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30日訊】（一）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鎮壓”，不能用“肅反擴大化”來解釋
“肅反擴大化”和這個詞，是毛澤東的用語。他在1956年《對〈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批語》中寫道：斯大林發生一些重大錯誤之一，就是“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１月版，第62頁）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肅反擴大化”的提法，代表性的事件是30年代江西蘇區大殺“AB團”，延安時期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也有“肅反擴大化”的問題。這些都是毛澤東定的調子。
在毛澤東1956年採用這個詞的時候，他前一年才在中國進行了所謂“肅反運動”。這個運動是從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引發的。運動中，各地和各民主黨派都反映，肅反中有擴大化的問題。後來查明，“胡風反革命集團”完全是個大冤案。毛澤東在製造這個冤案時也是心知肚明的。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980年第76號文件）指出，
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樁錯案，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因此，凡因這一錯案而受到錯誤處理和不公正待遇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決策實錄》第二卷上，經濟日報出版社第137頁）
經過二十五年後的平反說明：這個所謂“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胡風及各個“骨幹分子”，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當時，毛澤東提出“肅反擴大化”這個詞，如果按當年大殺“AB團”，“搶救運動”的錯誤，頭年又製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事實，但又不認帳，不得不以什麼“肅反擴大化”來加以掩蓋，這又是完全符合毛澤東的用意的。
那麼，如果按“肅反擴大化”的本意，顧名思義去理解，首先是有反革命存在，需要去肅清，這個大方向並沒有錯，在這個前提下，即使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不管範圍多大，似乎也只是正確方向下出現的偏差或嚴重偏差，因此，對運動本身似乎也不能全盤否定。毛澤東正是要你按這個意思去理解。這是他對斯大林“大清洗”罪行歷史真相的有意的錯誤導向。
然而，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決不是這麼回事。
用這樣一個概念，來套在斯大林“大清洗”“大鎮壓”“大恐怖”的罪行上，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毛澤東主持寫《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是回應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所說斯大林搞“大清洗”問題的。而該報告中，根本就沒有用過“肅反擴大化”這一概念。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講的30年代後的大清洗。赫魯曉夫報告在這一節裡，說“大規模鎮壓”至少九次，說“大規模恐怖”至少五次。（這份秘密報告，現在網絡上隨處都可以查到，如若不信，自己親自去查）“大規模鎮壓”、“大規模恐怖”同“肅反運動”、“肅反擴大化”的提法，是根本不同的。
關於蘇聯的“大清洗”，（俄語：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英語：Great Purge）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爆發的一場政治鎮壓和迫害運動。它包括對蘇聯共產黨內部的清洗以及對無辜人員的迫害，這段時期典型的現象包括無處不在的政治審查、到處都存在的懷疑“間諜破壞”、做秀公審、關押和死刑。 （見百度網站“大清洗”詞條）以莫斯科三次舉世矚目的大審判為標誌，斯大林采取極端恐怖的手段，用大鎮壓、大清洗、大恐怖運動，消滅政治對手，達到鞏固他個人獨裁的的目的。
從前蘇聯到今日的俄羅斯，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對這一歷史事件，都沒有過“肅反擴大化”的提法。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週年的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斯大林及其幫手們對黨和人民犯下的大規模鎮壓措施和違法行為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饒恕的。”（戈爾巴喬夫：《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第26頁）。這裡明確的概念是斯大林的罪行，這和斯大林的錯誤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蘇聯大清洗70週年時，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態的相關國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普京說：“數百萬人的生活被摧毀，有的被槍殺，有被送進勞改營，有的遭受酷刑。”普京說，“通常這些人都是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不怕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是俄羅斯國家的精英，是民族之花。”
上述可知，普京去的地方，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被害的“都是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們不怕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是俄羅斯國家的精英，是民族之花。”不是什麼“反革命”。他也沒有說什麼“肅反擴大化”。
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沈志華也指出：“事實表明，對斯大林時期的大恐怖、大鎮壓決不能用“肅反擴大化”給以簡單化的概括。”（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蘇聯74年興衰歷史》第四部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可見，把“大清洗”、“大鎮壓”說成是“肅反擴大化”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這是在偷換概念，偷天換日，歪曲事物性質。因此，“肅反擴大化”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毛澤東用“肅反擴大化”這個概念寫進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後，根據這個意思，又在毛澤東主持下寫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寫道：“斯大林在肅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這條戰線上的任務；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1956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
之後，中國的主流媒體和官方學者都是學唱這個調子。繼續不斷地歪曲“大清洗”、“大鎮壓”這一事物的性質。
李慎明說：“30年代鎮壓破壞蘇聯制度的敵對分子的政策也是聯共（布）中央的集體決定，不能說是斯大林的個人‘指令’。儘管有嚴重錯誤，但肅反本身則是必要的。”李還照搬了1956年毛澤東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的一段說詞：“在肅反工用中，在一方面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香港傳真》2009-33，2009年6月18日第31、33頁）
劉書林的文章中說得更離譜：“為了妖魔化斯大林，又一次提到赫魯曉夫時代編造和渲染的這樣兩次審判。其實這樣的審判是必要的，它擊潰了法西斯的”第五縱隊”，為日後的戰勝法西斯奠定一組織基礎。”（《香港傳真》2009-39，2009年7月9日第11頁）
李慎明和劉書林的說法，不過是重複毛澤東當年的調子而已。
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在當時中國，據李慎之回憶，這個報告的譯文曾印成小冊子，印有“內部材料。注意保存”八個字，隨《參考資料》發到高級幹部。在北京王府井外文書店出售美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上，載有英譯文的長篇摘要。 （《李慎之文集》第177頁）少數知識分子能看懂。對中國的絕大部分乾部和群眾是保密的。有的單位在向十八級以上乾部傳達時，極其神秘，只准聽，不准記。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既然要讓廣大群眾聽你的批判，人家究竟怎麼說的，又不讓廣大群眾人知道。到毛澤東死時，這份報告，被批判了二十多年，沒有在中國公開出版過。筆者是在三十多年後１９８８年，從東方出版社“內部發行”的《赫魯曉夫回憶錄》中的附錄上，才看到的。直到這份報告五十年周年的２００６年，才在許多網絡上出現。雖然網絡上很方便地可以看到，但是，當年對此有點印象的，現今也都七八十歲了，大多數人不會電腦上網，無從看到。年輕人會電腦上網，卻對此感興趣的不多。前蘇聯都垮台近二十多年了，這件事也過去五十多年了，社會上提起這事的也不多。因此，李慎明、劉書林重複當年毛澤東的調子還能繼續忽悠廣大干部和群眾。劉、李二位，是否認真看過赫魯曉夫的這份報告，值得懷疑。否則，就不會說什麼“妖魔化斯大林”，“赫魯曉夫時代的編造和渲染。”只有那些對赫魯曉夫這份報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盲目跟隨毛澤東的調子瞎起哄。
毛澤東當年說的這兩句話，由於許多令人髮指的斯大林罪行沒有公佈，人們不知道歷史真相。由於長期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對他有意隱瞞斯大林罪行而故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很少有人去探究。兼之他也說到了“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貌似全面、辯證，著實使許多人奉為經典。現在看來，毛澤東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和“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這兩方面，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毛澤東不是講要抓主要矛盾嗎？從毛澤東的整個行文和他的多次講話來看，把前者看成是主要的。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寫道：
斯大林對於蘇聯的發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是有偉大功績的。我們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說過： “在列寧逝世之後，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願，不愧為傑出的馬克思列寧主動脈義的戰士。”這裡還把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說成是“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
然而，1988年春夏期間，蘇聯最高法院、蘇聯最高軍事法庭宣布：撤銷了三次莫斯科大審判的判決。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博列維奇等人，被宣布無罪。後來，又撤消了對托洛茨基的間諜指控，恢復他在革命和內戰中應有的地位及作為紅軍締造者的地位。 （王康：俄羅斯道路《世紀大講堂》2006年4月7日晚8∶30—10∶30）
歷史事實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並不是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恰恰相反，他們是列寧的戰友。至於跟隨他們的各個“分子”，自然也更不是敵人、反革命了。
可見，毛澤東關於“肅反擴大化”的說法，經不住歷史和事實的檢驗。
毛澤東把“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和“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這兩個方面，不分輕重，不分主次平排擺列，就分不清事物的性質。按毛澤東的說法，首先是“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這對於一個革命政權來講，那是天經地義的。在這個大前提下，在那錯綜複雜的形勢下也有錯殺了的，也就是“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這樣一來，歷史上本來事實是斯大林蓄意消滅“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比他消滅的反革命分子要多得多的事實，變成次要的了。甚至，變成了不得已的，是可以理解的了。這就混淆了事物性質，完全歪曲了歷史。
這完全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詭辯論。毛澤東怎麼會陷入了詭辯論呢？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有意混淆是非，把水攪混。淡化斯大林的罪行，為斯大林辯護，也就是為他自己的類似罪行辯護。三十年代初，毛澤東在江西大殺AB團，殺了多少同志、戰友？他在世時，定下調子“肅反擴大化”，誰也不敢質疑，他一死後，這一說法就被揭露出的事實真相否定了。
李慎明在重複這個調子中比毛澤東還走得遠，毛澤東當時還不得不說“卻冤枉了許多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李慎明則說成是“也冤枉了不少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將毛澤東原話中的“許多”變成“不少”了。這不，又給斯大林的罪行減輕了不少。歷史是能夠任意打扮的麼？
（二）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鎮壓”的性質，鎮壓的主要對象——黨和政府領導人和紅軍將領，根本就與“肅反”風馬牛不相及。
斯大林消滅的是一些什麼樣人？是反革命？還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和善良的公民？
被鎮壓的主要對象——最危險的“人民敵人”，竟然是黨和政府領導人，紅軍將領。 （詳見附錄二）
第一，“大清洗”的對象原主要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老革命家，黨的高層領導人。
譬如，被稱為“勝利者大會”的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1937年舉行）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98名被逮捕和槍斃，出席這次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代表被逮捕，其中許多人隨後被殺掉。這樣大規模消滅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怎麼能解釋為“肅反擴大化”呢？
蘇聯30年代的“大清洗”是同黨內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所謂鬥爭實際上也就是黨內意見分歧，這些與斯大林意見不同的都是十月革命時期的著名革命家、黨和政府的領導人。 20年代的三次重大的黨內鬥爭，即1923-1926年同托洛茨基（紅軍締造者、十月革命武裝起義主要領導人）的鬥爭；1925－1927年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一任主席）、加米涅夫（蘇維埃俄國第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勞動國防委員會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政治局委員，）“新反對派”的鬥爭；1928-1929年同布哈林（俄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主席，著名革命家、著名理論家、《真理報》主編）李可夫（人民委員會主席）的鬥爭，或稱“反右傾鬥爭”，在30年代的“鎮壓運動”中，這些與斯大林意見分歧者，都被當作反革命、帝國主義間諜處決了。
1952年又在緊鑼密鼓地籌劃新一輪清洗，即各種準備工作正在就緒，前奏曲“克里姆林宮醫生案”已經奏響，貝利亞、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都已被斯大林點名批判，正陷入極度的恐慌中（赫魯曉夫不恐慌，因為十九大沒點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蘇聯社會不知又要降臨什麼樣的腥風血雨。
1936年開始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審判案，有八萬多人被捲入到這個案件裡面來成為犧牲品。1937年，僅僅一年之後，開始了皮達科夫、拉狄克的審判案，有三十幾萬人做了犧牲品。1938年就是李可夫和布哈林的審判案，有三百多萬人做了這個審判案的替罪羊。這個審判案消滅了哪些人呢？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李可夫
第一是列寧近衛軍，領導了俄國十月革命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除了列寧之外全部被處決。然後就是列寧生前參加過的最後一次黨代表大會，這裡邊的27名中央委員，20名被槍決。然後就是列寧死之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這裡邊的7名政治局委員，除了斯大林本人後來健在之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皮達科夫、布哈林全部被槍斃。列寧生前的所謂歐洲資產階級都認為最有學識的一個政府，第一屆蘇維埃人民政府的9名人民委員，除了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過早病逝之外，其它7名人員，除了斯大林之外全部被槍斃掉。
蘇共一大至十七大歷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槍決或死於獄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殺的八人，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蘇）阿·阿夫托爾漢諾夫著，晨曦、李蔭寰、關益譯：《黨治制的由來》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77～888頁）
愛德華·拉津斯基在《斯大林秘聞》一書中寫道；斯大林在世的1938年發行了數以百萬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是他的《新約》，是神人斯大林的降臨史，同時也是一部戲劇。消滅了黨的領導人——暗藏的叛徒和間諜在這部劇中受到詛咒。”（《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 ，新華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488頁）
亞·尼·雅科夫列夫在1956年聽了赫魯曉夫《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後寫道：“報告的字字句句道出了斯大林及其親信的反人民的罪孽和暴行。”（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1頁）
第二，主要是紅軍高級將領。
革命軍事委員會的80名成員中有75人被槍決。其中，在第一批授銜的5個元帥中，有３個（圖哈切夫斯基、、布柳赫爾（加侖）、葉弋羅夫），4名一級集團軍司令中的3人（相當於大將），12名二級集團軍司令中的全部（相當於上將）被處決。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4名海軍一級和二級最高指揮員中的全部。6名一級海軍指揮員中的全部。15名二級海軍指揮員的9名，17名一、二級政治委員中的全部被處決。 28名集團軍級政治委員中的25人，97名師政委中的79人被處決。總計在紅軍中有一半以上的軍官——大約有三萬五千人——被槍決或是被關進監獄。另外，1937年6月，還審判了一批著名的紅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亞基爾、烏博列維奇等8人），罪名是參加“反蘇托洛茨基軍事組織”。
在這場屠殺中罹難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呢？圖哈切夫斯基元帥除了戰功卓著以外，還是一個擁有敏銳的戰略思維和目光的卓越統帥，他不同於布瓊尼的騎兵式的勇敢，也不同於伏羅希洛夫的政治元帥。在二戰開始前的歲月中，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認為是伏龍芝逝世後蘇聯軍事科學工作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和德國的古德里安上將，法國的戴布柳赫爾（加侖）元帥，圖哈切夫斯基元帥， 葉弋羅夫元帥戴高樂將軍等人一樣，清晰地認識到了技術革命給戰爭的方式帶來了巨大的革命。他主張實現軍隊的機械化，發展航空兵和坦克力量，試驗了空降作戰、坦克突破、步炮協同等多兵種協同作戰和大縱深戰役，其很多觀點都在二戰的實踐所驗證，但他卻無緣見到自己理論的實現。而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罹難也使得蘇軍的機械化編制體系推遲，蘇聯是世界上最早編制坦克軍的，但隨著元帥的罹難，坦克軍被解散。
斯大林對於軍隊的清洗起源於德國黨衛隊製造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對斯大林不忠的假情報，當然也有說法是斯大林不需要德國人的情報，需要的只是一個對軍隊清洗的藉口。
和元帥一起罹難的還有曾任基輔軍區司令的亞基爾，被朱可夫元帥視為良師的白俄羅斯軍區司令烏波列維奇，列寧格勒軍區副司令普馬科夫，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科爾克，紅軍中央機關部部長費爾曼、集團軍司令曾任駐日本、德國、英國武官的普特納。這是一批戰功顯赫的將軍，然而這僅僅是開始，接下來輪到的是布柳赫爾元帥和葉戈羅夫元帥。而更可悲的是布柳赫爾元帥就是孫中山先生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由於在蘇聯軍內和軍外都擁有崇高的威望，根本沒有進行過公開的審理，甚至在被秘密處決後，斯大林都不敢公開這一消息，而葉戈羅夫元帥在1938年底被解除職務後，就再也沒有了消息，既沒有任何的指控，也沒有任何的審判，就永遠的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
（三）斯大林等人親自簽署處決令
“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在《俄國出版百萬政治受難者光碟》中說：一百三十萬政治受難者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會送給斯大林閱讀的。對斯大林來說，一百三十萬隻是一個統計數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殺人、判刑和送勞改營的數字。
他寫過一張字條：“我把克拉雅諾斯克地區的第一類囚犯人數提高到六千六萬人。”當時的逮捕和處罰“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來，好像財政預算書一樣，其中把人分成兩類，“第一類”是槍斃，“第二類”是送勞改營。只有對地位很高或者比較特別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審批名單。在斯大林筆下，處死一個地區的六千六萬人，比殺死此數的貓或狗還輕鬆簡單。
在數字如此浩大的受難者中，有四萬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們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單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領導人們手寫的批准和簽名。光碟上有這些名單和批示的一頁一頁的照片。斯大林用紅色鉛筆寫下了大而潦草的“照辦”以及他的簽名。他真是把他自己當成了閻王，可以批點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獄。在歷史上，在他之前，還沒有哪個統治者有這樣的權力和用這樣的方式來剝奪千萬人的命運。
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整個槍決這些人犯、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的程序簡單得很。比如1937年的2月4號，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日丹諾夫這4個人，他們簽署了12份文件，一天，這12份文件裡面要處決2976人。然後過了一天，1937年的2月5號，他們又簽署了13份文件，這13份文件要處決3661人。到了3月份，他們又簽了幾份文件，這幾份文件又是更多的人。他們一簽這個字，就是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沒有了。 《蘇維埃的興亡》第十集《大清洗》
（四） 所謂“罪行”，“純係捏造”
斯大林如此瘋狂地殺人，有什麼證據沒有呢？沒有。對此，莫洛托夫作了回答：“既然已經知道他們犯了罪，他們是敵人，還需要什麼罪證！”（《莫洛托夫訪談錄》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頁）這話就像“四人幫”的軍師康生說的，“看你這樣子就像叛徒”一樣。就是說，只要看你不順眼，說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把你抓起來。接著就是刑訊逼供，需要什麼罪狀都可製造出來，然後定案，自然就可以明正典刑。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指出：“當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以及黨的監察委員採取驅逐出黨這種極端措施的時候，必須召開中央委員全會，全會還應當應當召集所有中央候補委員以及監察委員出席”。 “只有這種黨的負責幹部全體會議的人員當中的2/3認為必要的時候，才能把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驅逐出黨。”（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769頁）
斯大林任意逮捕和判處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並把他們開除了黨籍，完全是非法的。它粗暴地違犯了黨章，因為關於開除他們的問題，從未在中央全會討論過。
“對這些所謂間諜以及破壞分子事件當中的一部分加以分析的結果發現：所有這些全是捏造出來的。以通敵為理由而被逮捕的許多人在殘酷的非人道的拷問下供認自己有罪。”（ 《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2 月版，第769頁）
1988年蘇共中央、蘇聯最高法院查遍了蘇聯當年的歷史檔案資料，始終未查得一件證據可以證實那些被判決的政治犯所犯的任何一件罪行。
蘇共中央政治局審理這類問題的委員會主席，亞·尼·雅科夫列夫講：“我閱讀了幾十萬宗案卷，每個案卷涉及的人生前都熱愛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國家，但後來都根據命令或者告密材料不經法庭審理就被槍斃並被拋進地窖或沼澤。”
“委員會工作伊始，就全面研究了30年代後半期進行公審時的局勢。這裡列出一些案件的名稱：‘右派和托洛茨基反蘇聯盟’、‘托洛茨基軍事反蘇組織’、 ‘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盟’、‘莫斯科中心’、‘克里姆林宮案件’、‘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平行的托洛茨基反蘇中心’、‘莫斯科反革命組織——工人反對派小組’、‘布哈林學派’、‘李可夫學派’……對這些案件的審訊大部分是不公開進行的。”
“這些名單的成千上萬人已被槍決。”
“委員會證據確鑿地查明，所有“聯盟”、“中心”以及其他種種案件純係捏造，是根據拷打、脅迫、逮捕子女等罪惡方法取得的口供編撰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23-124、134頁）
有關嚴酷的刑訊逼供的一段記述：“毒打和鞭笞只是刑訊的開始和進入地獄的前奏。後來搞起著名的車輪戰術——偵察員不斷換班，而囚犯則日夜不能睡眠。與此同時，對囚犯還是又踹，又打，又侮辱……囚犯會因失眠而變得神誌不清，並願意簽署任何東西。這時便讓他在偵察員編造的供詞上簽字。”“此時任何供詞都能得到迅速簽字。”（《斯大林秘聞——原蘇聯檔案最新披露》新華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97頁）
像這樣嚴重破壞法制的事情，毛澤東都有批評。鄧小平說過：“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
由於許多人的所謂“罪行” 是破壞法制，捏造出來的，理所當然地應該得到平反。
早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就成立了以什維爾尼克為首的平反委員會，讓許多被無辜判刑的人從監獄、古拉格勞改營和流放地回家了。
在弋爾巴喬夫時期，蘇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說：“所有非法院判決的受害者將自動恢復名譽。”（《蘇共中央政治局大鎮壓事件複查委員會的簡要報告》，葉書宗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30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624～635頁。）
上述種種事實充分說明，斯大林濫殺千百萬無辜的滔天罪行，是大清洗、大鎮壓、大恐怖，根本就不是什麼“肅反擴大化”。
還須要了解，“大清洗”發生在1936年以後，革命政權已經建立近二十年。在國內，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公有製也建立了多年，“肅反”的任務早已完成。曾在20年代的黨內反對派首領季洛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已經公開承認錯誤，托洛茨基早被驅逐國外。此時，全國各地並沒有以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為代表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事件。有的，只是這些老革命家對斯大林的主張有不同意見。這在黨內是完全允許的，也是正常的。
此時，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稱：“所有的剝削階級都已經消滅了”。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反革命分子反而格外猖狂？這是持“肅反擴大化”觀點的人，無法解釋清楚的。
兼之，在國際上，30年代中期的蘇聯，已調整了同英國、法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並加入了國聯。為什麼這些老布爾什維克、為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列寧的戰友，到30年代都成了“人民公敵”的頭目，成了反革命了？這又是無法解釋清楚的。
蘇聯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說：“斯大林所推行的消滅列寧黨大部分老幹部，槍殺我們最優秀的黨、國家的軍事幹部，涉及幾百萬各階層人民的大規模的鎮壓——這一切已經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可怕的和慘無人道的罪行，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為它們辯護。”（《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966頁）
來源：炎黃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