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9月27日訊】第五章劫后「伊甸園」
26、故土已荒蕪
到移民返庫工作宣布結束的1988年底，7.3萬多名移民回到了三十多年來一直魂牽夢繞的那個「伊甸園」。
還鄉者重歸故土的情景凄涼得令人心酸：沒有敲鑼打鼓的歡迎，沒有誰理會他們歸后的食宿，甚至沒有人給他們遞上一杯茶水。「公路上蠕動著一支幾乎可稱作難民的隊伍，一戶又一戶的移民自己拉著架子車，肩挑手提著破爛的家當，人們默默地走著，沒有歡笑也沒有生氣……」
源於甘南的渭河自從有了三門峽電站后便在流水不暢的河床里疲憊無力地緩緩流經關中平原，這條黃河最大的支流，陝西人的母親河只能拖著她羸弱的軀體，平淡而冷清地迎接她的兒女回歸到自己身旁。
回到黃河灘上，關中人心目中的那個「伊甸園」如海市蜃樓一樣消失得無蹤無影，映入「難民」眼中的故土已荒蕪衰敗，滿目瘡痍——昔日的房屋早在三十年前就被拆成一堆殘垣斷壁掩沒在雜草叢中。炊煙裊裊，雞鳴犬吠，牛歡羊叫的情景已成了所有移民久遠的夢中記憶。鳥語花香的家園不見了，原來人們引以自豪的綠洲不見了，被農場砍成一片白花花的樹樁怒目蒼天，向舊時主人訴說那場瘋狂的砍伐給這片土地帶來的災難。
迎接移民們的土地也是那樣的貧瘠瘦弱。陝西省的全國人大代表馬百黨曾憤怒地指出：「返庫移民只是得到了少量的貧瘠土地，庫區過去原本屬於移民的肥沃土地，大部份仍然被部隊和國營農場經營著。」
事實上，移民得到的土地不僅僅只是貧瘠，1986年，移民返庫安置時，國營農場和部隊農場所移交安置移民的土地大都分佈在庫區的沿河與堤外地帶。三門峽水庫引起的黃河回水墊高了黃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黃、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至3米，原來的平原地帶變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積鹽鹼化、水澇化已成為難以遏制的現象。而移民接收的鹽鹼地和澇窪地達12萬畝，占劃撥給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
這40％以上的土地在作家冷夢的筆下「像是一個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兒，二十多年後，骨肉團聚，女兒卻不再認識他們。她變得暴戾無情，變得刻薄慳吝，彷彿她曾被惡魔掠去過陰曹地府一遭，心肝肺臟全被換過……」
「換過了心肝肺臟」的土地也改變了它原來令人羡慕的「容顏」。在庫區採訪期間，記者不時看見大片大片如雪似霜的白色物覆蓋在土地上。移民們告訴記者，這是鹽鹼地，這種鹽鹼土是無法耕種的，若要對其改良和利用，必須經過排鹽、洗鹽、降低土壤鹽分含量；再種植耐鹽鹼的植物，培肥土壤；最後種植作物。具體的改良措施是：排水，灌溉洗鹽，放淤改良，種植水稻，培肥改良，平整土地和化學改良。
衣食無著的移民要以這樣的程序改造這樣的鹽鹼地談何容易。一老移民告訴記者：當時，我們吃水都成問題，哪裡還有水灌溉洗鹽，放淤改良？
即使是這樣的鹽鹼地和澇窪地，還埋下了因破壞生態而使其進一步惡化的災難隱患。第一批難民回歸之時，庫內的那場瘋狂的砍伐還未結束。苗福群「司令」的「秘書」聶小二對那場極其瘋狂的砍伐至今仍記憶猶新：國有、部隊農場在交出土地前夕，像發瘋的「屠夫」一樣對庫區那些鬱鬱蔥蔥的林木進行了毀滅性砍伐。返庫的移民老遠就看見拉樹的汽車不斷來來往往，咚咚咚的砍伐聲和嘩嘩嘩的拉鋸聲不絕於耳，倒下的大小樹木擋住了道路，公路兩旁、村道渠邊，房前屋后，全是白碴碴的樹樁……
聶小二也加入了苗福群組織的阻止砍伐的攔車護林隊伍。但對峙了一陣，移民被聞訊趕來的政府幹部連拉帶勸地弄走了。看著拉滿樹木的卡車遠去，攔車護林的移民心中充滿悲憤與愴然。他們深知，失去林木護衛的黃河灘將大難臨頭，報復的黃河水將漫上灘來吞噬這片土地，奪走這裏的富庶，把飢餓、貧窮留給它原先的主人。
這種可以預料的結局果然很快來到，數年間，大自然能夠給予人類造成傷害的旱、澇、洪、鹼和塌岸等等災害在曾被人們羡慕不已的那塊叫「關中白菜心」的地方粉墨登場，輪番肆虐。
三門峽水庫建成后，黃河主流逼渭河倒流，使位於黃河西岸的陝西大片大片的土地塌進黃河。渭南市移民局原主任鄭博（化名）告訴給了記者這樣一組令人吃驚的數據：移民返庫後到他退休的2005年，庫區因塌庫而損失的土地就有三萬多畝。他說：這三萬多畝都「長」到與陝西隔河相望的的山西省永濟縣去了。這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如今仍留在白水縣堯禾鎮的移民姜宏哲至今還記得：「農場那些並不懂得土地，更不熱愛土地的的農工們多年掠奪式經營使土地變得貧瘠不堪，我們回到庫區時，田裡荒草長得老高，人在地里勞動看不到人的影子。原來那些肥得流油，一季能產七八百斤小麥，五六百斤花生的地都板結了荒蕪了，根本無法種莊稼，所以，我們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荒。」
荒地還未開完，災難降臨了——1987年到1990年連續四年大旱。從白水縣移回華陰市的姜宏哲回憶說：那四年，種植的花生、豆類全部受旱減產，玉米不結玉米芯，棉花不結桃，一畝地只能收一百來斤花生，一畝棉花產量也就三五十斤。這樣的產量都只有我們離庫前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特別是1988年七八月份，五十多天沒有下過雨，曬裂的地里可伸進拳頭，花生苗拔起來可以點著，半人高的玉米全是一片焦黃……
「土地被糟蹋得無法耕種，我們傷心透了。」滿懷希望回到庫區的姜宏哲又帶著對故土的絕望和悲傷回到了安置區。
「鬧」著回庫區又黯然神傷地離開庫區的絕非姜宏哲一人。1987年6月，白水縣堯禾、西固等鎮的800多移民興高采烈地離開「種地靠天，煮飯無水」高山旱塬，回到了華陰孫庄村。孫庄村的那片被農工「換過了心肝肺臟」的土地也毫不客氣地對800白水移民當頭一棒：荒蕪、沙化、鹽鹼化、旱災、水災接二連三地坑害這片土地舊時的主人，使得這個已被折騰得一窮二白的群體瓦上加霜，深陷絕境。
煎熬返庫移民的不僅僅是連年旱災造成的衣食無著，惡劣的居住條件更是嚴重地威脅著他們生存。初回庫區的7萬多移民幾乎沒有一人建過瓦房，全是清一色的的庵棚。華陰縣西陽鄉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鄉長郭中舉至今還記得：1987年後，華陰的華西村，大荔的平民鄉等移民安置點一排排、一片片全是星羅棋布的庵棚。這些庵棚里沒有自來水，一般要一兩百戶人家共同籌錢才打得起一口井，移民們吃水都要到很遠的井裡挑；庵棚區域里沒有電燈，家家戶都只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或者用破碗、燈草做一個「桐油燈」；偌大的庵棚區大多沒有廁所，人們大多是在庵棚旁挖個坑，再牽上一塊遮羞的破布，那便是廁所了。有位鄉幹部說，哪裡若臭氣熏天，那一定就是移民的庵棚區。庵棚區沒有排水系統，移民們常常是將用過的污水隨地亂潑，所以，庵棚周圍永遠是污水橫流。偶遇下雨，雨水會將「廁所」里的屎尿漫出，溢向庵棚區的每個角落。
庵棚內的情況更遭。不到兩米高的庵棚矮小黑暗陰濕，四壁透風，居住其中，夏天大汗如雨，冬如冰窟，雨天屋裡比屋外的雨還大；晴日，周圍那在臭氣熏天的屎尿中嗡嗡亂飛的蒼蠅和肥碩的耗子則不斷把疾病傳染給庵中的移民。那時別說生什麼大病，就是害個傷風感冒對這些腰無分文的移民也是要命的。然而，痢疾、流感、鼠疫等移民聞所未聞的傳染病卻以猙獰的面孔輪番地出現在庵棚區，無錢醫治者只有在饑寒交迫中等待死亡的來臨。
絕境中，求生的本能使人想起了安置區，那裡雖然也很貧困，也會受到饑寒交迫的煎熬，但那裡有可以遮風避雨的破窯與瓦房，高塬里有可以充饑的野果野菜，大山裡清新的空氣中沒有屎尿的臭氣，也沒有那麼多傳播疾病的蒼蠅。於是，800移民將剛剛從白水轉回華陰的戶口連同鬧騰了二十多年才得到的返庫「成果」扔在了絕望的孫庄村，又逃荒般地返回了白水。如今，留在孫庄村的白水移民僅十余戶。
重返安置區后，移民們又曾經一度想重回孫庄村。但他們這次卻是有去難回了——他們回安置區的行動已經演化成為一些官員的「好處」——800移民的戶口早被當地轉走，移民走後的名額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商品賣給了來自內蒙、山西河北等地的假移民，應分給800移民的土地也作為「富餘土地」以高價承包了出去。不過，這些都是后話。
就在800移民回到白水縣安置區不久后的1991年，華陰倒是迎來了少有的風調雨順，關中平原上麥浪翻滾，玉米茂盛。但一場大雨後，洶湧的洪水漫來，整個庫區被淹，眼看就要到手的豐收毀之一旦……
也就是從那一年起，水災又像影子一樣死死纏住了關中這個多災多難的群體。上游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導致庫區洪災頻頻發生——1987年，渭河支流柳葉河決堤，數萬畝農田被淹；1992年8月，黃、渭、洛三河同時決口，淹沒庫區移民村莊十四個，受災移民達一萬一千多人；1994年9月至1999年5月，洛河、渭河、渭河支流羅夫河多次決堤，堤內移民生命財產蒙受巨大損失；2000年10月，渭河及其支流方山河接連決堤，移民15000畝灘地被淹，630畝魚池被毀，多處道路機井大棚受損，經濟損失達3000萬元，並造成11人死亡4人失蹤。
特別是在2003年秋季，渭河流域接連出現了幾十年一遇的5次特大洪峰，渭河洪水不能暢入黃河，形成倒流，致使渭河及其支流多處垮堤、毀岸，巨大的洪流從決口處居高臨下，形成瀑布。抗洪戰士將6輛裝滿石頭的大卡車和大客車推入決口堵水，轉眼間不見其蹤跡。這次洪災還致使華縣境內的幾條南山支流相繼決口，4億多立方米的洪水淹沒了華縣的7個鄉鎮，並危及到了華縣縣城和渭南城區的安全。為了保障華縣、渭南兩城的安全，地方政府便採取了炸堤開口——人為地把華縣境內的數億立方米洪水泄入華陰市移民區，數萬移民的農田洪水蔓延，莊稼淹沒，汪洋一片，一望無際，不少窪地的積水達5米多深，移民眼看就要收穫的玉米、豆子、棉花、花生及各類瓜果均成了「海」底植物。
更為慘痛的是，移民返庫經過多年艱苦奮鬥，用凈所有積蓄好不容易建起了房子（大部分建房都欠著貸款、借款），可剛喜遷新居就被這場洪水無情吞沒，屋舍被沖塌，家產被沖走，儲糧被泡爛，畜禽被淹死……。
華陰市羅西村移民婦女王麗紅曾給一位記者哭訴：「長期以來，渭河水患就像噩夢一樣陪伴困擾著移民。我1996年嫁到羅西村，為了躲避洪水已經搬出搬進三次了。每次來洪水，房子就被淹，連傢具也被泡壞了。」
華陰市高家村移民董生鑫家蓋了一棟不錯的房子，但房子裏面除了睡覺的床和一些小凳外，基本上沒有什麼傢具。他告訴記者：「房子修好，就買了傢具，但2003年的洪災后全泡爛了。后又買了，2005年又發大水，嚇得一家人忙拖著傢具往外逃，結果，傢具在路上全顛壞了。那之後，家裡就再也不買傢具了。」記者笑他因噎廢食，董生鑫搖著手分辯說：「庫區里的人做傢具純粹是浪費，大水一來，就全泡湯！」
27、貧窮的根子
世界上常通用恩格爾係數理論去判斷、衡量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生活水平的高低。恩格爾係數理論的一個主要標準是：用於主食的開支所佔日常支出比例越大，說明生活水平越低；用於副食的開支所佔的比例越大，說明生活水平越高。
按照這一標準，我們衡量、判斷三門峽庫區移民的生活水平還能使用恩格爾係數理論嗎？答案是肯定的——那時庫區移民的生活水平是絕對不能也絕對無法用恩格爾係數理論去判斷的，而只能用「窮」或「特別窮」、「非常窮」這樣的字眼去概括他們的日子。
當時的移民窮到什麼程度？中央調查組在澄城縣調查時，曾對一家移民的全部家當進行過高價的評估，但再怎麼高價，這家移民的家當都只值80餘元。
還有更窮的。一個叫張亞平移民獨居山腰裡一廢棄的破窯洞里，他的鄰居講，從沒有見過張家人集體出現在外邊，因他一家數口同穿一條褲子，誰出門就誰穿，不出門的光著屁股躲在家裡……
移民們說,在安置區，大夥的日都好不到哪裡，「高塬安家，山洞當房，三塊石頭一口鍋，四根木棒一架床，麻袋鋪蓋棕為衣，山果野菜半年糧」的情況比比皆是。
據移民部門調查，移民中的貧困戶和特困戶占移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搞了近20年移民領導工作的原陝西省移民辦主任趙建華在他那本《求實》的書中借用世界銀行對非自願移民的觀點表達自己的看法：
「世行移民政策的基本點就是防止遷移居民受窮」。
「恢複原先的生活水平實際上是件艱巨的任務」。
「移民的基本衝擊就是恢復遷移居民相當的生活水平，不低於過去的生活水平是實實在在的目標，但它不是容易或簡單的事。拆散一個正在運轉的生產系統是『容易』而快捷的，而重建一個新系統是緩慢、擔風險、有困難的」。
「世行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提高移民原有的水平和經濟收入，或者至少是恢複原來的水準，其條款保護並擴大了移民的權利，併為恢復他們的生活提供更好的完全保障體系，只要有可能，世行政策就會使非自願移民變為一次發展的機會，並讓移民分享引起移民的開發工程收益，以提高其原有的生活水平。」
「要想做到合理的移民，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來說並非易事，它們將面臨競爭、資金限制及許多體制上約束等問題。」
「認識到移民工作本身的艱難性是動員一切方法認真完成該項任務的首要一步。」
「移民們應該：(1)從移民費用中獲得損失的賠償；(2)得到分享工程收益的機會；(3)在遷移期間和遷居新地的過渡過程中得到幫助。」
三門峽庫區移民遭遇到的實際情況是：他們最先失去了就是從「移民費用中獲得損失的賠償」的機會，當初搬遷時的500元移民費用，大多用於了移民幹部的工作費用，移民還有什麼機會獲得損失的賠償？
「分享工程收益」更無從談起，據黃委會有關資料顯示，三門峽電站修建后，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不說給三門峽市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也不講發電賣了多少錢，更不講因電站修建給下游各省帶來的好處，光給下游減少洪澇災害損失一項就已達500多億元。而當初希望庫區「遷一家，保萬家」的下遊人掙到了錢並安居樂業后，早忘記了為他們的安居樂業付出巨大犧牲的庫區移民還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中。
為此，陝西和河南已打了近半個世紀的口水仗。
至於「在遷移期間和遷居新地的過渡過程中得到幫助」更無從說起，到寧夏的移民大多是家破人亡而歸，到陝北高塬被折騰得一窮二白的7.3萬多移民在「自拆、自運、自建」的政策下回到庫區時的慘景更是難以言表……
在庫區，有一句帶怨氣的話，說修三門峽電站是「功在國家、利在電站、難在地方、苦在移民。」有官員認為：「說難聽一點，實際上是，利在國家，害在地方」。
陝西省移民辦趙建華主任在那篇曾獲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水庫經濟專業委員會1996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的文章《老水庫移民問題出現的幾個強烈反差應引起足夠重視》中記載：「移民搬遷之後，絕大多數的安置點比原來庫區的條件差很多，移民經濟狀況較建庫前大幅度下降，特別是安置在蒲城、合陽、白水、澄城、富平等縣的15萬移民，生產生活條件更差，長期不得溫飽。從1960年至1981年，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上下，人均口糧只有200來斤。一些移民特困戶，生活境地更壞，有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來元，勞動日值只有三、四分錢，有的全部家當不足百元，有的成不起家，有的變賣衣物、傢具看病，有的賣血度日、乞討為生，有的甚至家破人亡。
「移民安置區人畜飲水困難，水源缺、水質差，移民長期吃苦水、飲高氟水的問題十分普遍。一些移民戶住房也十分困難，有的長期借房居住，有的幾代同室，有的甚至人畜共舍。至今還有三萬多移民在危房破窯中勉強棲身。」
趙主任強調，重新安置的十萬（渭南移民志記錄為7.3萬餘人）移民中有4萬多人無力建房，仍然棲身於臨時搭建的庵棚中，境況凄慘；外遷移民有20.4萬人處在溫飽線下，其中8萬人特別貧困靠民政救濟、社會救助度日……
在庫區採訪的日子里，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老在記者腦際盤旋：移民那貧窮的根子究竟從哪裡長出？
前文提到移民所處的安置環境固然是造成他們貧窮的重要原因，但這絕不是唯一的原因。原陝西省移民辦主任趙建華1996年在《當前水庫移民幾個突出問題的反映》的文章中認為：政府在對待新老移民時扶持政策反差強烈，使部分老移民成了特殊的貧困群體。
在談到老移民與新移民待遇不同的反差時，趙主任把例子具體到了三門峽和三峽水庫：「反差之大，莫過於兩個『三峽』：新的『三峽』中間沒有『門』卻有門，方方面面的補償水平都很高；老的『三峽』中間有『門』卻沒有門，移民的生活跟生產都很差。」
趙建華列舉了幾組數據：現在新移民的人均補償約1.5萬元，有的超過兩萬甚至達到了三萬。而三門峽等老水庫移民當時人均補償大多在500元左右，加上10年扶持投入的500元，共計只有1000元左右。
趙主任說，……鑒於過去的經驗教訓，國家對新建水庫移民安置很重視。從電視上看到，國家撥款把新水庫移民的房子蓋好了，驗收再驗收，達到滿意才搬進去；柑桔園建好了，水、路、電通了，交給移民使用。這是對的，應該的。但是，對老移民問題關心不夠，得過且過，能推就推，留下一大堆問題沒人管。而老移民的重新搬遷安置，房屋是自拆自運自建。為了生存借點錢興建農田水利還要還本付息，這太不合理。同樣是移民，新老待遇天壤之別！
趙主任在那篇《老水庫移民問題出現的幾個強烈反差應引起足夠重視》的文章中叫苦道：這些反差在接待移民**告狀者時，從道理上說服不了移民，覺得理虧。國家主管部門的主要領導到現場看后也認為是欠下移民的債……
都是社會主義制度陽光下的水庫移民，「緣何不平乃爾」。這種強烈的反差自然很容易形成心態的不平衡而導致不穩定。
分析形成這種反差的原因時，趙主任認為：可能是在新建工程時，國家和政府找移民，不得不讓步；而老工程早已建成了，移民有問題自然反過來找政府。在政府有困難的情況下，往往難下大決心去解決以至被擱置和忽視。
廣大移民群眾「咬牙過關，重建家園」的同時，當然十分渴望社會理解他們，他們的貧窮不是自己造成的，當初不是支援國家建設修水庫，也會和其他好多地方的農民群眾一樣，已經治窮致富，不會落得現在這樣的可憐巴幾；也十分渴望下遊人民飲水思源支援他們，當初「遷一家、保千家，一人遷、萬人安」，現在下游千家好，上游一家難，應該回過頭來「千家保一家」，這才符合國家規定的受益區分擔的原則；還十分渴望國家扶持他們，國家對一般貧困區(指老少邊窮)人民那麼關心，又給錢又給政策優惠，而他們是為了國家建設而貧困的，比一般貧困地區更為迫切地需要國家再扶持一下，度過難關。
趙主任呼籲：三門峽庫區移民渴望和要求是不高的，是符合情理的，應該得到充分理解、同情和支持，應當繼續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
國家有能力興建三峽這樣的工程，無力解決老移民的問題，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廣大老移民為國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國家和社會是欠了移民的債的，現在提高庫區建設基金標準，加大對他們的扶持力度，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社會的方方面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是完全應該接受的……
在一篇題為《關於中國水庫移民安置優惠政策的探討》文章中，趙主任再次講道：對水庫移民實行優惠，既不是恩賜，也不單純是照顧，而是社會應盡的一份責任。實行移民優惠政策應貫穿在移民生活安置和生產發展的始終，不能視為權宜之計。由於移民今日的生活是許多代人投資和勞動積累的結果，如打算在極短時間內，用所謂一次性補償，解決所有問題是不可能的。恰好在這方面，實物補償往往延伸不到；而優惠政策卻便於發揮作用。當然，對移民實行優惠政策也不是無限期的。如果新的生產生活水平達到和超過了原有的水平，而且和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相同步，即可「摘帽脫鉤」。
容易使移民貧窮的再一個原因是頻繁的搬遷。
俗話說，一搬三年窮。幾十年來，移民們都在貧困線上苦苦煎熬和掙扎，剛有一點積蓄時，幾乎又都在不斷的搬遷中折騰。他們中，少的已搬家三至五次，多的搬家達**次之多。當初的小夥子大多「搬」成了年逾古稀的耄耋老者。他們幾代人的奮發努力和艱苦辛勞，都「貢獻」給了不斷的搬遷之中。由於不斷搬遷，每個家庭的家產越搬越少，越遷越窮。多數人搬沒了住房，搬得無吃無穿，搬得沒有錢供子女上學。每搬一次，他們都必須付出高額而沉重的代價——
大荔籍移民李之山告訴了記者這樣一組他1987年搬遷返庫時變賣傢具的賬單：三間土牆房，30元；一個上好的楠木大衣櫃，10元；一個裝糧的大木櫃，7元；三張床,9元；一張桌，四條板凳，3元……
而李之山在置辦這些家當時的花費卻超過1.3萬余元。1.3萬余元的家當貶值成不足百元的「廢品」僅僅只是因為一次搬遷。搬遷一次如此，三五次會把多少家產「折騰」成「廢品」？**次呢？這筆賬的結果非常明顯：搬過幾次后，到了真正該搬，真正可以回到庫區「安居樂業」時，這些移民都已成了一貧如洗的「窮光蛋」。
這種窮人是很難翻身的。郗長運系大荔縣平民鄉三村返庫移民，1959年遷移到澄城縣庄頭公社，後來幾次搬遷，家產遺棄，損失慘重。1986年返庫被安置在大荔縣平民鄉三村一組時，這個五口之家再也無力重新啟動新的生活。時至今日，郗長運還和兒子、兒媳及兩個孫子三代人同住在一間破房裡。。
在這群「寧為庫區鬼，不作安置區人」移民中，那個憑藉不屈不饒的精神，在搬遷了八次后居然還能蓋房造屋的趙德龍也許算是一個不錯的特例。
對於動蕩的往事，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年過七旬的趙德龍依舊記憶猶新。他說：第一次搬遷是1956年8月，我隻身一人遷移到了寧夏的陶樂縣，這個西是黃河、東是沙漠，南北20多里長的新「家」像大海中的島嶼，沒有人煙，全是荒草，喝的是苦鹹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窩工棚便是我們先遣隊的住房。這種荒涼環境與生存條件嚇得我們當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強行搬遷到了寧夏陶樂縣月牙湖大隊頭道敦。在那裡，我們一家苦苦煎熬了6個年頭，丟下了五條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陝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陽縣項村，暫時居住在該村群眾家裡。
當時，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縣，我們一家生活在合陽縣，我們總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個照應。於是，經我和叔父多次請求澄城和合陽兩縣的移民局，最後終於同意將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縣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們全家6人又從合陽縣項村第四次搬遷到了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
在東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該村地處旱塬溝壑地區，土地脊薄，產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當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決定將我家遷到本公社的藺家嶺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窯洞里，一住就是10年。
隨著幾個孩子的年齡不斷增長，六口人在一孔小窯洞里實在無法居住和生活，於是，1974年9月，我動用10年的積蓄在藺家嶺村外一里遠的地方自費建了兩孔一院的新窯洞。儘管這個新居因缺錢而長期沒有安裝大門，但這第六次搬遷，我們總算是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園。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庫定居，當時我多想馬上返庫，但「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用僅有的幾十元錢在農工那裡購買了一間簡易房棲身。
返到庫區，我家一貧如洗，國家對移民的補助款與扶持款我也沒有得到一點，只有靠著種地務農維持生計。1999年3月，我連借帶積攢，在負債纍纍的情況下才到政府規劃的村台上蓋起了新房。一家人搬進新房時，我在心底默默地禱告：但願這第八次搬遷是我的最後一次搬遷……
處在庫區那樣的環境里，不要再搬遷的願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現年68歲的華陰市華西鎮蔥灣村返庫移民史金明，原籍華陰縣焦鎮鄉良村。1956年，史金明一家三口舉家遷往寧夏陶樂縣，哥哥葬身沙漠中后，史金明和母親逃回華陰，在老家過著黑戶生活，藏在庫區給別人看管西瓜或干點農活，打工糊口，食宿無著。1986年，才返遷到了庫區安置村。全家人大幹苦幹十多年，終於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場大洪水，將其家產一掃而光，於是，他不得不開始新的搬遷和建設……
移民貧窮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斷言：當地官員若不以開發等名義浪費那麼多移民經費，他們若能將中央和省里的撥款都用於移民，他們若不侵吞或不讓數千名非移民進庫侵佔移民利益，他們若能將未安置移民餘下的那15萬畝土地的出租費都用於移民事業的發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經營，那麼，廣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現在好得多。
在後邊的一些章節里，記者將講述李萬明談到的那些問題，看了那些問題，李萬明的說法有無道理，想必讀者自有評說。
28、回家無路
1986年那個悶熱的夏天，當政府宣布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單時，很多移民都放棄了為返回家園而抗爭了二十多年才贏得的機會。
渭南市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告訴記者：當年移出庫區的28.7萬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萬。但真正返回庫區的移民只有7.3萬多人。
從工會主席列舉的數據中，記者注意到，鬧返庫鬧得最厲害的那些縣返庫的人數卻最少：澄城縣歷來是移民鬧返庫的「重災區」，四個鬧返庫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陳文山都出自澄城縣。可當中央《關於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的會議紀要》等返庫文件傳達到澄城縣的移民中時，移民的反應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激動和強烈。老移民王來成說：初時非常激動，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后建房的費用，我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縣移民只有一萬餘人返回庫區，一萬六千多庫區人將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華陰、潼關等縣返庫的人數也大打折扣。大荔遷出148087人，實際返庫51794人；華陰遷出71897人，實際返庫26450人；潼關遷出1694人，實際返庫950人。其餘各縣皆反應冷淡。
中央和省里對這種奇怪的「冷淡」作過一次調研。結果很快出來了：不是移民們不想回家，而是當時政府對三門峽水庫返遷庫區安置移民實**屋「自拆、自運、自建」的政策，使他們搬不起家——一個窮字隔斷了移民的回家之路。二十多年來的17次「鬧」返庫和不斷的搬遷已使絕大多數移民精疲力竭，一貧如洗，他們已太累了，不想也無力再折騰了。中央給了公道，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回歸之時，他們卻已失去重建家園之力，只好繼續留在條件惡劣、土地貧瘠的安置區。
澄城縣王莊鄉移民馬福全，十七次鬧返庫他就參加了十六次，只有一次因病沒去參加，他渴望重返庫區的心情可想而知。馬福全在安置區的土地是不毛的溝邊地，打不下糧食，勒緊褲帶鬧返庫，窮上加窮。全家五口人，他和老伴，人高馬大的兩個兒子和二十多歲的大姑娘，擠住在一間破窯洞里。大兒30多，馬老漢東湊西借好不容易蓋了間草房給兒子完了婚，婚後沒一年，媳婦嫌窮，跑了；二兒子的婚事老漢就更無力問津……無力為兒子娶媳婦的馬福全更無力返庫。政府同意安排部分移民返庫的福音，對馬福全除了具有安慰意味之外並沒有實質上的意義。馬福全至今仍舊留在他的遷移地，固守著溝邊的幾畝不毛之地……」
與馬福全比，還有更不幸的人——該回家時已家破人散。
張方兒，富平縣一個無依無靠的可憐孤寡老人，這個瘦骨伶仃，頭髮雪白，臉和手都全似醬油顏色的八旬老漢，一身破舊的黑對襟衣服，已分不清顏色的褲子緊扎著褲腳，走路都隨時有被大風颳倒的危險。就這樣的年齡，這樣的身子骨，還得常年駝背彎腰，倨僂著身子在渭北高塬一個叫老王村那貧瘠的土地里刨食。
張方兒原籍華陰縣西陽鄉北嚴村，1956年，為響應政府號召，他全家五口遠遷寧夏陶樂縣新華公社西陶二隊。一天，張方兒的母親和他五歲的兒子冒著大風出外拾柴，不幸被風沙淹沒。父親前去尋找，也一去不歸。一夜之間，痛失三位親人，張方兒的妻子不堪此痛，跳河身亡。從此後，全家只剩下張方兒孤獨一人。1960年冬天，他越過黃河逃回了陝西。後來被政府安置在富平縣老王村。
1987年，移民返庫時，鄉親們曾想將這個可憐的老漢帶回華陰。可張方兒說：一家四口都在他鄉成了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了，我一個人還回什麼家？讓我留在富平，死後也在他鄉變成孤魂野鬼去會他們吧……
如今居住華陰市華西鎮良坊村的返庫移民李治同張方兒的身世有些相似。他的父親李志德也是以積極分子的身份帶領全家7口人遷到寧夏陶樂縣馬太溝的。1958年7月，李志德的父親李茂才到野外揀柴，被荒沙掩埋。1959年3月，李志德4歲的小女兒李菊葉患病無錢醫治早亡。
不久，李志德憂鬱成疾，與世長辭。1961年，李的老婆帶上剩下的三個孩子逃回陝西。因無力養活幾個孩子，只好將大兒過繼給別人，帶著小兒李治和小女兒改嫁到了華縣柳枝鎮豐良村。1987年，移民們都返庫了，李治焦急萬分，他奔走在母親居住的華縣柳枝鎮豐良村和妹妹出嫁的華縣柳枝鎮張橋村商量「回家」的事，可按照政策，他改嫁的母親和出嫁的妹妹已不能回「家」了，沮喪的李治只好隻身一人回到華陰市華西鎮良坊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們鬧著盼著好不容易才返回的庫區……
回到庫區，李治才發現通向富裕的「時空隧道」被堵死了，自己已迷失了回家的路，怎麼也走不進當年那個令人魂牽夢繞的「關中白菜心」，走不進那個富庶的家園。相反，貧窮像一塊揭不掉的牛皮癬膏藥牢牢地在他們的身上貼了二十多年。當城裡人以憶苦思甜的口吻訴說上世紀60年代自己僅僅只住了平房，70年代委屈于筒子樓，90年代屈尊于單元樓時，數萬名返庫移民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都「弓身」于自建的既矮小又簡陋的庵棚里。
採訪時，移民們告訴記者，那時，光禿禿的黃河灘上，到處都是用泥巴、樹棍、茅草臨時搭起來的庵棚，棚內四壁透風，室內並不比狂風呼嘯肆虐的黃河灘更暖和。這樣的茅屋，移民們住了十多年。十多個寒暑里，儘管政府為移民安身給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批給平價木材、鋼材)，但「積貧難返」的移民卻無力搬上村台，無力修建房屋，都住在不避風雨的臨時庵棚里……
大荔縣平民鄉三村六社的席小運，是移民中出了名的窮人。這個年輕時也曾是高高大大的關中漢子，如今已被歲月的巨大壓力與生活的重負壓得彎腰駝背，在人們眼裡變得越來越渺小和無足輕重。大多數時間，這位一身破衣，總散發出一種酸臭的老漢的臉部都被迫呈七十度左右的角度俯視地面，只有聽到雷聲時，他才會使勁后傾著身子，吃力地抬起頭，仰起那張已經溝壑密布的臉膛，用手在他那雙早已渾濁，早以沒有慾望的眼睛上方搭一「涼棚」，向天空張望那些翻滾的烏雲和不斷閃擊的雷電——他怕下雨——準確地說，他是怕下雨時他家那唯一的一間房子漏雨，他怕看見雨水浮起家中的小凳和臉盆飄搖時的情景，他怕雨中的一家五口無「立錐之地」……
每當此時，一個充滿疑問的強烈的願望總會在他心底湧起：什麼時候才能蓋一間不漏雨的房子？
席小運同大多數移民有著相似的經歷：年輕時響應政府的號召遷往了澄城縣越家莊，折騰得一窮二白時又返庫回到平民鄉。但他卻有著同很多移民不一樣的命運：妻子因嫌他太窮離他而去，他是以孤寡老人的形象「回家」的。「回家」后，人單力薄的席小運已無建房之力，只好「借」住在農建師遺棄的一間房子里。
房子共20平方米，多年風吹雨打，牆體已破舊不堪，牆上的石灰水泥已經脫落，露出磚頭的牆壁好幾處都開始裂縫，能看到外面的光線。但席小運也沒有財力去修復它，只是弄些稀泥堵上那些裂縫，掩蓋住房子隨時都可能垮塌的險情。二十多年來，只是女兒結婚時，他才借款將房頂翻蓋了一下，並在房子的旁邊用蘆葦搭了一間伙房。早些年，席小運一直住在四面透風的伙房裡，一任那風雨吹打和蚊蟲叮咬。近些年來，隨著年齡越來越老，他越來越廋弱的身子骨在隆冬季節實在抵禦不了關中那透心涼的寒風時，席小運才在徹骨的冰霜降臨前搬離似冰窟的伙房，與女兒、女婿和兩個外孫擠在那間只有20平方米的小破屋裡，等到春暖花開時再搬回伙房裡。
記者前去庫區採訪時正值2008年隆冬，春節期間的一場大雪襲擊了大半個南中國，也把八百里關中變成了茫茫雪原。這樣的季節，席小運自然只有「三世同堂」。走進那間搖搖欲墜的小屋，室內雖然十分昏暗，但門口投進的光線還是讓記者把室內所有的破敗盡收眼底：兩架用木板拼成的床並排擺在房間的兩端，床上堆著又臟又亂的被子，黑黢黢的棉絮從破洞露出，把主人的貧困潦倒暴露無遺。床與床之間有一個大紙箱和一個被塞得鼓鼓囊囊的編織袋，一看就知道那一定是這一家人的「衣櫃」。房中間有電燈，但沒有開，席小運苦笑著說：「沒錢交電費，不敢開。」牆角的小桌上，那台21吋的黑白電視被一層厚厚的灰塵包裹著，那是六年前別人買彩電后不要了送給席小運的，但席小運很少開它，因它老是波浪一樣閃著，還總是有影子沒聲音……
村民們告訴記者，不是這個家庭的人不勤奮努力，也不是他們沒有修房造屋的機會。1999年至2001年，省政府拿出3000萬元實施返庫移民安居工程，每戶移民可從中領取5000元的扶持建房款。可是，「上邊」給移民發放此款時，要強行扣掉400至2000多元，並且要房子建好后才能去領這個錢，席小運家無錢先建房，建房的機會就丟掉了。
錯過這次建房機會後，席小運曾同女兒、女婿商議：慢慢積攢，有錢時再修。女兒、女婿沒有文化，但特別能吃苦耐勞。不過，光有這些似乎還不行，在平民鄉那種基本上還是靠天吃飯的地方，人均一畝多地，風調雨順的年頭，撈個吃穿不愁就不錯了，還奢談什麼修房造屋？那可是需要幾萬甚至十來萬元鈔票才能去想的事情。對這個家庭來說，幾萬元甚至是十幾萬元那可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一家五口，兩個孩子讀書要錢，席小運年邁多病要錢，生活中的柴鹽油米要錢，席小運的女兒、女婿又沒有別的掙錢的手藝，想承包點土地又無本錢，更何況，聽說村裡好些人借了款也沒能租到地……
離開席家時，記者在想，席小運這輩子還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新房嗎？如果他自己無力建造，黨的陽光雨露能惠及這個被歷史遺忘了的可憐之人嗎？
29、「光棍」和「另冊移民」之痛
也許，在返庫移民中，馬進才一家的運氣可能要算是最背的了。
現年78歲的馬進才原系朝邑縣東社鄉東社村人，上世紀五十年代遠遷寧夏，在那裡受盡熬煎返庫后被安置在大荔縣平民鄉三村六組，全家6口人。
值得一提的是，馬進才有著一段與一般移民不一樣的經歷——1950年，他參加抗美援朝，經歷過無數槍林彈雨的洗禮。馬進才命大——戰場上，衝鋒陷陣，他居然能皮毛無損，全身而退。只是在一次戰鬥中，幾發炮彈爆炸在身旁，他被震昏過去，耳朵被震「背」了，腦子也不好使，有點痴獃。因作戰勇敢，馬進才多次立功受獎。他當過村長的侄兒回憶說：小時候，我看見叔父的獎章、證書一大堆。
一大堆獎章證書似乎並沒能改變一個功臣的命運，家庭貧窮，腦子已不太靈光的馬進才年過三十還婚姻無著，到後來，高大英俊的「功臣」只好同一因長期飲用高氟水而長得只有1米高的殘疾女子結婚。「搬一家，保千家」開始后，剛脫下征衣的馬進才又被選為積極分子「推薦」進了赴寧夏的移民先鋒隊。此後，鬧返陝、鬧返庫，到1987年真正能返庫時，家裡的全部「資本」就只剩下六口光消費沒進項的人了。
回到大荔縣平民鄉三村六組，馬進才一家接管了農工回城時留給移民的「戰利品」——一間半瓦房，大的瓦房約15平方米，半間8平方米。孩子們小時是一家六口都擠在那間大房子里，半間房作廚房。兒女們大了，就三個兒子住大間，老兩口和女兒住半間，廚房另搭了間庵棚。
就這樣，一間半破瓦房禁錮和封閉了馬進才全家的所有生活，返庫二十多年以來，一家六口在這個狹窄的空間年復一年地生活著，兒女們也在這樣的環境中長成了青年人、中年人。可怕的是，三個兒子在青年和中年時代都沒有談婚論嫁的經歷——也曾有人給馬家的老大介紹過，但女方一看那年久失修、破爛不堪的一間半瓦房便打退堂鼓了。
一間半瓦房堵死了馬家三個兒子的婚姻之路，此後，再也沒有人到馬家提親了。到2008年初，馬進才的長子馬立定45歲，次子馬喜貴40歲，三子馬喜年35歲，均是光棍。
望著幾個光棍兒子和殘疾的妻子，馬進才常常愁緒萬端，悲從中來，幾年前的一個春節來臨之時，他沒有寫辭舊迎新、祈求福祉之類的春聯，而是讓人寫了一幅充滿傷感凄切的對子：
夫妻今世緣，善緣、惡緣，有緣方聚；兒女前生債，討債、還債，無債不來。
馬進才說，自己今生欠兒子們的債太多，再不償還，來世就更還不清了。
他的第一個「還債計劃」是修房子，實施「築巢引鳳」工程。他發誓般地告訴鄰居：「就是賣血也要蓋房子，否則，馬家就會斷了香火!」
採訪馬進才已三年了，如今，馬進才家的房子蓋好了嗎？那延續血脈的「香火」可曾續上……
馬進才這個「光棍之家」折射出的只是數十萬移民貧困生活的一個縮影。在庫區採訪期間，移民中的光棍現象成了受訪者訴說移民窮困最多的例子，記者印象最深的有：四大司令王福義的兒子四十多歲了仍是光棍；劉長卯，1952年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二級傷殘軍人，回鄉后他同父母、弟弟遷至澄城縣劉家窪鄉，由於多次搬遷，窮得哥倆終身未娶。1986年去世時無子送終，生產隊將其草草埋葬；還有那個當初被譽為「富庶的小台灣」的古城村，如今卻成了單身漢成群的「光棍村」……
古城村，原屬華陰縣西陽鄉，共四個社，300餘戶，2000多人。五十年代，這裏的村民人均8畝土地，一個勞動日3至5元。移民張精團在給記者回憶他們當初富有的情形時曾舉例說：我家的那條大黑狗都挑食到了只吃白面饃和大米飯的地步，若哪一頓給它弄點雜糧之類的食物，它要麼絕食，要麼就生氣地用爪子把槽里的食物全刨到地上……
有地有錢的日子過了沒幾年，三門峽電站修建開始了。1956年，古城村1800多人遷往渭北高原，30戶150口人遷往寧夏陶樂縣。據統計，在寧夏的幾年間，古城村逃進沙漠后失蹤移民18人，活活餓死9人，差不多佔遷移人數的五分之一。由於飢餓與病魔的侵害，移民賣兒賣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現象則更為普遍。一李姓移民，為了救活被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竟用20斤糧票將妻子換給了別人。
1962年，移民返回陝西時，連同自然增長人口，古城村去寧夏的移民只剩下50餘人，100餘人或永遠地留在了毛烏素沙漠或流落他鄉。
1986年，移民返庫時，古城村改為華陰市華西鎮東陽村，幾個縣返庫的1800多個移民分7個組安置在此村。此時，該村村民人均土地1.7畝，村裡擁有「富餘土地」4000多畝，還有1000多畝河灘地。如果村裡能把四五千畝「富餘土地」承包給移民經營，大家的日子也許能過得不錯，但由於「上面」任命的村長王某專把「富餘土地」承包給外地人而不承包給本村移民，縣移民局規定的承包價為每畝70元至75元，王某承包出去每畝收280元，一年賺四十多萬，這樣的承包共進行了8年。
8年間，「上邊」委任的那位村長呼啦啦地富了起來，委任他的那些「上邊的人」也都年復一年地在這個村「分享勝利果實」——至1998年，村長成為了「王百萬」，擁有推土機、裝載機、三輛大卡車、一個大魚塘和十多間房屋，鄉里、縣裡一些幹部在每年的春節前夕，也都能得到村長送去的半條豬、一袋花生、一桶油還有大量棉花、蔥等土特產。
同村長及縣、鄉幹部們的富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移民難以盡訴的貧窮——村集體欠貸款86萬元，欠村幹部工資7萬元，該村移民的經濟收入在全鄉倒數第一。整體貧窮的後面是命運之神對貧窮者在住房、婚姻和教育等方面的「制裁」：1800名移民有900餘人無住房或住房條件極差；到2009年，全村因無錢上學或輟學造成文盲、半文盲1100餘人，移民中有「光棍」90多人……
據現居住在華陰市華西鎮東陽村（原古城村）的張緒祥、張精團、侯志鵬等人的統計，關於90多個光棍的統計數據是這樣分佈的：從未結過婚的青壯年光棍32人，結婚後，老婆不堪貧窮而離婚或隨他人私奔被「遺棄」的青壯年者36人，老婆病死後無力再娶的青壯年22人。
現東陽村四組瀋海文、瀋海峰弟兄倆是前文提到的馬進才那三個光棍兒子命運的「再版」：去寧夏時，爺爺、奶奶、父母一家五口（瀋海文生於安置區），爺爺餓死，奶奶改嫁。返庫后，父母常常生病，家裡除三間庵棚外別無他物。有人曾給哥倆介紹過對象，但一看那四壁透風的庵棚，女方轉身就走。
在這種被人瞧不起的眼神中，瀋海文成了43歲的壯漢，瀋海峰也進入了「不惑」之年，但這兩個已進入壯年的漢子卻錯過了「男大當婚」的時光。他們明白：自己的一生也許只有孑然一身了，即使有人願意跟著自己，但那建房需要的六七萬元，1.5萬至兩萬元的彩禮，那需要六七千元才能買到的項鏈、戒指、耳環，還有數千上萬的傢具，還有請客送禮需要的費用，要拿出這些天文數字一樣的巨款對於沈家兄弟來說比登天還難……
沉重的婚禮和高額的結婚費使得東陽村的好些個光棍在婚姻的殿堂之外望而卻步。該村一組趙志忠有兩個兒子,老大42歲，小兒38歲，皆是「快樂的單身漢」。有好心的鄰居不時給其提親，但趙志忠一聽便急：「你們誰要給他們提親，先把彩禮等費用借給我再說！」結果，兩個兒子的親事一次次與紅娘擦肩而過。
東陽村的單身漢們貧不擇妻了。該村四組張六前1962年從寧夏返陝時剛30歲。就在那年，嫌他太窮的妻子跟人跑了，三年後，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大他17歲的老婆。同老婆外出辦事，不知情的鄉黨們總問他，「六前，這是你媽？」不幾年，張六前的這個「媽」也因病無錢醫治而去世。張六前第二次淪為光棍。如今，已75歲的張六前仍舊單身……
在當地作家的筆下，還記錄著一郭姓移民的悲慘故事。六十年代末沒糧吃，老郭把媳婦送到黃河灘撿小麥。她嫌老郭窮，跟著一個傅姓的泥瓦匠老頭跑到了山西。老郭幾經輾轉，找到了她。媳婦說：「傅老漢沒有生育能力，我跟他也只想混口飽飯吃，我和你有感情。」老郭說：「既然如此，跟我回吧！」妻子跟他回到安置區——楊家窯村，妻子看到家徒四壁，鍋里沒面，房頂漏雨，睡到半夜就跑了。
三年後，老郭在山西又找到了妻子。妻子和他在村后的玉米地里過了一夜，並隨他回到了楊家窯村。兩個孩子已十多歲，看到孩子，妻子跪下說：「我沒有廉恥，拖累了你們！」悔悟並沒能戰勝家中的貧困和飢餓，呆了三天，她又跑了，至今也沒找到人影兒。
老郭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他嫁女兒換回了三百斤糧食；兒子36歲時找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寡婦……
在庫區，不光是光棍們可憐，還有一部分女人的經歷也十分凄楚傷悲。她們是遠遷寧夏、渭北，吃盡了苦頭的女移民或者移民的女兒。根據陝西省的有關政策，她們卻不能算作移民（陝西的規定是：女性移民嫁到非移民家不能算移民，非移民的女性嫁到移民家算移民）。不服氣的女人**時質問：「我們不算移民算什麼？」某官員回答：「算另冊移民」。
82歲的張雲霞就是這樣的「另冊移民」。
認識張雲霞是2007年的2月9日，一個寒冷得令人心裏發抖的日子。記者在華陰市的一家賓館里採訪了一整天，傾聽了一整天移民們用顫抖的聲音和著淚水訴說那段悲慘的歷史。傍晚，記者已感到很累了——心累——想休息一下疲憊的身子和放鬆一下緊繃的神經。這時，張雲霞來了，在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的攙扶下走進了記者下榻的賓館。
同許多移民一樣，張雲霞未語淚先流。這位白髮蒼蒼、滿臉皺紋的老人用她那難懂的關中方言土語說了些什麼我雖未能完全聽明白，但我卻完全讀懂了她那渾濁的老淚和呼天搶地的肢體語言里所包含的巨大傷痛——1956年7月，從華陰撫淮鎮桃園村三組去寧夏陶樂時，張雲霞一家7口。五年不到，那片令人恐懼的荒漠吞噬了她的五個親人：公公、公婆餓死荒丘，丈夫和兩個小叔子修路葬身於泥石流。返陝后，她不得不把兩個無力撫養的兒子送人，自己改嫁一庫邊農民后又生有兩兒一女。2000年，小兒媳在咸陽打工時900多元錢被賊偷后喝農藥尋了短見，把一個四歲的小孫子留給了她……
2006年，國務院（2006）17號文件規定：大中型水庫移民每年補貼600元，共補20年。張雲霞滿以為苦盡甘來，可以享受政府的一點恩惠。誰知，陝西的補貼政策規定：女移民嫁給當地農民后就不是移民，不能享受移民補貼。張雲霞聽后懵了，跌坐在炕上半天回不過神來。那之後，老說胸口被什麼堵住，出氣不順。
「出氣不順」的遠遠不只一個張雲霞。2008年8月的一天，30多個四五十歲的婦女吵吵嚷嚷地湧進了渭南市移民局，要該局領導給個公道。這些討公道的婦女來自韓城、白水兩縣，皆是移民的女兒嫁給當地農民后，在落實國務院（2006）17號文件時被列為另冊的移民。
市移民局的領導和幹部們在勸導30多個又哭又說的「另冊移民」時似乎有些「理屈詞窮」，只能甜甜地一口一個「大姐（或大嬸）」地叫著，在笑著把茶水遞給「大姐、大嬸」時反覆說：你們的處境和心情我們非常理解和同情，但有什麼辦法呢？上邊的文件就是這樣規定的。先回去吧，我們會把你們的想法和要求給上面報告的……」
曾參加過這次**的韓城「另戶移民」李翠告訴記者，「吵鬧了大半天，市移民局的幹部也為難，我們就回去了。」
30、被「壓縮」的返遷人數
1985年5月1日。農工圍攻省政府的第六天下午，鬧事的農工已喪失了初時的銳氣和耐心，還沒有堅持到下班就三三兩兩散去，整個辦公大樓又漸漸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這時，機要員收到了國務院來電，命陝西省省長李慶偉、副省長徐山林馬上飛赴北京。當天夜幕降臨之際，一架波音737客機從關中某軍用機場呼嘯而起，飛向北京。
兩位省長的此次北京之行給陝西帶回了決定15萬特困移民命運的中辦發（1985）29號文件。據中央辦公廳那份全稱為《關於陝西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的會議紀要》的29號文件記載：遵照***（時任**中央總書記）同志的意見，5月6日晚，胡啟立（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田紀雲（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志主持會議，聽取了陝西省李慶偉省長、俆山林副省長關於解決三門峽庫區農場職工到西安鬧事問題的彙報，並研究解決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的具體方案。
《紀要》是這樣介紹庫區移民和土地情況的：三門峽庫區現有移民40萬，其中15萬人生產、生活很困難，需返回庫區安置。目前，庫區共有土地58萬畝，其中，地方國營農場使用30萬畝，部隊農場使用22萬畝，地方其它單位使用6萬畝，另設有兩個兵器實驗靶場。
在「既要妥善安置移民，保證靶場兵器實驗的順利進行，又要安排好國營農場職工的生產、生活，照顧到部隊農場生產的需要」的原則下，會議確定了返庫移民的安置標準：分配土地，要低於未返庫移民的平均佔有水平，住房自建，國家只幫助解決一些公用設施，如道路、學校、醫療機構等。同時，會議作出了四項重要決定：
（一）從地方國營農場30萬畝土地中劃出20萬畝或更多一些，安置返庫移民。
（二）從部隊農場22萬畝土地中劃出10萬畝交地方安置移民。這些土地上已經建設的工廠、養殖廠及其生產、生活設施仍舊歸部隊農場所有。
（三）地方國營農場的土地減少后，可把一部分農場職工轉辦工業和多種經營。
（四）為了安置返回庫區的移民和幫助部分國營農場職工轉辦其他生產項目，國家需要在財力上給予適當支持。具體數額和渠道由陝西省委同有關部門另行研究確定。
中辦發29號文件是關中移民安置問題的一個歷史性文件，它最核心的內容是從庫區國有農場和部隊農場使用的50多萬畝土地中劃出30萬畝，安置生產、生活特別困難的15萬移民返庫。
中央的決策受到了廣大移民的擁護和歡迎，有力地化解了矛盾。在29號文件下達后的8月20日，陝西省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水利電力部聯合發文轉發了《關於陝西省三門峽庫區部隊農場划交地方十萬畝土地問題的協議》。1986年2月20日，陝西省農牧廳和渭南地區行政公署也發文轉發了《關於三門峽庫區國營農場給返庫移民划交土地的協議》。
從中央到省里的文件看，部隊和地方移交的30萬畝土地安置15萬人應該是不成問題了。但29號文件下達10個月後的1986年3月，情況卻在渭南地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渭南地委和行政公署《關於移民安置工作宣傳提綱》中，中央30萬畝土地安置15萬移民的決定先是模糊成了「中央反覆慎重地權衡了各方面的關係后，決定從部隊農場、地方農場劃出30萬畝土地來安置生產、生活很困難地區的十多萬移民返庫定居。」究竟是十幾萬？這份宣傳提綱在講了黃河不斷塌岸，扣除修建學校、醫院、圍堰村台等要佔地5萬畝（中央《紀要》下發后，渭南移民辦從部隊和地方農場接收土地31.2萬畝，據渭南移民局接收土地的人講，當時實際接收土地36萬畝）后，說「實際可耕面積僅有25萬畝，這些土地最多只能安置12萬移民」。
中央決定的用30萬畝土地安置15萬移民的決定在渭南地委和行政公署的這份宣傳提綱中第一次毫無根據地「縮水」。
那本完稿於1992年的《渭南市移民志》對於返遷人數「縮水」的情況作了這樣的記錄：「共安置返遷移民17633戶，73965人（其中包括通過非法渠道進庫安置的假移民約5000人）。」
對此，李萬明說：1985至1992年,我在移民辦庫區安置科具體負責返庫移民人數的統計匯總工作，在返遷工作結束時，各縣、市上報市移民辦，返庫人數報表的匯總結果是69750人。當我將這一結果報告給市移民辦主任鄭博時，他嚴肅地告訴我：「對這個匯總結果你一定要嚴格保密，絕不能透露給任何人，否則會出大亂子。」
李萬明強調，當時匯總的69750人中,還包括白水縣堯禾鎮的800名移民——這些人由於種種原因，後來又把戶口遷回了原安置區。因此，實際返庫總人數應減掉這800人,即實際返庫是68950人。但市移民辦1992年編寫《移民志》時,鄭博授意編寫人員將返庫移民總數擴大為73965人。
這些數字在後來編寫的《渭南地區志》中又有了新的變化：「1986年2月，地區召開移民工作會議，部署返遷安置工作，確定返遷人數12萬。分配各縣的控制指標是：渭南市1萬人，蒲城縣4．2萬人，大荔縣1．5萬人，澄城縣2．34萬人，白水1．03萬人，合陽7800人，富平縣7600人，潼關縣2000人，華陰縣500人，臨潼縣由縣上拿出意見后商定。安置在朝邑灘50000人(含由潼關安置4400人)，沙苑庫區30000人，華陰庫區40000人。截至1989年底，共批准返遷移民21212戶，100376人，實際進庫18088戶，79194人。」
如果李萬明反映的實際入庫68950人屬實，《移民志》公布的數字「長」了5000餘人，《渭南地區志》公布的返庫人數「長」了1萬多人。但不管怎麼「長」，這些數字離《紀要》所規定的返遷15萬人都還相差一大節。
為了給中央一個說法，在對外宣傳以及給省里和中央的彙報中，進庫安置的移民總數一直被渭南官方說成12萬人，比實際進庫安置人數超報4.6萬多人。1993年，李萬明把真實安置人數向中央舉報后，鄭博等人又將安置移民總數說成是「近10萬人」。
這些數字在很多文字材料中都能得到印證：1992年1月，渭南移民辦在給省移民辦的一份彙報材料中稱：「經各方面共同努力，渭南已成功安置移民12萬餘人。」事隔7年，這一數字卻悄然發生變化，在1999年3月一篇題為《走開發性移民道路》的文章中，鄭博向媒體宣稱：「十萬移民返庫平穩有序……」
對庫區的具體安置人數，在記者2006年5月19日採訪時，鄭博仍強調「安置了12萬人」。但當記者問及為什麼《移民志》上是73965人時，鄭博思考良久又糾正說，當時我們的確下達了12萬的指標，但實際沒安置那麼多。記者追問為什麼要按12萬而不按15萬下指標時，鄭博似乎明白了記者的意圖，乾脆承認：行署考慮人多了不好安置。記者問，改變安置人數是誰批准的？鄭博回答：未經國務院批准，也未如實報告國務院，是我們報經行署同意決定的，這個數字省移民辦和省里也知道。「沒有12萬移民為什麼要上報12萬？」鄭博坦言：為了在中央爭取更多的移民資金。
此後，渭南的確爭取到了不少資金——中央有關部門仍按15萬人給予撥款1.2億和劃撥土地30多萬畝。接著，渭南移民辦經市府、省府、水利部，又先後向國務院呈報了《移民安置補充規劃報告》、《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遺留問題近中期規劃報告》、《移民遺留問題處理2002－2007六年規劃報告》以及其它各類名目的項目索款報告計6.5億。其中大部分報告經國務院「同意」或「原則同意」后，便由中央財政逐年逐項向該移民辦劃撥。同時，渭南移民辦還向地處河南鄭州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多次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經費、器材及小車等。於是，渭南移民辦成了當地「錢多地多、家大業大」的「款爺」。
在對鄭博採訪后不久，記者供職的刊物準備刊用披露渭南官方「壓縮」移民返庫人數的稿件時，渭南官方對這一問題有了新的說法——2006年6月24日，渭南市宣傳部、渭南市移民局的領導到記者供職的雜誌社說情不要刊用稿件時，說出了一番與鄭博的說法完全相反的話——渭南移民局局長安某說：「沒有安置12萬移民，是根據某中央領導的意見辦的」。
無獨有偶，2006年，已退休的原陝西省移民辦主任趙建華在一次會議講話時也重複了安局長的說法。
趙建華講這番話是從宣傳的角度引入的，「完善移民後期扶持工作，有時在工作中出現個別問題，往往是難免的。因此，國家的宣傳提綱指出，要客觀評價移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嚴格規定了宣傳報道的審批程序。我幾次到北京參加政策研究，會後材料全部收回，你電腦里有與會議有關的資料也要自覺刪除。當時，我意識到國家對解決這個微妙、敏感問題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是嚴格保密的，以免有人會自覺不自覺地泄密，影響穩定大局。」
接著，趙主任說：「在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1985年，黨中央、國務院決定三門峽移民返遷庫區安置15萬人。在返遷過程中，中央某領導同志在小浪底工程開工會議上要求，要控制三門峽庫區返庫安置的人口規模。據此，水利部正式下文要求我省控制在10萬人以內，我省的實際控制人數為93588人，是完全按中央的精神執行的。」
趙主任這段故弄玄虛的講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質疑。
有人斷言：這種說法要麼是拉虎皮做大旗，為自己的錯誤作法壯膽，要麼是無中生有地撒謊，有意混淆視聽。據《渭南移民志》記載：移民返庫工作到1988底就已根據中辦發（1985）29號等文件規定的時間完全結束——也就是說，渭南方面壓縮返庫人數、土地等問題在1988年就已成定局，這期間，1986年在庫區進行了3個鄉的試點安置，1987年進行大規模的全面安置，1988年進行最後的掃尾安置，形成了大荔縣共六個移民鄉——即：沿黃河從北到南的魯安鄉、平民鄉、趙渡鄉、雨林鄉，沿渭河東邊的葦林鄉和西邊的迪村鄉。華陰市沿渭河南岸從西到東形成了焦鎮鄉、五合鄉、北社鄉三個移民鄉。
這一返遷事實的形成過程並非趙主任所說的是在「小浪底工程開工會議」期間，而是遠在小浪底工程開工會議的3年前。
從時間上看，「某中央領導」不可能講這句話——移民返遷到1988年就已結束，小浪底水庫1991年才經批准修建，開工也是1991年以後的事了。也就是說，中央某領導同志不可能在渭南方面壓縮返庫人數和土地等問題已成定局3年後才「要求控制三門峽庫區返庫安置的人口規模」。
從「某中央領導」的行政水平看，他不可能那樣講——明知你渭南未按中央的決定辦，他會順著你渭南的錯誤以放馬後炮的方式來破壞中央領導集體的決定？他會明知你渭南已違反了中央的決定還自告奮勇地來幫你承擔責任？
還有一個重要證據可以證明「某中央領導」沒有講那樣的話——陝西省檔案館一個叫王秦川的工作人員寫了一篇《黨的陽光政策與三門峽水庫移民檔案》的文章，據王秦川講，陝西省三門峽水庫移民檔案主要保存在陝西省委、陝西省政府、省水利廳、水保廳檔案之中。對返庫人數和土地，王秦川是這樣講的：「1985年5月8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以(1985年)29號文下發了《關於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的會議紀要》，決定由庫區國營農場和部隊農場退交30萬畝土地，國家拿出1.2億元，對生產、生活特困的15萬移民遷回庫區重新安置」——如果中央的這一決定後來被「某中央領導」糾正為用15萬畝土地安置七萬多移民，那麼，這麼重大的決定一定會在當年陝西省委、陝西省政府、省水利廳、水保廳的檔案之中留有記載，王秦川也一定會在他的文章里講出陝西變化返遷人數和土地數量的根據——但文章中沒有這樣的內容。
移民們認為：此話即使確系某中央領導所講，也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因為，用30萬畝土地安置15萬移民是黨中央、國務院經過反覆調研、論證後集體研究決定的，代表著執政黨和政府的意見，也順應黨心**，應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文件即使有錯，確實需要大幅度減少返遷移民人數，終止對原發文件的貫徹執行，應由地方政府逐級呈文上報請示，最後報請中央和國務院決策與定奪。可在減少一半返遷移民人數時，渭南地委和地區行署有沒有向陝西省委和省政府呈送上報請示的文件？陝西省委和省政府有沒有向中央和國務院呈送上報請示的文件？黨中央和國務院有沒有向陝西省下發正式批複？
答案可以肯定，到目前為止，請示和批複的程序未曾啟動和實施過，請示的文件和中央、國務院的批複也都未曾出現過。在中央對大幅度壓縮返庫人數根本不知曉的情況下，渭南市政府隨便根據某個領導的一句話就把黨中央、國務院的
文件否定或改變了，這是錯誤的。
還有人認為：某中央領導如果真的講了那句話，水利部真的也發過文件，那也是一種違背「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的行為。某領導雖是中央領導，但他畢竟是個人，不是黨中央，也不能代表國務院，更無權以個人的名義改變中央文件的規定。水利部是國務院管轄下的一個部門，它更無權出文否定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的文件。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個人或下級對組織的決定進行否定是無效的。換句話說，中央規定安排15萬人返庫安置的「中辦發[1985]29號」紅頭文件，對渭南、對陝西乃至對水利部和某領導都具有權威性和約束力，任何個人和下級組織只能無條件執行，不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否定、改變，更不能另搞一套。
事實證明，渭南地區行署減少返庫移民人數，省下的「富餘土地」和資金在侵害關中移民利益的同時，也加劇了這一地區腐敗的滋生——日後，「富餘土地」、「富餘資金」給一些人隨意將移民款外借，隨意處置富餘土地等侵害移民利益的行為留下了偌大的自由活動空間，也為庫區的穩定不斷製造著禍患與麻煩。
31、「預留土地」留給誰
渭南地區行署的「渭政發（1999）51號」文件對「富餘土地」的含義作了這樣的界定：「渭南地區從大荔、華陰、潼關三縣、市庫區的部隊農場、地方國營農場和庫區周邊鄉村接收回來用於安置移民的土地中，除用於公共設施佔地，按人均二畝劃分給移民的耕地（含庄基地）以外的其餘土地」叫「富餘土地」，是為安置移民的預留土地。
初次接觸「預留土地」，記者感到困惑：富餘土地既然是庫區為安置移民預留的土地，但三門峽庫區的移民安置1988年就已宣布結束了——事實上，此後再也沒有安置過移民，那麼，這些「預留土地」用作了什麼？
對這個關鍵問題，渭南地區行署的文件中沒有講，也沒有哪位領導講過移民
安置預留土地去向，文件中只是講怎麼承包和有償使用移民安置預留土地，怎麼管理用預留土地賺來的錢之類的事。到後來，政府的官員和文件乾脆不講「預留土地」了，改稱為「富餘土地」——即安置移民后多出來的土地。從理論上講，既然是多出來的，這部分土地的使用權及收益的支配權自然也就在當地政府了。
採訪中，記者了解到，從部隊和農場收回的31.2萬畝土地，1989年前都由返庫的移民耕種著。但1990年，當地政府找了個「返庫移民未達到預定數量，要預留一些土地，以備將來可能返庫的移民之用」的理由，將移民耕種的土地收回了11萬多畝——這個數字的根據是，據省原移民辦主任趙建華講，「庫區修建道路、學校、醫院等公益用地約5萬畝」。庫區的公益用地是否有5萬畝之多我們姑且不論，庫區移民是否得到了中央文件規定的人均2畝也暫且不談，就照趙建華主任的說法算，部隊和地方農場交出的土地在給返庫的7.3萬多移民人均2畝后也還應剩餘11萬畝左右。
事實上，絕大多數移民是沒有達到兩畝土地的——據大荔縣政府的資料公布的數據：本縣移民平均分地1.7畝。在三陽村，移民佔地不足一畝。那麼，庫區的「預留土地」或「富餘土地」肯定還會比11萬畝這個數字多出一大節。
渭南市政府的「渭政發（1999）51號」文件規定：被收回的11萬畝（或更多一些）「預留土地」或「富餘土地」由各縣、鄉政府託管。
從此，出租、安置非移民甚至乾脆將讓「預留土地」「消失」是部分縣、市政府「託管」「富餘土地」時的主要方式。
對富餘土地的出租，移民們一開始就想不通：「本來屬於我們移民的地，卻成了一些官員的搖錢樹。土地流落到土地販子、某些官員、企業主以及與掌握土地發包權者關係密切的其他人手中后，他們以發包或者出租的方式一倒騰，土地承包價格就超過初始的承包價格好幾倍。」每個提到這個話題的移民的語氣里，都有一種深深的傷感和憤怒。
地位的低下和身份的賤微，普通的農民要取得土地的初始承包權，幾乎沒有可能。他們只能從政府幹部、土地販子或其他人手裡拿到二手、三手甚至四、五手的轉包地。這時的承包價格已經高漲到他們所能接受的極限。
即使如此，他們卻仍要花高價向人承包。因回庫移民人口的增長使得很多家庭的土地捉襟見肘。北社鄉北社村農民張彥龍對記者說，很多人丁興旺的家庭，能有一半人分到土地就已經不錯，有的八口之家只有兩個人的地可供耕種，要想靠著土地吃飯，惟一的出路就是去包地。
在這種情況下，承包土地的後果可想而知。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農民王某向記者透露，2007年，他們以每畝400元左右的價格從別人手裡包到手的土地，非但沒有賺到錢，還因為種地貸款欠下銀行一屁股債。
