得讓我無言以對，淚水漣漣。最後得知，家裡人決定統一口徑去探監時不告訴我實情，是擔心我衝動容易導致在監獄裡出狀況。這是中共政權獨裁下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悲劇，也是中國政治警察制造無數血債中的一筆！
雖然人身恢復了自由，但還有二年的“政治權利”受到剝奪；因此在不少方面還是受到很大威脅。出獄後，不但受到廣西的政治警察處處在監控，家裡的電話也受到監聽；還找到了我，規定我每個月必須要向他們報到。當時，我每當走親訪友必然遭受到跟蹤，所有我的這些遭遇，都見證了國內政治警察對出獄後的異議人士的不斷騷擾事實。
自從出獄後認識現在的妻子，我妻子也沒少吃苦頭！沒有辦法，因為我是一名政治異議者，多年來政治警察不斷地對我進行人身騷擾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有時候，國保的人找不到我，就抓走我妻子去國保處或派出所去換人。所以每逢“敏感期”將至，我妻子就畏懼起來。在國內時我經常被拉到“秘密地點”關上三、五天，甚至有時是一個多星期是常有的是。有一次，國保警察連續關了我十天，也不問話，也不放人，我忍無可忍就以絕食來抗爭！兩天不吃飯，不喝水，最終國保警察在我絕食後的第三天把我放了。
我被這種公然藐視公民的基本人權、嚴重限制人身自由的粗暴行為極為憤慨！多年來，無論我到什麼地方工作求生存，國保警察就追蹤和騷擾到哪裡。一追蹤到我就先關押幾天再說。本來上班得好好的，老板見我“突然失蹤”了好幾天，回來後很快就把我炒了“魷魚”！就這樣，我一邊在不斷的找工作，另一邊又不斷被老板炒掉。這種被政治警察無端打壓與騷擾的狀況，可以說，自從坐牢出來後至今都無法擺脫過。
為了擺脫廣西當地政治警察沒完沒了的騷擾、跟蹤、威脅、在敏感期對我人身關押，2004年6月份我決定帶著妻子前往浙江杭州。讓我沒想到的是；剛“逃出了狼窩又掉進了虎穴”，我和妻子在杭州才11天，就被杭州國保局的政治警察粗暴地攆出了杭州！對于這樣的遭遇我萬般無奈，只是沒有想到這些政治警察工作效率如此之高，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在外省市追蹤到並發現了我；並把我們夫妻驅趕出浙江。
2004年6月中旬，經過艱難的多方尋找與聯系，我與杭州的中國民主黨部分成員取得了聯系，並約見了部分民主黨成員與民運的一些朋友。正當我沉浸在與民運朋友交流的喜悅當中，我始終沒有想到的是，一場噩夢正在悄悄向我逼近！幾天後，民運一位朋友給了我電話，告訴我說：明天早上有一些下崗工人在武林門廣場集會，他也會去，叫我也一道去看看吧，我答應了。
第二天，我起了個大早，趕到武林廣場。讓我意外的是；我並沒有見到約我來的那位民運朋友，也沒有看到是什麼下崗工人集會……；倒是見到不少情侶在卿卿我我，還有就是一些老太太、老爺子在鍛鍊身體，怎麼也看不出有集會的蹟象……後來我在那裡呆了近了兩個多小時，見不到有任何的有關集會動靜！就搭車回到了做工地點。
下午6點多鐘左右，我打電話問了那位通知我去武林門廣場的那位民運朋友，向他說了今天並沒有他所講的事情發生！他說他剛想打電話給我呢，並解釋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也許是改期了吧？最後，他約我8點鐘在某某酒店見面，我答應了。8點整，我準時到達見面的地點。幾分鐘後，那位朋友就匆匆地從對面走了過來，並叫我跟隨他進入酒店咖啡廳一樓坐一下。
但剛坐下十秒鐘不到，就有五、六個穿便衣、夾公文包的，其中有兩個還戴眼鏡的中年人，從不同方位快步地向我靠近！我預感到這可能馬上“要出事了”！果然如此。我突然被幾個人團團圍住，我的兩個手臂被挽住而動彈不得。我不知所措地望著那位民運朋友。但他也被兩個“不明身分的人”按住了肩膀。這突發事件讓我感到深深的震驚！我實在不清楚這中間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那位民運朋友也呆呆地看著我，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只是嘴唇動了幾下，看得出他也有些緊張！我緩過神後，試圖掙扎幾下，可是沒用！幾雙大手牢牢地按緊了我。我大聲問：“你們幹什麼？是什麼人？”其中一個戴眼鏡的人湊近我耳旁小聲吼到：“你喊什麼？別喊！走到外面你就知道了！”我又大聲吼道：“你們不把身分說清楚，我是不會跟你們走的！”他們見我不走，便用力猛拉我出酒店，想硬把我推進一輛小車裡。我用盡全身力氣用腳頂住車門。他們一下子也沒有辦法把我弄得進去。最後有一個人走過來對我說：“我們是‘國保’的，找你有事。你最好跟我們合作一點！跟我們走就行了。”
不到20分鐘，國保警察就把我與那位民運朋友弄到一個派出所的二樓；一到樓上就把我全身搜了個遍！把所有東西都掏出來。那位民運朋友關在另一間房裡。但不久後，剛才那位民運朋友呆的那間房卻空了。我估計那位民運朋友是被他們放回去了。但我卻沒那麼幸運！幾個國保的人輪翻地向我“猛烈開砲”般地審問，要我交代，“這次來杭州到底想幹什麼？我們杭州可不歡迎你！你最好老老實實地給我們說清楚！”我說：“我是來做點小生意的，有空的時候就和幾個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而已。我並沒有做什麼違法的事情！”“不是那麼簡單吧？我們了解的情況可不是你所說的那樣。我看你是專門來我們搗亂這裡的！”其中一個國 保的人惡狠狠地對我說。
就這樣，我被他們一直折磨到半夜兩點多鐘。大概他們也“審問”累了，就把我關在一個小房間裡。到了第二天十點多鐘左右，國保的人又來繼續審問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審問，他們幾個人走進另一間房間好象在商量著什麼。20分鐘後他們又走了回來，劈頭蓋臉就向我吼道，“李志友，你聽明白！我們現在給你一條‘活路’走！你馬上給我撿起你的東西，兩個小時後從我們杭州消失，滾回你廣西去！你到哪裡我們不管，但只要我們發現你還在杭州或者見到你再來，我們就不客氣了！見你一次就關你一次。”我向國保的人抗議道：“我在杭州做事才十多天，你們這樣逼我離開是沒有道理的。”警察狠狠吼道：“我們不管你那麼多。你的生存問題你自己解決，我們只‘關心’你不離開我們就會很麻煩！國保的人繼續向我吼道” 。
沉默了幾分鐘，我當時的腦子都完全亂了。我再次向他們講明白我的處境，希望他們能寬容一些時間，等我積攢一點路費，我一定馬上離開杭州。“我們幫你買票。”一個國保警察的人很不耐煩地打斷了我的話。我被他們的橫行霸道激怒到了極點（我心裡大罵：“這些混蛋！”） 停了一、二分鐘，他們又接著說：“這是給你一條‘最好的出路’。 你想在杭州打工，你想都別想！你能做得長久嗎？我們會讓你呆得住嗎？我們有辦法天天去整你，去搞你！我們有大把的時間‘陪著你玩’。我問你，你敢呆在我們杭州嗎？”我被這一聯串的恐嚇流氓手段給確實震住了！要不是我親耳聽到，我還真不敢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國家的執法人員”嘴裡“吐出來”的！
此前，我雖然了解一點這些“披著羊皮的狼”的可惡嘴臉，但我還是被他們“赤赤裸裸的坦言相勸”而豎起毛孔！我清楚，再與他們抗爭或講道理都是毫無用處的。他們目的就是要把我“趕”出杭州！在派出所裡我一直與國保的人“據理力爭”，但還是起不了絲毫的作 用！到了12點半，他們把我拉走，邊走邊說：“離開車還有一個多小時，你還有什麼要做的？”我說：“我想打一個電話給單稱峰和王榮清先生與他們道個別！”但他們說不行；但同意我的妻子晚一天離開杭州。
在馬上被國保警察驅趕離開杭州之前，我把身上僅有的500元錢給了我妻子300元，我自己留200元。隨後我只拿了一點行李就與妻子告別了！杭州國保的人一直押送我到火車站，直到把我送上車，才把沒收的手機等物品歸還了我，還叫一個火車乘警24小時看守我，以防一路上節外生枝。我見車子就要開動了，但國保警察並沒有兌現他們“承諾”地那樣幫我買好火車票，而是讓我用自己僅僅剩餘的200元去補一張票。 我被這些出爾反爾、說話就象放屁一樣的國保警察搞得哭笑不得，就這樣30個小時餓著肚子，飢腸轆轆回到了廣西。
最後，車子開出不久後，我立刻聯系王榮清先生，把我所遭遇的一切，如實地告訴了他。王榮清先生聽了我訴說後，怒火中燒，大罵杭州的國保“混帳”！我也知道此刻與王榮清先生才取得聯系是晚了點，但我沒辦法。當時身陷困境，我無法做到這些。對這種嚴重侵犯公民的生存之道及人身自由殘酷的剝奪和肆意潛踏，我表示強烈的不滿！在中國的現時，不知道還有多少像我一樣到處在受打壓的異議人士，在工作與生存空間都被擠壓得無法想象；人身自由與政治空間幾乎沒有。在此；我們譴責這些政治警察的無人性的地方，同時也告訴了全世界，中國的人權絲毫沒有改善，因為，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目睹了中國政治警察是怎樣粗暴對待自己國家之公民的！
中國民主黨（廣西）負責人：李志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